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二十世紀經曆了慘烈而富有戲劇性的實驗以後作為一個整體選擇了自由經濟。以市場體製為基礎的自由經濟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設計出的最好方案，在各種已知的經濟體係中，隻有它才能保證最多的人類個體在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時承受最小限度的束縛。但是自由經濟本身是把雙刃劍，它在造就著全球性的繁榮和自由氛圍時也在毀滅著人類生存於其中的生態係統，甚至有可能使人類不再擁有未來。這就是本文所說的自由經濟悖論：自由經濟同時成全和毀滅著人類。由於自由經濟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的主體經濟結構，所以，自由經濟悖論直接造就著人類的困境。
在人類業已實踐過的經濟體係（以主體的自由度為劃分標準）——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自由經濟（或混合型經濟）中，自由經濟是惟一能夠保障個人自由的經濟體製。與自然經濟相對應的社會形態除原始社會外，都是集權主義的。原因很簡單：隻有在社會共同體充分小的情況下，自然經濟才能允許社會共同體的成員擁有較大的自由，否則，要把分散的自然經濟單位整合為一個大的體係，就必須有強有力的組織者，所以，告別原始階段的自然經濟幾乎總是由奉行集權主義的政府所控製。在社會共同體充分小的原始社會中雖然不普遍地存在集權主義政府，但生產力水平的極端低下卻限製了人身心兩個方麵的自由：“原始人幾乎在每一件日常生活中都受一種儀式的束縛，受無可勝數的禁忌的限製，幾乎想像不出可以接受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來行事。”所以，將自然經濟烏托邦化並以烏托邦化了的自然經濟來批判其它的經濟體係，在理論的出發點就走向了歧途。更何況在社會共同體日益龐大和全球化的今天，對於自然經濟的回歸已經不可能。這意味著人類隻剩下兩個選擇：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
對於計劃經濟的實踐是人類在二十世紀進行過的最宏偉和激動人心的運動，其在大地上建立天堂的夢想曾使許多人激情洋溢地工作，然而相應的實驗最終毫無例外地失敗了。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它內蘊著一個致命的矛盾：既要將人類升華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每個人的個性，又要把社會的總體經濟運行——社會生活的最重要方麵——置於宏觀控製之下。目標與手段的矛盾注定了此實驗的悲劇品格：如果要將整個社會的生產——流通——消費納入一個統一的計劃，那麼，就必然由少數人製訂、發布、監控計劃，而當這些人如此做之時，他們的決定就是大多數人的命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導向集權主義，限製乃至取消大多數個體的自由。哈耶克經過詳細的分析後指出：“如果要對那種互有關聯的活動的複雜體係加以有意識的指導的話，就必須由一批專家來進行，而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則必須置於一個總指揮之手。他的行動必須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縛。”由於社會被嚴格地整體化了，人們隻能別無選擇地服從這個集權主義政府，他們的喜怒哀樂完全取決於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絕對主體的決定。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因果鏈條：計劃經濟——集權——絕對主體的生成一大多數個體的被奴役狀態。這不是個別經濟學家出於階級偏見得出的偏頗的結論，而是二十世紀計劃經濟實驗的實際結局：實行過計劃經濟實驗的國家全都走向了集權主義。其實，早在計劃經濟付諸實踐之前，聖西門作為計劃經濟的提倡者就曾警告：“對那些不服從他所擬定的計劃委員會的人，要像牲畜一樣來對待。”蘇聯、東德、羅馬尼亞等國家都曾在推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嚴厲地對待不服從計劃的人，甚至理直氣壯地剝奪他們的生命，由此所產生的社會災難和心靈災難是文藝複興以來罕見的。
上述國家在經曆了計劃經濟實驗的慘痛失敗以後都轉向了自由市場經濟，已經等於承認了自由經濟的優越性。與計劃經濟相比，發端於文藝複興時期的自由經濟最大的優越性在於：它建立在個人的欲求、意誌、計劃之上，因而在本性上指向個人自由的實現。這種以自由競爭為動力的經濟體係不需要集權主義的政府製訂統一的計劃，而是讓許多單個的計劃形成多元而最終達到合一的目的。當然，這裏又涉及遊戲規則的製訂問題：其一，任何遊戲規則都是對遊戲者的限定，沒有規則，便沒有遊戲；其二，規則的製訂者在任何經濟體製內都是或多或少享有特權的人，自由經濟體係也不例外。自由經濟體係之優越處在於：規則製訂者的權力受到最大限度的製約。自由市場經濟本身就意味著分權製，這種分權製，乃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礎。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在經濟自由必將產生政治自由的意義上顯現出其真理性，因為政治意誌歸根結底是經濟意誌的體現。
