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科技開始發揮其巨大威力時，人類也開始了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從帕斯卡、盧梭到德國浪漫派哲人，如席勒、謝林、狄爾泰、海德格爾，再到法蘭克福學派，西方重要的現代性思想家幾乎都對理性化社會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反思。他們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現代理性是如何導致人的感性維度的喪失的，幾乎都認為技術科學是造成現代困境的關鍵。在康德等人看來，完善的人應該是感性與理性、必然與自由、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但是，現代技術世界以數量化的唯理主義、工具理性標尺來衡量一切，使得現代世界被物化，現代人日漸失去其豐富的自然本性，成為機械化的“單麵人”。因此，針對笛卡兒以降的計算理性、工具理性的邏輯，帕斯卡提出了心靈的邏輯，盧梭呼喚重返人的自然天性，席勒提出以審美的“遊戲”來解決人的感性與理性的分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強調人的感性自然的解放力量。狄爾泰深感自然科學對人的價值追求的侵害性以及對人性探究的不良影響，因此倡導要給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劃界。
海德格爾則認為技術科學把人帶入無保護狀態，使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浪子，技術引導人們去征服大地，而征服大地不過是無限掠奪的第一步，是人與自然關係錯置的開始。海德格爾甚至認為，技術理性的泛濫始於蘇格拉底以降的形而上學傳統，這一傳統將人引入歧途，忘卻了人的本真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存在被遺忘了。霍克德默、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認為啟蒙主義帶來的理性精神並未使人類進入到真正的人性狀態，相反卻使人類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野蠻狀態，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了巨大的不幸。而造成這一不幸的原因正是理性化統治對現代人的異化，科學成為新的神話，科學按照理性化的工作方式對付人民的經驗，不注意它們的性質而隻考慮它們的功能。“神話變成了啟蒙，自然界變成了單純的客觀實在。人們以他們與行使權力的對象的異化，換來了自己權力的增大。啟蒙精神與事物的關係，就像獨裁者與人們的關係一樣。獨裁者隻是在能操縱人們時才知道人們；科學家隻是在能改造事物時才知道事物。隻有這時，科學家才知道事物本身。”所以，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馬爾庫塞認為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現代社會是一個技術統治的社會。
技術統治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係的徹底改變。在漫長的人類曆史進程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二五的時間我們都生活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中，而由於技術的飛速發展，在一百年的時間裏人類就變成地球的致命寄生蟲。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現代技術並非是實現目的的單純的手段，實則已經成為世界的構造，“技術是現代社會的統治術”。在現代技術中隱藏著的力量決定了人與存在著的事物的關係，技術使得事物不是作為事物而存在，人類用“技術需要”的尺度把事物變成為加工統治的單純客體，技術的展現及其與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對事物的損壞、損形和毀滅。由於技術意誌，一切東西都成為生產的物質，地球與環境變成為單純的原料。因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海德格爾預言，我們總有一天會建立許多工廠來人工生產人力資源，有計劃地生產出男人和女人。今天的基因技術、克隆技術已經離此預言不遠了。當一切被降格為單純的物資材料時，也就意味著世界的齊一化，事物的個別性、獨立性、主體性被消滅了，技術使世界井然有序，整個地球正在朝一個“人工園林”發展，技術的最大成果就是沒有個性的現代化都市。事物不是因其本性而存在，而是融化成被謀算的市場價值，因此，技術使得一切被功能化、功利化，自然成為單純的能量提供者，而能源爭奪必然成為這個時代最奪目的標誌之一。總之，技術將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質化、功能化和齊一化，剝奪了事物真實性、豐富性和實體性，使事物成為單純的可供計算的影子和格式，從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夠成為彙集人性和沉思的容器。技術製造了人與世界的主客二元對立，通過技術，人得以將自己的意誌貫徹到事物和存在中，對一切東西作強迫性命令和統治。所以，技術扮演了雙重角色，技術既是去蔽，讓真理得以敞開的形式，同時，技術對自然與事物無所顧忌地統治與限定，又恰恰是人與自然關係的危險錯置。
