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報》五社八版雖然在經營管理上屬於一個公司，由總經理陳銘德總攬全局，但五社八版不設總編輯，對各社各版的政治態度沒有嚴格劃一的標準，基本上隨各個版的主持人和言論編輯人的政治態度而異趣。《新民報》各版不斷“滋事”使國民黨當局傷透了腦筋，決計通過設總編輯的方式，達到從內部控製《新民報》的目的。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許孝炎請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鄧友德（鄧季惺弟弟）出麵，對陳銘德假以辭色說：國民黨中央已決定查封《新民報》，但他們為了這個已經辦了近20年的事業，同蕭同茲（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彭學沛（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吳鐵城（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商量結果，想由《新民報》總管理處設一個總編輯，負責指導五社八版的言論工作，來挽救報社危局；總編輯人選也已找好，就是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新聞事業處處長的彭革陳。
陳銘德考慮到按當局意圖設一個總編輯，以後報紙再遭受迫害，也有人出麵為自己排憂解難，況且彭革陳是《新民報》股東，又是自己的朋友，比較容易相處，就接受了這一建議。1947年4月14日，《新民報》股份公司在南京舉行董事、監察聯席會議，通過了總管理處設置總編輯並由彭革陳擔任的決定，並通過了由羅承烈、趙超構、彭革陳合擬的五社八版總的言論方針：
本報的整個意識形態，應以客觀的態度，發揮民主自由思想原則；本報立場應在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及促進人民自由幸福之前提下，不偏不倚，不囿於任何黨派之立場；本報各個地方版以及同一版麵之新聞態度與言論方針，應力求統一；並需嚴格遵守總管理處之指示，力求避免有自相衝突矛盾之情事發生，尤忌各自為政，自由發揮其個人思想自由之作風。必須牢牢記取“報社有自由，個人無自由”之原則。在言論方麵，要求不受任何黨派意見之束縛，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對政府施政的批評，應取建設態度，不作消極的諷刺或破壞性的攻擊，應審度當前的社會環境，采取穩重而進步的言論標準。在編輯方麵，要求對國際國內要聞處理，態度力求嚴肅公正，並多用本報特訪消息；社會新聞應避免作政治性之宣傳和主張，應幽默多於刺激。在采訪方麵，要求對實際政治問題之訪問與描寫力求客觀，最忌受人宣傳，被人利用；對政治社會人物之描述，尤不應有個人愛憎之表現。
在這次董監會上，陳銘德還作了《本報言論編輯方針總檢討》：“過去各版連續出毛病，在於各自為政，個人有自由，報社無自由，而作風上偏於幽默諷刺，缺乏一種積極性的嚴肅穩重之泱泱風度。”“本報雖擁有廣大群眾，但隻具有社會影響，而政治上影響並不大，國際新聞界雖很重視本報之超然立場，但也隻限於消息報道。今後應該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間報紙之公正立場，發揮言論上之領導作用，使政治影響能高於社會影響。”
彭革陳擔任總管理處總編輯後，除了和陳銘德一起奔走各社“救火”外，根本不能左右各版言論編輯。這種不尷不尬的職位使他頗感無趣，上任兩個月即離京返渝，仍去做川康興業公司總稽核去了。當初吳鐵城曾麵授機宜，要他切實掌握《新民報》五社八版言論編輯工作，使其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彭革陳1948年5月再來南京，吳鐵城責備他沒有負責把《新民報》的工作做好，方治也麵斥他被陳銘德利用，和《新民報》一鼻孔出氣。