但是自由經濟在其誕生之日起就蘊涵著一個致命的危險：對增長的無限製追求。它從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麵都依賴於人的欲求，而一種以滿足乃至創造人的欲求為動力的經濟體係必然追求無限製的增長，因為人的欲求在本質上是欲壑難填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區別開需求(needs)與欲求(wants)兩個概念：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欲求是無限的——人總能在滿足已有的欲求以後設計出新的欲求。自由經濟與自然經濟的一個區別是：自然經濟著眼於滿足的人的需求，自由經濟則滿足人的欲求。計劃經濟也滿足人的欲求，但它滿足的是受計劃規定的欲求。自由經濟趨向於對人的欲求給以最小限度的限製。這固然成全了人的個體化願望，也為危機和危險埋下了伏筆。欲求的對象可能是物（商品），也可能是資本（貨幣），當對二者的欲求遠遠超過了需求時，欲求就導向奢侈。所以，馬克斯·韋伯提出的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造就了資本主義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那種表麵上的禁欲實際上是為了滿足另一種欲望——對資本的欲求。這同樣是對奢侈的欲求。同時，在資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僅僅陶醉於資本拜物教而不去實在地消費，已不再可能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大多數人在可能的情況下必然要實現對資本和商品的雙重欲求。
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在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後發現：“正是奢侈造就了資本主義。”他指出在文藝複興以後的歐洲存在著大規模的奢侈現象，“虛榮、歡樂和奢侈”在十八世紀的巴黎、倫敦、華沙都是時尚。“奢侈最令人稱道之處是其創造市場功能”，“富人不揮霍，窮人將餓死”，因此，“揮霍是一種有損於人而無害於貿易的惡習”，它“正是推動商業前進的動力”。滿足已有的需求並創造新的欲求乃是自由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對於欲求的無限製滿足使自由經濟走上了無限製地追求增長的不歸之路。自由經濟的“貪婪攝取性”早在二十世紀之前就充分暴露出來，但是它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很少被視為一種病灶，因為人們相信自由經濟和與之相應的工業——技術體係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人能夠控製自己的命運，通過用技術秩序代替自然秩序來滿足人的欲求，同時使人變得更加強壯、美好、聰穎。歌德在《浮士德》中清晰地表達了上述信念：“不斷努力進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這種信念受到了質疑：人的欲求在“數字化生存”的背景中呈現出駭人的無限增長趨勢，而對欲壑難填的欲求的無限製滿足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增長即進步的觀念成為反思的對象，因為它導致了“環境破壞，自然資源的濫用，人們對娛樂的盲目追求”。人們發現對於無限增長的追求使自由經濟成為一個巨大的吞噬性係統：人為它所控製，它以匿名的方式吞噬自然，生態係統處於極度危險之中。為了滿足人對速度的追求，大地之下的石油被瘋狂地抽取，以至於大地上的很多地方正在變成空殼；與舒適生活相對應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日俱增，數以千萬計的廢氣排向天空，使大氣渾濁不堪，溫度在顯著升高；森林大片大片地消亡，野生物種迅速滅絕；到處都是固體、氣體、液體垃圾，幾乎找不到清潔的天空、土地、海洋，總而言之，地球上的生態係統正在走向崩潰。然而就在生態係統不堪人類之重負的同時，經濟學家和各國首腦所考慮的首要問題仍是如何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美國聯邦儲備局隨時準備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費。為了推動經濟增長，現有經濟體係不得不刺激大多數人對於奢侈的欲求。現在的狀況是：所有人不奢侈，自由經濟將死去。但是經濟增長果真是無限的嗎？對於自然界的索取需不需要設置必要的限度？人類生存的終極目的是否就是滿足自己的欲求？這些問題並不是沒有人思考，自由經濟的倡導者也意識到了上述問題，隻是他們已經處於不由自主的狀態。自由經濟正如一輛不斷加速行駛的戰車，在以越來越高的效率吞噬自然的同時奔向前途莫測的前方，而解決當下問題的手段永遠是繼續加速。這是一個荒誕的現實，但人們又必須接受它，正如丹尼爾·貝爾在談到當代資本主義已喪失了合法性以後所反問的那樣：“可是，若不把經濟發展當作自己的任務，資本主義存在的理由又是什麼呢？”進一步的追問會揭露這種狀態的可怕之處：要是繼續無限製地追求經濟增長，人類將麵臨怎樣的命運呢？
自由經濟悖論意味著人類正處於困境中。這對於人類來說是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考驗。我們找到了一個可以保證個體自由的經濟製度，但它卻在毀滅著我們的世界，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拯救之路在哪裏？是在自由經濟內部，還是要對自由經濟本身進行限製，抑或要最終超越自由經濟？限製自由經濟會不會損害人的個體自由，因而使我們以放棄部分自由為代價維持世界乃至整個生態係統的平衡？這些問題是難以回答的，卻是無法回避的。解答這個問題將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最艱難、最關鍵、最重要、最偉大的使命。人類的命運決定於對它的解答。
現代性、技術統治、生態政治及生態危機正在挑戰人類一切的現代性哲學觀念、倫理道德、政治模式乃至基本的生存方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人類未來的衝突絕不僅僅是政治、經濟、文明的衝突，人類必然會發展到為爭奪生態空間而大動幹戈的時候。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哲學家預言，恐怖主義、霸權主義等雖然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但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才是二十一世紀人類麵臨的長期的最大的敵人。困擾當今世界的三大“過剩”問題——人口過剩、技術過剩、消費過剩，都是從生態危機角度提出來的。其中對技術的反思是現代性批判的中心話題之一，因為技術已成為改變人類與自然關係的主導力量。