重要的是技術統治不僅改變了人與自然的生態關係，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秩序，技術破壞的是人與自然、社會的雙重生態。現代社會是一個建立在技術手段基礎上的“合理化”官僚社會，科學和技術的合理性本身包含著一種支配的合理性，即統治的合理性。技術官僚是現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為統治的合理性，“技術的解放力量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技術進步帶來的享受與安逸掩蓋了技術與統治、合理性與壓迫的融合關係。現代人生活在一個舒舒服服、安然自得的不自由的集權主義社會裏，因此，技術具有虛假的意識形態要素和看不見的迷惑人的控製力量。“科學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設計並創立了這樣一個宇宙，在這個宇宙中，對自然的控製和對人的控製始終聯係在一起。”發達工業社會和發展中工業社會的政府，隻有當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組織和利用工業文明的一切技術和機械生產率，才能夠維持並鞏固自己的統治。“唯科學主義”的泛濫不僅帶來技術至上的觀念，將人的意誌強加於萬物之上，而且，“唯科學主義”常常是計劃經濟的思想基礎，計劃經濟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為它幻想可以將人類的全部智慧集中起來，形成一個超級的智慧，這個超級智慧知道人類的過去和未來，知道曆史發展的規律，可以為全人類指出前進的康莊大道。其實，這樣的超級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終必然要求千百萬人聽命於一個人的頭腦，這樣做的結果隻能是導致集權與專政。
一、發展主義與“現代化陷阱”
技術用來獲得支配社會的權力基礎，正是那些支配社會的最強大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技術隻是一種手段，它本身既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一切都決定於人，決定於操縱技術的人及其難以限製的技術意誌。從生態政治的角度來看，技術意誌對地球和自然帶來的傷害來自於現代資本主義工具理性化行為的泛濫，現代社會受功利性世界觀和物欲至上價值觀所駕馭，為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術革新和技術發展成為最佳選擇。英國學者帕·查·斯諾在1959所作的《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演講中，批評了一些人過分渲染過去田園牧歌的悠閑而誇大科學所帶來的某些現代社會弊端的做法，認為健康、食物、教育，除了工業革命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把這些東西成功地傳播給許多貧窮的人。然而，這隻是問題的表麵，現代科技並未消滅貧窮，甚至在製造新的依附與貧窮。現代軍備競賽、綠色革命、發展與消費需求、企業競爭、追求長壽等等，使得技術淪為政治和商業主義的工具。在這些行為中，技術不是給世界以解放，而是給世界以新的統治。
綠色革命帶來的是更多的饑餓。技術、知識與權力相連，因為技術，農民被種籽商、農藥商、化肥商和銷售商控製，資本通過技術滲透進自然領域，農業生產不是單純的自然行為而是變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的基礎性環節。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論述的技術使工人異化一樣，農民在綠色革命的行為中也在不斷異化。其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於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別人。所以，他“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就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同時，綠色技術往往不過是為富人生產高蛋白食品。在現代飼養場裏，養雞所投入的精飼料（主要是人的食物，如小麥、大豆等）與純產出（雞肉）之比是二十比一，要生產一公斤飼料牛肉，需花費一百九十平方米土地的農產品和十萬五千公升的水，而生產一公斤大豆隻要十六平方米土地和九千公升的水，即是說富人每享受一公斤牛肉所需的土地，可以生產近十二公斤的大豆或八點六公斤的玉米。在此，我們看到的是饑餓與浪費的內在聯係，生態危機也意味著社會正義的危機。
技術進步與戰爭、掠奪、軍備競賽是緊密相連的。波斯詩人哈菲斯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世界的行程是一把血染的刀，滴下的每滴血都是皇冠。”也許，技術就是那劈開曆史血路的利刃，誰擁有最強的技術誰就擁有這個世界的“皇冠”。所以，霸權主義和集權專政都要瘋狂地發展軍備，技術也必然隨之泛濫。第二次世界大戰誕生了人類目前最具殺傷力的武器，而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又使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一步擴散，以致於核武器成為了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現代社會因此而成為一個“風險社會”。數年前，美國的科學家們在電視節目中為他們軍事優勢的衰落而憂心忡忡：“蘇聯的核彈頭足以毀滅十幾次地球，而我們的核彈頭隻能毀滅幾次！”這時，一個小女孩打進熱線說：“我們的地球毀滅一次就夠了！”這是十分微弱的聲音，但無疑也是最有力的聲音。有些人隻想為自己打造一個幸福和美好的家園，而不管這個家園是否建立在沙灘之上。其實，症結就在於能夠毀滅人類的核災難的威脅，不也能夠保護使核災難的危險永恒化的那些勢力嗎？
雖然人類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裁軍行動，限製生產核武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克隆人實驗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企圖控製技術泛濫的危險後果。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平等、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第三世界發展與生存的強烈願望都顯示出有效控製技術、保持技術生產的良性發展極其困難。