問題不在於彭革陳不負責任，也不在於陳銘德及《新民報》同人故意和當局作對，關鍵是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使人齒冷，民心喪失殆盡。1947年5月20日，正是四屆三次國民參政會開幕的當天，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四市學生聚集南京，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蔣介石出動全市警察、憲兵，打傷學生百餘人，逮捕20餘人，釀成震驚全國的“五·二〇”血案。第二天，南京《新民報》日刊根據數名記者的現場采訪，以《昨日淒風苦雨天愁地悲》為通欄標題，詳盡地報道了事件經過。然而，首都衛戍司令部卻認為《新民報》報道失實，天天派員到編輯部糾纏。
陳銘德正在南京與當局周旋之際，5月25日，上海方麵又傳來噩耗：《新民報》上海版和《文彙報》、《聯合晚報》一起，被上海“黨政軍會報”勒令停刊，罪名是“破壞社會秩序，意圖顛覆政府”。停刊通知送達當天下午，武裝特務即進駐報社予以執行。幾天後，在議長潘公展操縱下，上海市參議會全體通過“永遠不許三報複刊”的決議。陳銘德、彭革陳跑遍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政府、參議會、警備部，最後上海市參議會和國民黨中宣部聯合提出兩點，作為《新民報》上海版複刊的條件：（一）由中宣部“介紹”上海版總編輯；（二）由潘公展、方治各“介紹”記者一至兩名。陳銘德無奈隻好接受了這屈辱的條件。7月30日，上海版停刊兩個月後終於複刊。10月，“欽派”的總編輯王健民，帶著腰挎手槍的“記者”鄧武蓀、蔣誌清、郭良蕙等，大搖大擺地到報社上任。這樣的陣勢，在中外新聞史上堪稱“奇觀”！
與此同時，重慶社總編輯陳理源、成都社總編輯關白暉等兩社員工多人被捕。經陳銘德及各社負責人多方營救，這些被捕員工才陸續獲釋。可是半年之後，重慶社又有三名員工先後被捕。
這時的陳銘德感到心力交瘁，麵對一二知己，常常潸然淚下。
1948年6月24日，立法委員鄧季惺領銜30餘位立委，在南京立法院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質詢國民黨軍隊為何出動飛機對開封實施輪番轟炸，造成大量市民死傷，國防部長何應欽不得不於當天下午到會答複。第二天，《新民報》南京版日刊登出了何應欽關於中原戰局的檢討報告、立委們的質詢及何應欽的答複要點，同時登出鄧季惺等立委主張停止轟炸城市的提案。蔣介石怒不可遏，於6月30日親自主持官邸會報，悍然作出決定：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
當時陳銘德正在北平處理社務，聞訊鄧季惺“大鬧立法院”，知道《新民報》到了最後關頭，迅即趕回南京。他拉著彭革陳一道奔走權門，卻不得要領。陳銘德一看連續幾天查封命令並沒有下達，還抱著挽回的僥幸心理。7月8日，《新民報》南京版日刊以《豫東國軍空前大捷，一舉殲匪達十萬名》作為頭條新聞，希望借此討得當局的饒恕。然而到了晚上9點多，宣判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的公文終於送達他們府上：
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及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近更變本加厲，在豫東軍事緊張之際，企圖發動輿論，反對空軍對匪部之轟炸，顯係蓄意摧毀政府威信，中傷軍民感情，有計劃之反對戡亂步伐，實違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條第二、三兩款出版品不得損害中華民國利益及破壞公共秩序之宣傳或記載之規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應即予以永久停刊處分。
送公文的使者還特別強調，命令為立即執行，第二天即不得再行出報。陳銘德和鄧季惺立即趕回報社，約集全社員工開會，告訴大家，命令終於下來了。“正在寫稿的記者放下了筆，編輯放下了手中的版樣，排字工人放下了正在檢排的鉛字，幾個女記者和女職員已經忍不住哭了起來，更多的人則是懷著一腔悲憤，含著熱淚沉默著——報社周圍此時已經布滿了特務，高聲怒罵亦不可能了”。
張友鸞主辦的《南京人報》，第二天發表了一篇通訊，詳細地記錄下南京《新民報》被封當晚的情景：
九點多，中山東路的新民報社，來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內同事，聽候總經理的報告，一部分是同業和朋友，前來慰問。桌上電話鈴，響個不停，每個電話都是關心者的探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