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
八版文章千滴淚
鄧季惺“大鬧立法院”
“報紙本身就是目的”
老板做不成了
告別《新民報》向左走向右走
抗戰軍興後西遷重慶的《新民報》，八年間在財力、人力、新聞業務與管理經驗方麵的積累，使老板陳銘德、鄧季惺夫婦有了在抗戰勝利後擴張這份事業的“底氣”和“本錢”。
1937年11月《新民報》從南京撤離，設備和人員上船後，報社僅剩下200多元現金，總經理陳銘德隻好解開私囊，作為同人沿途夥食和零星開支。人馬到達重慶時，社址雖然已由先行一步的總主筆羅承烈在七星崗租好，但開辦事宜千頭萬緒，兩手空空的陳銘德感到寸步難行，無從著手。幸好有朋友幫助，以輪轉機和卷筒紙作抵押，向重慶銀行借貸3000元，複刊工作才得以啟動。經過短期籌備，《新民報》重慶版終於在1938年1月15日正式出版。發刊詞宣稱：“本報以南京舊姿態，出重慶之地方版，相信抗戰既無前方後方之分，救亡安有中央地方之別。戰局雖促，但我們必須堅定最後勝利之信念。社會間雖不免間有摩擦，但吾人則認定民族統一戰線實高於一切。其原則，在能以抗日反帝反封建反漢奸為出發點，而以民主化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方能消除內部之矛盾，堅強抗戰之實力。本報今後立言主旨，即本乎是。”
新民報社“三張”：張慧劍、張恨水、張友鸞（自左至右）。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新民報》在重慶可謂一炮打響。當時複刊啟事一登出，預訂報紙的讀者即絡繹不絕，報社不得不動員經理部全部人員來辦理。廣告方麵，一開始就擁有了全市影劇院、主要公司行號和商店的廣告。
報紙遷渝成功，正應了“天時、地利、人和”這句古話。《新民報》是抗戰時期從京滬西遷重慶出版的第一家報紙，陳銘德、鄧季惺都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四川人認為是四川人主辦的報紙，下江人又認為是從下江遷來的報紙，對《新民報》都具有感情”。從深層上看，《新民報》的成功主要得力於編輯方針的正確。鑒於遷渝後讀者的廣泛性，陳銘德與張友鸞、羅承烈、趙純繼等骨幹商議：報紙以城市市民——偏重中下層公教人員為主要對象，著重社會新聞；根據隨抗戰而遷徙到四川的文化人和學校日益增多的情況，增加副刊分量；汲取上海《立報》和《南京人報》版麵特點，新聞和文章力求短小精悍，編輯組版以生動活潑取勝。“這個設想體現了《新民報》同人已經找到了一條屬於他們自己的、具有鮮明特色的辦報方針。這個設想的最大特點是它的民間性。讀者對象的確定是為自己劃定了服務範圍，它既不是辦給達官貴人看的，也不是辦給少數知識分子看的，而是為處在社會最底層而又是有條件看報（相對地處偏遠、又普遍沒有文化的農民而言）的那一批人服務的；以社會新聞為主的方針就是在內容上保證了這張報紙是以反映最底層的疾苦和呼聲為要的；編排和文章風格的確定顯示了他們對於服務對象趣味的了解。”這一編輯方針，以後繼續用於重慶版晚刊和成都版日、晚刊，以及抗戰勝利後的南京、上海、北平各版，成為所謂的“《新民報》的傳統”。
辦報方針既明，人稱“劉備”的陳銘德，廣納賢才，知人善任：來歸的南京《新民報》舊人、“辦報全才”張友鸞主編新聞版，名噪海內的小說家張恨水、“副刊聖手”張慧劍主編副刊，自稱“民主主義者”的趙超構擔任主筆，主持言論。如此眾多的行家裏手“鼓搗”一份四開一張的小型報，豈有不旗開得勝之理？
開端良好的《新民報》一年後便遭遇挫折。1939年5月初，日機對重慶市區連續進行大規模轟炸，導致重慶各報均無法正常出版。國民黨當局遂決定，《新民報》與《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大公報》等10家報紙，出版《重慶各報聯合版》。三個月後各報才得以恢複獨立出版，但《新民報》的銷路已大不如前。為打開報社出路，同時也為了緩解物價飛漲下同人的困苦生活，陳銘德、鄧季惺召集報社骨幹商議，決定集中優勢陣容，增出一張晚報。1941年11月1日，重慶《新民報》晚刊問世，崔心一任總編輯，張友鸞主編社會新聞版，張慧劍主編副刊《西方夜譚》。晚刊《發刊詞》說：
報紙之消極作用，在報道新聞，積極作用，在指導社會。但無論報道和指導，要貴在空間和時間方麵俱能與讀者發生密切聯係。晚報之發行，正所以在空間和時間方麵補充上項之缺憾者也。
本報創刊已十有一年，自慚對於社會服務之工作，猶有未逮。尤其在此國際國內情勢瞬息萬變之時，各方需要情報，更為迫切，早報消息雖多，但轉眼便成往史，且目前陪都並無任何晚報之發行，本報今以晚刊補此缺陷，自為事實上所必要。惟晚報消息來源，比較缺乏，本刊自當盡力，以求充實；同時並著重於副刊之趣味化，藉使首都人士每日工作疲勞之餘，得以煥發其精神。至如衡論事物，一本日報之旨，公正平實，要期有益於社會。所可憾者，籌備時間太短，同人等能力亦複有限，益以目前各種物價高漲，人力物力胥感困難，草草問世，缺憾甚多，尚望賢者不時賜教，是所厚幸。
當時，偌大的重慶報業市場隻《新民報》晚刊一家晚報，因此一創刊便不脛而走，發行量不久攀至四萬份，是日刊的四倍。晚刊經營所得，不僅維持和壯大了重慶社，也為日後《新民報》的擴張積累了資金。晚刊發行的成功，使陳銘德、鄧季惺明確了《新民報》的經營思路，即著重發展晚刊。以後創辦成都版和抗戰勝利後恢複南京版，就是先從晚刊起步，打下基礎後再經營日刊，上海版則隻出晚刊。
胸懷大誌者永遠不會“小富即安”。1943年，陳銘德、鄧季惺夫婦把事業的領地拓展到“花重錦官城”的成都，於6月18日在成都創辦《新民報》晚刊，兩年後的2月1日又增出日刊。至此，《新民報》已擁有重慶、成都兩社四版，初具報係規模；日總發行數最高達到10萬份，成為抗戰時期大後方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
事業的發展需要經營管理水平的跟進，否則終難形成氣候。早在1937年春天，南京《新民報》經過八年的努力，經濟上終於實現了自給自足，不用仰人鼻息，靠接受各方津貼艱難度日。鄧季惺也不再做執業律師，正式加盟《新民報》，擔任副經理，幫助夫君陳銘德打理報社。鄧季惺學法律出身，又善於理財，加盟《新民報》之後，首先著手建立健全的財會、廣告、發行、印刷等一係列規章製度，使報社走上企業化管理軌道。1937年7月1日，南京《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任董事長，董事幾乎囊括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各派各係，陳銘德由社長改稱總經理。當然，他們把自己個人的事業變成公司組織，不僅僅是為了經營管理的需要，更是出於報紙生存的政治考慮：“在當時的形勢下，既要找些人來擋風擋雨，掩護這個事業；又要合作的人不過分幹涉《新民報》的內政，好讓我們還有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