一、理性神話與技術統治科技是人類從“神魅化”社會走向“世俗化”社會最重要的武器，也是現代性主體得以確立的基礎、理性神話的來源。依靠科技確立起來的現代性主體首先就是要搶占上帝和自然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重新書寫人與神、人與萬物的尊卑關係。科技的高速發展對人類帶來的巨大享受和力量，使得人類相信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笛卡爾宣稱，科學探究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成為自然的主宰”。仰仗技術，人類就可以淩駕於自然之上，人類甚至相信有了技術這個支點，“就可以把地球撬起來”。技術使人認為重要的不在於解釋這個世界，而在於改造這個世界。現代人給予了科技前所未有的讚譽。在偉大的科學家牛頓的墓碑上就刻著出自教皇之口的讚詞：
自然和自然規律隱沒在黑夜中，
上帝說：“要有牛頓。”
於是一切變為光明。
因為這“無所不能”的科技，現代人取代了耶穌成為救世主。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賽先生”是渴望現代化的中國人經常歌頌的對象。郭沫若禮讚輪船煙囪“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是“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戴望舒、施蟄存等現代主義者更是鼓吹文學應著力表現“彙集著大船舶的海港，轟響著噪音的工場，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Jazz樂的舞場。摩天大樓的百貨店，飛機的空中戰，廣大的賽馬場”等等科技帶來的“現代生活”。
科技萬能的神話導致了人類陷入到盲目服從技術意誌的意識形態之中，但盧梭很早就指出，科學技術的進步並不等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科學史家薩頓也提醒我們：“單靠科學，即使我們的科學比現在再發達一百倍，我們也並不能生活得更美好。”
二十世紀是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也是科技展現出空前魅力的時代。據統計，在二十世紀初，科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為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目前在發達國家已上升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人類知識在十九世紀時，五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紀初，三十年增加一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十年就增加一倍；七十年代，五年就增加一倍；八十年代又縮短為三年；九十年代的速度更快。與此同時，知識的更新也在加速，十八世紀為八十年至九十年；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為三十年；最近半個多世紀為五年至十年。而且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上世紀初一般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六七十年代的激光與半導體從發現到應用隻有兩年至三年；上世紀末的信息產品的更新換代甚至隻有幾個月！人類可以誇耀這一百年來我們的技術進步是自人類誕生以來幾百萬年總和的多少倍，但是，我們計算過沒有，這一百年我們用新技術對自然的破壞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我們用新技術新發明殺死同類的速度與殘酷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因為技術而消失的物種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技術淘汰帶來的工業與消費垃圾又是以往的多少倍呢？
1950年全球人均淡水儲量將近一萬七千立方米，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遭遇水荒。由於人口增長、工業用水和汙染，到1999年全球人均淡水儲量下降至七千三百立方米，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幾近水荒狀態，到2025年將上升至三分之二的人口陷入水荒。由於人類燃燒各種能源（尤其是煤與石油），大氣含氧量在迅速減少，目前大氣層的含氧量在人口稠密區已降至百分之十九，在大都市上空則降至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七，若降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之間人類將無法生存。而與之相應的是，兩百年來人類燃燒石化燃料和砍伐大片森林，使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劇增，目前已超過百萬分之三百五十，南極上空產生了“臭氧層破洞”；大氣變暖，從1975年到1999年，地球平均溫度從攝氏十三點九四度上升至攝氏十四點三五度，從1866年開始記錄以來，最溫暖的二十三年都出現在1975年之後……到現在，人類每分鍾失去二十一公頃（五十二英畝）熱帶森林，流失五十噸肥沃表土，大氣中增加一萬二千噸二氧化碳（主要來自每分鍾燃燒的三萬五千七百二十五桶工業用和商業用汽油）；每小時有六百八十五公頃（一千六百九十六英畝）具生產力的旱地沙化；每天有二十五萬噸硫酸以酸雨形態降落在北半球。技術是人類文明的象征，然而，人類文明終將發展到野蠻的程度。也許，我們今天可以說，不是野蠻促進了文明，而是文明推動了野蠻。在動物眼裏，也許人類才是最野蠻的敵人。他們不斷侵占它們的家園，他們以“文明”的技術繁殖、加工、生產動物，然後將它們集體屠殺、精心烹飪、出售推銷……傑克·倫敦筆下那隻受盡人類折磨的狗最終回到荒野變成了一隻強悍的狼，這“野性的呼喚”是自然對人類暴力的宣戰。如同卡夫卡在《審判》中所講“有了法律就必須有犯罪”一樣，福柯向我們展示出理性與文明“瘋癲”到了壓製一切異端的地步。由此看來，不是有了非理性才需要理性的看護，而是有了理性的“規訓”欲望，就會建構發明出“非理性”，這就是現代性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