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在我們的社會中顯然也有一些製度使我們彼此對立，使我們必然會成為對手，把我們置於一種對立的情境中，弄得我們不能不為有限的利益爭吵。這好像是一場比賽，一個人能贏得榮譽，而另一個人必然輸光。
為了說明得更加清晰，我舉一個熟知的例子，如多數學院中所采用的評分製，特別是曲線圖上的評分，我曾經陷入那樣的處境。在那種情況下，我被放在一個和我的兄弟敵對的位置上，使他們的得益變成我的受害。假如我的名字從2級開始，而評分是按字母順序排開的，我們還知道隻有6個A級。自然，我隻能坐在那裏希望在我前麵的人會得低分。每一次某人得一個壞分數，都對我有利。每一次某人得到一個A級，都對我不利，因為它降低了我得A的機會。因此，我很自然地說：“我希望他掉下來。”
這一綜效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有助於一門客觀比較社會學的發展，不僅因為它有可能引起一種想法，使這種比較社會學能為一種超文化的價值體係開辟道路，並依據這種價值體係評價一種文化和它的一切內涵，它為理想國的理想提供了一種科學的基礎，而且因為它對其他領域中更專門的社會現象的研究也很重要。
首先，我覺得還沒有足夠多的心理學家，特別是社會心理學家，意識到有重大緊要的事情正在一個領域中發生，這個領域甚至還沒有一個恰當的名稱，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組織管理理論或工業社會心理學，或企業或事業理論。大多數對於這一領域有興趣的人認為羅格利克的《企業的人性麵》是一本入門的著作；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稱之為社會組織管理水平的Y理論看作高綜效的一例。它表明，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安排社會機構，不論是事業中、軍隊中或大學中的機構，使組織機構中的人彼此合作有序，從而結為同事和隊友而不是敵手。我曾研究過這樣的事業單位，我想可以依據高綜效或安全社會組織的概念來說明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這樣說明。我希望這些新的社會心理學家能試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對兩種組織管理進行細致的對比研究，一種是上述的高綜效組織，另一種是以非協同的學說為依據，即認為東西的數量有限，假如我要多得，你就必須少得。
我還想向你推薦利開特的著作《管理的新模式》，它是一本記述廣泛細致調查研究的著作，討論我們可以稱為工業組織管理綜效作用的各方麵問題。這本書有一處甚至討論到他所說的“權勢混雜”，力圖解決一個他認為很難處理的矛盾，即好的領工，好的負責人，從實際效果看評級較高的那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下放權力。對於這樣的事實——你越放權，你也越有權，你應怎麼說呢？利開特對於這個難題的處理是很有意味的，因為你能看到一個西方人在極力對付一個不那麼西方的概念。
我要說，沒有什麼理想國能夠由有見識的人構成而不歡迎綜效的概念。我時常認為，任何理想國或優美心靈組織（我想這個名稱更好些）都必須有一套高綜效製度作為它的一種基礎。
綜效概念也可以應用於個人水平，應用於兩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性質。它對深愛關係做出一個相當適宜的定義。這種深愛我曾稱為存在愛。愛曾有過各種各式的定義，如說你的興趣就像我的興趣，或兩係列基本需要彙合為一，或你的腳上長了雞眼好像我的腳也痛，或我的幸福好像依賴於你的幸福。已有的多數愛的定義都隱含著這一類自居作用。但這也很像高綜效概念，即兩個人以某種方式安排他們的關係使一個人的利益也成為另一個人的利益，而不是一個人的利益成為另一個人的不利。
對於美國和英國經濟低下階層中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新近研究，描述了被他們稱為剝削的關係。那顯然是一種低綜效關係。在那裏經常有誰掌權當家的問題，或誰是頭，或誰更愛誰的問題。結論是，誰愛得最深，誰就是傻瓜，或者說誰的傷害最大。所有這些都是低綜效的說法，它意味著物品的數量有限，而不是數量很多。
也許我們能說，愛可以定義為自我的、個人的、自我同一性的擴展。我想我們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親近我們的人在一起時都有過這種體驗。你會有一種感覺，特別是和幼小的孩子在一起時，寧願你自己在夜裏受涼咳嗽而不是你的孩子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使你痛苦。你較強壯，因此你能承受咳嗽。顯然，這是兩個存在物之間一種心理融合。我要說這是自居概念的另一個側麵。
在這裏，本尼迪克特過多談論直線連續係統中的極端、自私和不自私的二歧化。但我顯然覺得她的意思又分明含有對這種二歧式的一種超越，在嚴格的、格塔式的、創造上方位統一意義上的超越，它將證明，看來似乎是一種二重性的東西，僅僅是因為它還沒有充分發展到統一才是如此的。在高度發展的、精神病學上健康的人中，自我實現的人中，或不論你願怎樣稱呼的這一類人中，假如你試圖評價他們，你將發現，在某些方麵他們是非常不自私的，但在另一些方麵，他們又極度自私。由於某種原因，兩極性、二歧式、關於某一“多”意味著另一“少”的假設，所有這一切都將消失。它們彼此融合，而你有了一種單一的概念，一種我們現在還沒有適當字眼表示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高綜效隻能代表一種二歧化的超越，一種對立的融合，融合成一種單一的概念。
