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新民報》被封的誘因不止一端，其中導火索是鄧季惺在國民政府立法院上的言行，引起了最高當局的忌恨。
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為所謂的“行憲”，在遍地烽煙中開始搞“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的選舉。陳銘德、鄧季惺不顧家人強烈反對，分別參加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的競選。他們決定這樣做，主要是出於保全自己事業的目的：《新民報》五社八版均在國統區，躋身於國大、立法院這些國家權力機關，對《新民報》來說未嚐不是一件好事。當然，也不排除兩人當時對國民黨施行“憲政”還抱有一線希望。中國走向民主、法治是他們最大的政治期待，隻要有一線可能，他們也願意去嚐試努力。特別是鄧季惺，用她兒子吳敬璉的話說，“她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
10年前劉湘統治四川時，陳銘德就被推選為國大代表；1946年1月重慶政治協商會議議定，戰前選出的代表依然有效，所以陳銘德參加了同年年底在南京召開的“製憲”國大。根據國民大會組織法，這次“行憲”國大代表總額為3045人，其中職業團體（包括農、工、商、漁、教育、自由業）487人。陳銘德參加的是“職業選舉”，即自由業中的新聞業選舉。職業選舉由各行業自行操作，《新民報》在西南區（四川、雲南、貴州）新聞界聲名遠揚，陳銘德在競選中也就沒有遇到多大阻力。
參加四川區域立法委員競選的鄧季惺卻遇到了麻煩。立法委員總額為773人，其中四川省分得53人。選舉法規定，女性議員名額約為十分之一，因此四川省至少要選出五名女性立法委員。那時國民黨政府早已公布了《戡亂建國綱領》，鄧季惺還在反對內戰，主張和平、民主，所以一開始就受到國民黨的排擠，不予提名候選。國民黨為了主導選舉，特設了一個籌辦選舉的機構“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事務總所”，地方再設分所，以指揮和監督選舉事務。國民黨控製下的國代、立委選舉，原規定參選者先進行簽署——一定數量的選民聯署支持成為候選人，旋即發現聯署費時費事，改由政黨提名。雖然簽署方式並未放棄，但國民黨員參選，必須經由黨中央提名。國民黨又設立提名指導委員會和提名審查委員會，前者有委員數十人，派往各省市執行提名工作；後者設於中央，審查核定合格的候選人。各省市的提名指導委員會，與選舉事務所合並，由中央派去的大員和地方政要組成。除鄧季惺外，《新民報》的羅承烈也準備參加四川區域的立委競選，但兩人都沒有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提名。羅承烈無奈退出，鄧季惺絕不輕言放棄，她改而從事“自由競選”，由成都社同人代為湊足兩百個選民提名，取得了候選人資格。
鄧季惺“大鬧立法院”投票的日期一再更改，最後定於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選舉國大代表，次年1月21日至23日選舉立法委員。陳銘德、鄧季惺抗戰期間接納的地方勢力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四川省議會140多縣的參議員，大都在本縣為鄧季惺爭取了些選票。鄧季惺的家鄉奉節縣，因無他人參選，選票大多也投給了她。成、渝兩社的同人，都盡力為老板夫婦奔走宣傳，“活動”選票。經過多方努力，最後陳銘德、鄧季惺都如願以償，分別當選為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
從年齡、受教育程度等方麵看，這次當選的國代、立委、監委，“仍屬一代精英分子”。但是，選舉的過程烏煙瘴氣，混亂不堪。且不說選民登記胡編亂造，不少投票人懵懂無知，隻好請學童代填選票，鬧出“點秋香”的笑話，僅候選人請托行賄一項，就足以使這次大選蒙羞。蔣介石在國大代表投票前一日即1947年11月20日，專門下了一道《飭行政院製止全國各地競選流弊令》，於此可見奔營賄選風氣之盛。
在國共交兵、物價飛漲的形勢下，老百姓自顧不暇，哪裏還有興趣去投票選舉？國民黨內外有識之士曾建議推遲大選。1947年11月間，國民黨中常會推定孫科、居正居正（1876～1951），字覺生，湖北廣濟人。1905年留學日本東京政法學校，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致力於民族革命事業。1910年潛回湖北主持同盟會工作，籌備武漢地區起義。1912年民國成立，任臨時政府內務部次長。同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交通部長、國民黨上海聯絡處主任等職。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參加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部長。後回國參加護法、反袁運動，1919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任總務部主任。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常務委員。因反對國共合作，次年與鄒魯等人在北京召開西山會議，組成“西山會議派”。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因反對蔣介石一度被監禁。