發展是現代世界的基本價值取向，尤其是第三世界，但是“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將發展和現代化作為一種曆史意誌來追求，帶來了巨大的惡果。“發展主義”與“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意義上的“發展”，指物質生產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是生活在各地的人們的正當要求。發展要求建立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上。而所謂“發展主義”（嚴格地說，應該是“開發主義”）是一種源起於西歐和北美特定的製度環境，並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逐步擴張成為一種為國際組織所鼓吹、為後發現代化社會所尊奉的現代性話語和意識形態。它通過對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等等的許諾，對廣大的“第三世界”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冷戰結束以後，發展主義更是演變為一種全球化的潮流。這種潮流將“發展”簡單地還原為經濟增長，將經濟增長又簡單地等同於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將豐富多元的人類需求和自然生態，化約為單一的向度，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在向所有的人許諾未來的“美好生活”的同時，發展主義再生產著一種不均衡的經濟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換一分配體係，同時也嚴重地破壞著資源日益減少的環境，損耗著已經變得十分脆弱的生態。因此，從發展主義的角度來說，現代化實質是“一個範圍及於社會、經濟、政治的過程，其組織與製度的全體朝向以役自然為目標的係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現代化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mastery)（即對環境的控製）為“手段”，對任何事物惟一的價值標準就是“效率”，任何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過程，不管其製度、組織與理智的創造的“好”與“壞”，其終究價值隻看其功利性和效率。這就導致了列奧·斯特勞斯所說的“現代性危機”，這種危機表現為人類在不斷用“發展”、“進步”、“新”、“效率”等觀念來取代“傳統”、“古老”、“舊”等觀念時，喪失了起碼的“好壞”、“對錯”、“是非”、“善惡”標準，並一步步滑人到徹底的功利主義與虛無主義之中。
對發展主義和現代化目的論的張揚往往帶來對技術的進一步神化。醉心於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人們往往不惜從香煙和化學殺蟲劑等危害健康、破壞環境的產品中攫取暴利。事實上僅僅從GNP、GDP的增長來衡量發展是不可靠的，這些數據不僅不能反映“福利”、“生活質量”和“進步”的程度，而且從生態角度說，還隱藏著巨大的欺騙性行為。因為這些數據中並未扣除對自然財富（如空氣、淡水、森林等）的消耗，相反還可能把環境破壞計算進了我們的經濟增長之中。比如把森林的樹木加工成家具，家具的產出被計算進了國民生產總值，而其中對森林的砍伐，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以及油漆等對水源的汙染等卻沒在總值中被扣除。由於自然的破壞，人們隻好買未受汙染的“礦泉水”或加工處理的“純淨水”，花錢到夏威夷、九寨溝、張家界等地去享受新鮮空氣，結果又帶來了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如此等等。我們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破壞自然的過程為國民生產總值提供了至少兩次增值的機會。這還不算機器生產對人身體和心理健康的損傷，並由此而搭上醫院帶來的經濟增值。
遺憾的是，發展主義已經成了某些中國人的“信念倫理”。這種隻問目的不問後果和手段的社會行為的“信念倫理”，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往往在“美好的理想”或“善的意誌”中製造惡果，卻讓“上帝”或“曆史”去承擔這罪惡的責任，所以，它不過是“陶醉在浪漫主義的轟動中”的“銀樣蠟槍頭”。信念倫理往往與極權主義、霸權主義互為表裏，未加檢省的信念與理想常常使人陷入曆史意誌盲目衝動的不歸路，是典型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目的證明手段正當”，利用目的為手段辯護，隻要目的合理，手段是否合理可以不管。但正是在利用目的為手段辯護這個問題上，信念倫理必定會栽跟頭。難道隻要我們最終控製住了SARS，目的達到了，我們就為曾經犯過的錯誤找到借口了嗎？難道隻要把廟搞富了，方丈貪點汙，受點賄，養幾個女人就不算什麼？所以，隻要我們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犧牲環境這樣的“小代價”是值得的。現代化的欲求帶來了中國的迅速發展，所以現代化目的論也正不斷成為當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強力意誌，認為隻要發展了，經濟增長了，什麼問題都能解決。這種現代化信念帶來的“增長癖”使得我們可能通過耗盡地理資源和支持人類生命的生態係統，並把這種枯竭當作目前的純收入這種方式來達到“發展”的目的。早就有人指出，中國的發展主要建立在兩種“剝削”基礎之上：自然和農民，前者是發展的代價，後者是生態報複的承擔者。在中國，哪一次為了分流泄洪不是以農民的家園、財產和莊稼為犧牲對象呢？目前中國最充沛的東西就是廉價的農業勞動力，而中國要用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和百分之七的淡水養活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其發展的戰略似乎隻能是“科教興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