最後，綜效概念對於理解個人內部的心理動力是有價值的。有時這是非常明顯的，如把個人內部的整合認知轉作高綜效，把普通病態的精神分裂看作低綜效，如某人的極度不安而自己折磨自已。
在種種對於動物和嬰兒自由選擇的研究中，我認為可以用綜效說進行理論陳述方麵的改善。我們可以說，這些實驗證明有一種認知和意動的綜效作用或融合。打個比喻說，能使頭腦和心髒、理性和非理性都說同一種語言，使我們的衝動引導我們沿著明智的方向前進。這也適用於坎農的體內平衡概念，他稱為軀體“智慧”的概念。
也有一些情境能使特別焦慮的、不安的人有這樣的傾向，認為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對於他們一定是不好的，味道好的很可能是腐敗的。明智的、正確的或應該做的事，非常有可能是某種你不得不督促自己去做的事。你不得不強迫自己那樣做，因為在我們很多人中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我們所希望的、渴求的、喜愛的，以及那些味道好的，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確的。但食欲實驗和其他自由選擇實驗表明，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我們享受的正是對我們有益的，至少相當好的選擇者在相當好的條件下是如此。
我願用弗洛姆的一句話作為結論，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謂病態就是想得到不利於我們自身的東西。”
優秀經理的綜效思考
在這裏我可以運用的一個例子，便是弗洛伊德主張個人的本能欲望是有限的。根據弗洛伊德理論可知，每個人都隻有一定限量的愛，如果給這個多一點，給其他人的愛就變少了。例如他對自愛的主張，他覺得一個人愈愛他自己，對別人的愛就愈少。這就好比一個人隻擁有一定數量的錢，花掉的錢好比是給自己的愛，而剩下的錢好比是對別人的愛。顯而易見的，這和弗洛姆、荷妮（德國女精神分析學家，但是她反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原則，她認為在人格形成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個人的本能，而是他的文化及社會條件；文化及社會條件是人們產生焦慮及人格障礙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愛剛好相反。最終他們一致認為，至少在一個良好正常發展的社會下，愛會衍生出更多的愛。也就是說，你所付出的愛愈多，將會因此創造出更多愛的財富。這就好比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如果能互相為彼此付出，真心愛對方，就有能力去愛整個世界。他愈愛他的愛人或妻子，就愈有能力去愛自己的小孩、朋友甚至全體人類。
另外是一個使用金錢的例子。如果你以前有一筆錢，必須非常小心地擁有，你盡量不去花錢，還把它藏在地底下或鎖在保險櫃裏。但我們卻忽略這樣一個規律，錢應該是用來創造利潤的，盡量利用、投資，而非保持它的價值。在經濟王國裏，應該提高錢的價值，增加錢的數量。事實上，慷慨往往能增加更多財富而不是減少財富。
就這點考慮，與南美洲人和歐洲人相比，我認為美國生意人的作法以及想法非常特別。前者比較傾向堆積大量的存貨，以最高的價格賣出，以賺取最好的利潤。不過，擁有比較先進思想的美國人在很早以前就學到，周轉率愈高，所能賺到的錢就愈多，即使每一次所獲得的利潤可能不是很好，但因為周轉迅速，最後反而累積了比較多的利潤和財富。反過來看，一些手頭拮據、小氣又小心眼的拉丁美洲的雜貨店老板，可能會在一次的交易中賺到很多錢，但是卻不能累積更多的財富。例如汽車大亨亨利·福特的例子，亨利·福特通過把自己的產品銷售出去堆積大量的財富，通過把產品的價錢降低去提升銷售量，因此他能累積龐大的財富，而且變得越來越富有。
利開特所寫的著作《新管理模式》中曾研究過這樣一個案例——影響力，使他發展出“影響派”的理論，我引用他在57頁中所寫的內容：
企業或工廠中的影響力是一定的。因此可能的結果是：若部屬對組織的影響力愈大，主管的影響力就愈小。企業的權限是固定的，如果某些人擁有得愈多，其他人占有的就愈少。
然後他在58頁寫著：
較好的管理製度，可以提高屬下的影響力，同時也增加高生產力主管的影響力。
總體來說，在團體運作的情形下，你給予員工愈多的影響力和權限，你所得到的就會愈多。我們必須朝此方向發展努力，我們必須使每位員工都變成將軍，而不是墨守陳舊的教條，認為隻能有一位將軍。在此項假設下，將軍領袖就等於領導一群得到很大自主權的將軍隊伍。領導者賦予每位員工較大的權力，然後他將會驚訝地發現，實際上所獲得的權力和影響力比原來的做法還要多出許多。因此，他付出得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
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科學領域中的慷慨和開放的問題。科學家最在意的是權力和科學秘密以及擁有一份安全感。但事實上，這種行為比起監控（前）蘇聯科學家更能造成無可比擬的傷害。這是一種傷害我們自己而非（前）蘇聯的方式，原因何在？因為科學依賴於慷慨，知識能創造更多的知識。
企業界也有類似的商業情形。當我問凱依他是如何處理商業機密時，他卻說他們沒有任何商業機密，唯一的秘密就是未來的運作計劃，至於電壓計實際生產過程的知識，都是公開的。如果有人抄襲他們的生產過程，其實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那是他們管理製度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即使是最高明的小偷，也無法偷走創造力或良好的管理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