在利用檔案方麵，應該指出，到檔案館查檔固然是重要途徑，但還有其他重要途徑不要忽視。第一，要十分注重重要出版物（包括傳記、年譜、文集選集、資料彙編等）中已經利用和公布的檔案。第二，要重視重要會議的紀要、簡報，這裏有許多豐富的曆史材料。如廬山會議簡報，就包含許多黨史材料。每次開會批判，都要把過去的老賬翻過來，你看一遍會議紀要，等於是重溫一次黨史，而且很具體，有很多不知道的史料。第三，同時也要注意報刊文章中公開的材料，特別是最近幾年公布的更多。如第五章第四節第三目“社隊工業的興起”中浙江永康縣銀行幹部周長庚關於社隊企業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信，毛澤東支持社隊企業的批示，鄧小平落實情況的材料，就是在農業部的內刊《農史研究》上看到的。還有無錫社隊企業受到重視的情況，是從《無錫縣誌》上麵看到的。也就是說，要天天看報看新出的雜誌、圖書，留意新公布的檔案材料。
四、十分重視口述史料的采訪、搜集和整理
在這方麵，我們當代所做了許多工作。當代所創辦之初，因為當時沒有地方，就在中南海“西樓”進行國史大討論，順著曆史發展，把各個時期的重要事件和主要問題討論了一遍，又就各卷的編寫提綱討論了一遍。鄧力群同誌主持，大家發言，最後鄧力群總結。他係統講解了他親曆和了解的新中國發展過程中的要人大事。
還有很多部門的負責人應邀到我們所來作報告，如袁寶華（經委）來所作了係統的關於經濟工作的係列報告。來所作專題報告的還有李淑錚（中聯部）、俞雷（公安部）、袁木（國務院）、劉吉（國家體委）等部委的負責人和吳仁寶（華西村書記）、秦振華（張家港市委書記）、王偉成（江陰市市長）等基層負責人。他們都提供了寶貴的口述曆史。李力安同誌親自帶領訪問了宋任窮、陳錫聯、李德生、吳德、賽福鼎、楊貴等領導同誌。他還帶隊到江蘇、浙江進行鄉鎮企業調查，到山西進行大中小學國史教育現狀調查，調查結果出了一本專著。
我們第三研究室的同誌還訪問了汪東興、耿飆、廖漢生、錢敏、房維中、龔育之、唐由之（給毛澤東做眼科手術的）、周海嬰（魯迅之子）、謝鐵驪（著名導演）、盧荻（北大教授、整理《水滸》談話）、鐵瑛（浙江省委書記）、曹鴻鳴（江蘇省委書記）、王敏生（蘇州地委書記）等同誌。
采訪的作用，不僅僅了解史實，還能對曆史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和認識，還能從他們那裏得到重要材料。舉例來說：訪問西南三線副總指揮錢敏，了解了三線建設的情況（包括上海工廠是如何搬遷的，攀枝花是如何選址的），還了解了有關彭德懷“文革”初期的情況。因為錢敏和彭德懷都是三線建設的副總指揮。當時，他們同住一個院子，彭德懷住前院，錢敏住後院，“文革”中，紅衛兵來提審彭德懷，是錢敏親自給周恩來總理辦公室打電話，請示如何處理。這些情況如不采訪當事人，無法知道。
采訪廖漢生，了解了粉碎“四人幫”前針對上海第二武裝可能發動反革命叛亂作出的軍事部署。本來書稿上寫了一段話：對於“第二武裝”的大本營上海此舉（指反革命武裝叛亂），葉劍英、華國鋒等早就料到，已經作了周密部署。在10月6日解決“四人幫”之前，就已布置東海艦隊從海上監視，駐鎮江的六十軍向無錫、駐浙江的一軍向上海“拉練”，從西、南兩麵形成鉗製上海之勢。
訪問唐由之了解了毛澤東做左眼手術的經過，澄清了《創業》批示是毛澤東看過《創業》電影後寫下的誤說。這種誤說，最初出自《毛澤東論文藝》中為《創業》批示寫的題注。這條題注說，春節以後，毛澤東做手術，還請做手術的唐由之等看了《創業》的電影，然後作了批示。大家就都這麼說。還有毛澤東批示的話“不利於調整黨內文藝政策”。當時，我看了感覺不通，後來到當代所，鄧力群同誌那裏有複印件，看了以後不是這樣，是把草字“的”當作“內”字了。唐由之說：毛澤東23日做手術，24日取下蒙眼的紗布，重見光明，很高興，還看文件，結果眼睛又痛了，又蒙上，怎麼可能允許他看電影呢？如果不訪問當事人，這中間的細節弄不清楚。
訪問蘆荻以後，就明確關於《水滸》談話是8月13日而非14日（有整理的記錄稿為證）。14日是發出的日子。
聽龔育之談科學院彙報提綱，他指出，不能說要用科學院彙報提綱來指導上層建築以至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頓，不是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嗎？既然是第一生產力，怎麼僅僅是指導意識形態呢？聽完以後，我們豁然開朗，還是說指導科技、教育、文化領域，比較好。
訪問耿飆收獲很大。他講了華國鋒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合國發言的稿上仍然寫上“按既定方針辦”寫批語的事。華國鋒11月2日寫批語：六個字錯了三個。然後華國鋒到耿飆那裏問怎麼辦。耿飆說沒問題，北京與紐約有13個小時時差，讓韓念龍發電報通知喬冠華糾正過來，來得及。華國鋒還說，最近有事，我親自打電話找你，秘書打電話不算。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一次重要談話。像這種材料不是訪問當事人，無法得知。
