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根據董事會決議，《新民報》總管理處在重慶成立，下設稽核、業務、秘書三室和供應部，陳銘德任總經理，羅承烈、張恨水、鄧季惺任協理。總管理處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會計製度重加修訂，貫徹由總管理處集中領導和成、渝兩社獨立核算的精神。總管理處的成立，使報社經營管理進一步資本主義企業化。
抗戰勝利在望，《新民報》公司已經糧草充沛，蓄勢待發。1944年5月，第三次股東大會決定增值增資為1200萬元；1945年3月，為複刊南京版做準備，陳銘德、鄧季惺再次召開股東大會，決定增資為2000萬元；6月，他們另組重慶新聞公司，集資3000萬元，作為上海版的創辦費。他們還把集資款和報社原有積累，買進黃金美鈔存儲，以規避法幣貶值風險。
真正讓陳銘德、鄧季惺感到自豪的是報社人才濟濟，戰將如雲。報社在重慶開辦時，職工隻有八九十人，到抗戰勝利，重慶、成都兩社職工已達300餘人。陳銘德帳下有可以倚重信賴的同鄉摯友、總主筆羅承烈，新聞界名宿“三張一趙”——張友鸞、張恨水、張慧劍、趙超構，重慶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編輯高手程大千、姚蘇鳳，主筆崔心一、方奈何，還有一大批年輕的編輯記者。另外，抗戰時期先後入川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老舍、田漢、夏衍、巴金、葉聖陶、朱自清、洪深、陽翰笙、陳翰伯、黃炎培、陳寅恪、章士釗、徐悲鴻、顧頡剛、吳宓等新朋故交，幾乎被陳銘德羅致無遺，成為《新民報》的作者。其中夏衍還親自主編過重慶《新民報》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譚》，陳翰伯曾擔任重慶版晚刊的副總編輯。如此強大的編采、管理陣容和作者群，放眼當時的民營報館，恐怕隻有《大公報》一家可以媲美。
抗戰勝利前夕，《新民報》管理層就規劃好了戰事結束後報社的發展藍圖：重慶、成都兩社繼續經營，由協理兼總主筆羅承烈負責；協理鄧季惺、副總主筆趙超構負責南京版複刊和上海社的創辦；協理兼主筆張恨水負責創辦北平社，鄧季惺協助籌備；陳銘德在重慶完成調度工作後，將總管理處遷往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苦撐八年之久的中華民族，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按照事先的規劃，陳銘德坐鎮重慶，調兵遣將，指揮同人兵分三路從9月起先後出川：一路是鄧季惺、張友鸞、張慧劍、程大千、鄭拾風和配備的經理、印刷部門人員分乘飛機、輪船赴南京；二路是趙敏恒趙敏恒（1904～1961），江蘇南京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官費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文學院學習，後轉入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獲得碩士學位，被留美學生會推舉擔任《中國留學生月報》總編輯。1927年夏回國，擔任北京《英文導報》副總主筆，兼任中國大學教授。1928年8月受聘於英國路透社，先後擔任南京特派員、漢口特派員、中國分社兼重慶分社社長，還曾兼任美聯社駐南京特派員。“九一八”事變後，美國國際新聞社、倫敦每日電訊社、日聯社、朝日新聞社、塔斯社都曾聘他發布新聞。在路透社工作期間，因搶先報道國聯李頓調查團報告、西安事變、開羅會議等事件，享譽國際新聞界。1944年，經英、法去非洲采訪，因在重慶《新民報》連載《倫敦去來》，揭露英國殖民主義者在非洲的殘酷統治，受到路透社指責，憤而辭職。後任重慶《世界日報》總編輯，1945年10月起任上海《新聞報》總編輯，兼任複旦大學新聞係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複旦大學新聞係采訪與寫作教研組主任。1955年7月因“國際特嫌”受到審查，1961年在江西逝世。周重光等赴上海；三路是張恨水、方奈何等去北平。
《新民報》女管家鄧季惺，在抗戰勝利後一年內“開疆拓土”的氣勢和效率，讓同行驚歎不已：
1945年9月18日，鄧季惺隻身一人從重慶飛抵南京。到南京後，立即將新街口原來的報社社址收回，作為總管理處辦公地址，又租下中山東路一幢樓房，作為報社社址。本來，原計劃張友鸞、鄭拾風是和鄧季惺一起複刊南京版的，可兩人乘船到南京後卻離開了《新民報》，張友鸞帶著鄭拾風去複刊自己的《南京人報》了。鄧季惺硬是克服了種種困難，於1946年元旦在南京出版《新民報》晚刊，這是繼國民黨《中央日報》在南京複刊的第二家報紙。同年10月10日，《新民報》南京版日刊也成功複刊。鄧季惺親任南京社經理，總編輯、采訪部主任分別由曹仲英、浦熙修擔任。
南京版複刊、上海版創辦籌備工作告一段落後，鄧季惺即飛到北平，冒著嚴寒滿城尋找合適的社址，最後以1400兩黃金購得東交民巷瑞金大樓作為北平社社址，還為張恨水買下了一處宅子，供他到京後安頓家小。北平版本來由張恨水負責籌備創辦，可是他攜家帶口，一路輾轉到北平時，已是1946年2月，社址和印刷、辦公設備鄧季惺已經置辦停當，不勞他費心了。1946年4月4日，《新民報》北平版日刊創刊。報紙創刊之日，發行即達四萬多份，一躍而居北平報紙發行之首。
南京《新民報》日刊1946年10
月10日社論《複刊致詞》。上海版的創辦原由趙敏恒主持。趙敏恒到上海，向怡和洋行租下圓明園路50號房屋作為社址後，就參加《新聞報》去了，創刊工作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南京諸事稍有頭緒，鄧季惺馬不停蹄趕赴上海，和趙超構一起接手上海版的創刊工作。她幹脆在圓明園路50號樓內為自己安排了一個床鋪，吃住都在這裏，不分晝夜地籌備起來。南京是《新民報》的發祥之地，北平是張恨水的成名之地，《新民報》在這兩個城市複刊、創刊，雖有不少困難，但總體上還比較順利。但是上海人地生疏，報館又多，在這裏開辦一份新報紙，困難和風險可想而知。陳銘德、鄧季惺知難而上，冒險出擊，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第一，因為上海是東方大港、國際市場，中外觀瞻所係，要在國內以至世界報壇上爭取地位，必得在上海取得一席立足地；其次，上海人文薈萃，組稿組畫容易，可以同時供應其它四社七版的需要；再次，便於為其它四社采辦紙張和其它印刷物料。”陳、鄧二人的膽識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1946年5月1日，《新民報》上海版晚刊正式發刊，經理鄧季惺，總主筆趙超構，總編輯程大千。隨著國民政府還都，陳銘德已將總管理處遷到南京。他也來到上海，和同人們一起住在報社，苦撐苦鬥，直到上海《新民報》晚刊的銷路趕上或超過其他晚報後，才返回南京。鄧季惺因身兼南京、上海兩社經理，隻好兩地奔走，在滬寧鐵路的火車上睡覺，對她來說則是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