1932年至1948年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1949年去台灣，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評議委員。1951年11月在台北病逝。於右任、白崇禧、陳立夫等10人密集研商，看大選應否立即叫停。研商的結果是傾向停辦，但蔣介石堅持“選舉不能停辦，應如期舉行為宜”。蔣之所以一意孤行，目的有二：“開國會是要以民主的外觀實現他的全國最高領袖之夢，同時可以獲得美國的援助，‘早日消滅共匪’；前者是他的生平大願，後者是他的心頭大患。”為了能夠開會，國民黨當局不擇手段，尤其是強迫實行“退讓”政策這次大選，候選人改行政黨提名後，國民黨中央掌握著最後的核定大權。國民黨中央圈定的候選人，有正選與候補之別，正選無條件當選，候補隻能在正選出缺時遞補。另外，為了裝點“憲政”門麵，還必須有一定數量的青年黨、民社黨人士當選。國民黨雖欲嚴加控製大選，事實上卻無法做到。許多得不到提名的國民黨人，便以簽署的方式參加競選；那些被定為候補者，心中不服，也奮起與正選競爭。國大代表選舉結果，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預期當選而未當選者近500人，其席位被競選中表現突出的簽署參選者和提名候補者奪得。這一結果大出國民黨中央所料，遂要求非本黨提名而當選者退下，讓給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三黨提名而落選者。簡直是民主政治史上的一大笑話，喪失民心，莫此為甚；這次國代、立委、監委選舉，國民黨內部CC和黃埔兩係拚鬥得也十分激烈，“其嚴重性關係到國民黨在大陸上的解體失敗。”總之，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執意舉行的這次大選，“不得其時，絕不相宜”，圖了虛名而得實禍。
上海《新民報》晚刊。1948年3月29日，國民大會在絕食請願、陳棺請願的沉重氣氛中開幕。國大開幕前一天即3月28日上午，顏澤滋等10位被要求“退讓”的國大代表，悄悄進入國民大會堂，開始靜坐絕食。另一位被要求“退讓”的國大代表趙遂初，抬著自己買來的白木棺材，在會場外進行抗議，引來無數記者圍觀、拍照。在安撫、勸導均不奏效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采取強製措施，派40位彪形大漢，將10名絕食抗議者挾持轉移到國大招待所軟禁起來，趙遂初的白木棺材也被裝上一輛大卡車強行拉走。大會的重頭戲是選舉總統和副總統。1946年12月“製憲”國大製定並通過的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實行責任內閣製，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總統隻是虛君。蔣介石不願做有名無實的總統，聲明自己不參加競選，推舉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胡適是何等聰明之人，堅辭不就。而一幫“從龍”之士聞訊大驚，哭哭啼啼地懇求他們的蔣總裁無論如何要出任總統。國民黨於是召開中常會，討論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問題。會上，賀衷寒、袁守謙等與“三青團”有關係的常委，都主張尊重蔣的意見，張道藩、穀正綱等與CC有關係的常委則一致堅持請蔣出馬。雙方爭辯異常激烈，張群忽然站起來說：“總裁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並沒有任何實際權力，他隻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始自然不願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如果常會能想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願意當總統候選人的。”中常會推張群、陳布雷、陳立夫去征詢總裁的意見，蔣介石一看部屬已揣摩到自己的心思，也就不再忸怩作態，同意參加總統競選。於是，現代“叔孫通”王寵惠博士等再定“朝儀”王寵惠（1881～1958），字亮疇，廣東東莞人。早年留學日本，研究憲政，後赴耶魯大學留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外交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後改任司法總長，同年7月辭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曆任國民政府委員、司法院長、中央監察委員。1930年至1935年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1937年至1941年任外交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一度代理行政院長。1945年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創立會議，參與製定聯合國憲章。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灣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司法院”院長，1958年在台北逝世。製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以緊急處分特權，並設法在國民大會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