以上所說口述史料、檔案資料等往往需要綜合起來考察和運用。如第十章寫到的南京事件，就是一個例子。一般經過，我們在南京大學查了檔案；南京事件發生後，以中央名義發電話通知壓製。南京反彈，南京街頭於4月3日又刷出15條大標語及其內容，是江蘇省委辦公廳向我們提供的檔案，是當時有關部門的報告，是可靠的；1976年3月31日，南京汽車廠製泵分廠職工在南京的鬧市新街口東側南京軍區的圍牆上麵，貼出一條大標語，內容是：“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直接點明鬥爭目標。這些內容寫到《國史稿》第三卷中去了。當時我剛好在南京，是我當場看到的。當天下午我回到我工作的單位淮安師範，路過清江市，就看到八麵伏廣場中間有一個小花圈。我們通過現場目擊、當時的檔案材料和口頭采訪，多方麵收集和整理資料。這是我們的史書寫得比較真實、生動的重要原因。
五、研究國史，心裏要掛著問題，時時處處留心，同國史編研聯係起來
毛澤東寫批語推薦的徐寅生的《怎樣打乒乓球》，希望沒有看過的同誌看一看。其中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把日常遇到的事情同打乒乓球聯係起來，從中受到啟發，改進和提高打乒乓球的技術。我們做國史編研工作，道理也是一樣的，而且可能比打乒乓球更重要。讀書看報，時時留意，有用的史料，好的文章和語句，包括別人的觀點、自己的閃光的思想，隨時記下來。盡可能搞剪報，搞摘記，長期積累。比如，音樂家傅庚辰在一次發言中談到，夏衍告訴他，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後來改為“二為”方向，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前，夏衍首先在列席政治局會議時提出來的，夏衍說：我沒有解釋理由，我不能給政治局講課啊！我聽了以後就趕快記下來，這些材料將來可能能用上。再比如，我讀到列寧的一段話，對於怎樣評價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有指導意義，記下來備用（下麵具體講）。再比如，究竟怎樣寫曆史算是做到了“曆史與邏輯的統一”？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這兩年，我就注意收集這方麵的實例，看別人寫的文章時注意，自己寫東西也盡量這樣做。我覺得胡喬木論中國為什麼選擇社會主義，胡繩論中國為什麼不能走資本主義，這兩篇分別從現狀和曆史進行分析，在曆史與邏輯統一方麵做得比較好。我們如果能夠從馬恩著作、列寧著作、毛澤東著作，以及一些曆史著作中，找到10到20個例子，同馬恩關於曆史與邏輯的統一論述編在一起，可以學到這方麵的知識和本領，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六、要注重理論思考
弄清史實（來龍去脈）、辨明聯係（前因後果）、作出判斷（是非曲直）、提煉概括（探尋規律）、回答問題，曆史研究與編纂的這些基本環節，都需要注重理論思考。在《國史稿》第三卷編寫過程中，我們遇到的問題大致有兩類。
一類是對理論問題和曆史問題的總的判斷。如：
1.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指稱問題，是理論，還是戰略，還是思想，還是主張，還是戰略思想？五種說法都是比較權威的。胡喬木接受鄧小平交的任務，組織撰寫的文章，稱理論，題目就是《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中說“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這一戰略原則”，又說：“毛澤東同誌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有兩種提法，一個是“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主張”，另一個提法是鄧小平同誌1974年4月12日在聯大有個發言，全麵係統地說明“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中國共產黨曆史大事記》也稱“思想”。《國史稿》第三卷最終采用“戰略思想”的提法，第七章第五目的標題為：“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提出”。“戰略思想”的提法，不說“理論”但兼顧“理論”。
2.“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是否是“全麵整頓”？我們的《國史稿》第三卷分析了整頓的三個階段：重點整頓，整頓的全麵展開和深入發展，全麵整頓的部署和整頓的中斷，說明鄧小平部署了全麵整頓而還沒有來得及搞（準備今冬明春進行）就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而中斷了。故第九章第二節的標題為“鄧小平主持1975年整頓”，而沒有用“全麵”二字。這同黨史二卷的“鄧小平主持1975年全麵整頓”的提法是不同的。後來，在紀念中國共產黨90周年時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大事年表沒有再用“全麵整頓”的提法，用的是“對全國各方麵的工作進行整頓”，“整頓被迫中斷”。在評價曆史的時候，局部、全局，各方麵、全麵，程度是有區別的。要在一個水平麵上用。反右派鬥爭擴大化是局部而非全局的錯誤，1975年整頓說是全麵整頓，尺度就不一致，就擺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