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斯·本尼迪克特生於1877年，卒於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也是一位詩人，筆名安·辛格頓。她的主要興趣是研究美國印第安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她研究過日本文化，為同盟國提供了基本的資料，她的著作有：《文化的類型》，《種族科學和政治》，《菊與劍》。她於1941年在布林彌大學演講時提出綜效作用這一概念。晚年曾力圖克服並超越“文化相對論”。她認為她的《文化的類型》實際上是探討整體論問題的。它是整體論的而不是原子論的著作。她把社會作為有機統一體，用她所特有的詩一般的感受、韻味和語調進行描述。
當我於1933至1937年研究人類學期間，各種文化確實都有自身獨特的異質，沒有什麼科學的方法可以把握它們，也無法做出任何概括。每一種文化似乎都和另一種不同。一種文化就是此種文化自身，除此以外你就再也說不出什麼了。
本尼迪克特堅持不懈地力求完成比較社會學研究。為了此項研究，她以一種直覺的方式實現。作為一位有資格的科學家，她搜索的詞彙在公開場合不宜使用的，因為它們是規範性的，含蓄的而非冷靜的，隻能在馬丁尼雞尾酒會上說說，但不能印成文字。如她所述，她曾用大張的新聞紙寫下她所知的有關四對文化的一切；這四對文化是因為她覺得彼此不同而選為研究對象。她有一種直覺，一種感受，她曾以不同的措詞說明，我已在過去的注釋中提到過。在每一對文化中，有一種是焦慮型的，另一種是是乖戾的。乖戾顯然是一個非科學的詞，她不喜歡乖戾的人。四對文化中的一方都是乖戾而下流的人，另一方的四種文化都是美好的人。在另一些時刻，在戰爭威脅我們的時候，她談到士氣低和士氣高的文化。一方麵她談到仇恨和侵犯，另一方麵談到愛和感情，她不喜歡的四種文化有些什麼共同點和她喜歡的四種文化相對立呢？她曾假設這些是不安全的文化和安全的文化。
優秀的文化，安全的文化。那些她喜歡的、覺得有一種力量在吸引她的文化，是祖尼人，阿拉佩施人，達科他人，和愛斯基摩人的一支（我忘記是哪一支了）。我的現場研究可以加上印第安黑腳族人作為安全文化之一。下流、乖戾的文化，那些使她為之戰栗並受她唾棄的文化是朱克契人，奧基布瓦人，多布人和克瓦求特人。
對於這些文化，她曾經嚐試做出各種各樣的概括，你或許稱之為那時流行的所有標準說法。她依據種族、地理、氣候、大小、財富、複雜性等各個方麵情況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但這些標準不起作用，即對於四個安全文化是共同的，而在四個不安全的文化中不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不可能做出任何整合，沒有條理，沒有分類基礎。她問道，哪些是多配偶的，哪些不是？哪些文化多自殺者，哪些文化沒有自殺者？哪些是大家庭的，哪些是小家庭的？哪些是母係的，哪些是父係的？這些分類的原則沒有一條能起到起碼的效果。
最後，行為功能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東西，而不是外現行為本身。她意識到，行為不是答案，她不得不尋求行為的功能或作用：行為所含有的意義，它試圖說的是什麼，它表現的性格結構是什麼。我認為正是這一跳躍才是人類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中的一次革命，它為比較社會學打下了基礎，提供了一種對社會進行比較研究的方法，把各種社會放在一個連續係統中而不是把每一種社會都看成是獨一無二自成一類的。下文是引自她手稿中的一段話：
讓我們以自殺為例。人們曾多次證明自殺和社會環境有關：在一定條件下自殺率上升，在另一些條件下又下降。在美國，自殺率是心理災變的指數，因為它是一個人對於他不再有能力對付或不願對付的情境所能采取的一種快刀斬亂麻的行動。但自殺，列為文化的一項共同的特征，在某一自殺比較普遍的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種帶有非常不同意義的行動。在舊時的日本，它是打敗仗的戰士的可敬行為，是恢複榮譽勝過生命的地位的一種行為——武士法典中人的全部責任。在原始社會中，自殺有時是妻子或姊妹或母親在過度悲傷中的盡愛盡情；它是重新肯定，對近親的愛比生活中任何其他東西更可貴，親人已死時，生命也不再有價值了。在以此為最高倫理法規的社會中，自殺是理想的最後證明。另一方麵，在某些部落中，自殺更像中國人的自殺概念，如他們所說的，是死在另一個人的“門前台階上”，意思是，自殺是向一個虐待過自己的人或向一個他所懷恨的人進行報複。這樣的自殺在原始社會中是一個人能夠對另一個人采取的最有效、有時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行動，它比得上其他文化中的法律訴訟，和我們上述說過的任何種類的自殺都不相同。
本尼迪克特最後不是選用安全和不安全的概念而是選擇了“高綜效”和“低綜效”的概念，後者較少規範性，較客觀，不致被懷疑有投射一個人自己的理想和愛好之嫌。她說明這些概念的含義如下：
社會學條件是否與高侵犯或低侵犯相關？我們的一切基礎計劃能夠在這方麵做到怎樣的程度，要看它們的社會形式提供共同的利益的範圍如何，消除那些損害集體中他人利益的行為和目標的程度如何……從各種資料中能得出的結論是，非侵犯較突出的社會都有良好的社會秩序，使個人能以同一行為在同一時間既為他自己的利益又為集體的利益服務……在這些社會中，非侵犯的出現不是因為人們是不自私的，更不是把社會責任擺在個人願望之上，而是因為社會的安排使這兩者一致。合理地考慮時，生產一不論是培育甘薯還是打漁，是一種普遍的福利，假如沒有人為的製度歪曲事實，保證每一收成、每一網都能豐富鄉村的食物供應，一個人就能同時既成為一個好的農夫、漁民，又成為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他得了利益，他的同胞也得了利益……
我將談到低綜效文化，它的社會結構會助長彼此對立和對抗的行為，並談到高綜效文化，它能促進相互強化的行為……我曾談到過一些高綜效的社會，那裏的製度保證人們能從他們的事業中彼此受益，也曾談到過一些低綜效的社會，在那裏，某一個人的利益變成征服他人的一種勝利，而非勝利者的大多數人不得不設法遷移。
在具有高綜效作用的社會裏，社會製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與不自私的兩極，超越自私和利他的兩極。在那裏，自私也能得到獎賞。高綜效社會是善有善報的社會。
關於經濟製度，本尼迪克特發現，那種外露的、表麵的、票麵價值的事情——不論社會是富或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的、高綜效的社會裏有一種她稱為財富分布的引流係統，而不安全的、低綜效的文化有一種她稱為財富分布的彙聚機製。我可以非常簡短地用隱喻扼要說明彙聚機製；那是任何能確保財富、吸引財富的社會機製，對富有的再給予，對沒有的再剝奪，貧窮弄得更貧窮，富有變得更富有。在安全的、高綜效的社會中，相反地，財富傾向於分散開，像經過虹吸管那樣從高處引流到低處。它總是以某種方式由富足流向貧窮，而不是從貧窮流向富有。
引流機製最典型的例子是我所見的印第安黑腳族人在太陽舞儀式期間的“散財”。
在本尼迪克特列出的財富分配引流製度中，施散是這種製度的一種類型。另一種是儀式性的好客，比如在許多部落中富人會邀請他的所有親屬來作客並照顧他們，也有解囊相助、相互支援、食物分享的合作辦法，等等。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我想我們的財產累進稅或許也是引流機製的一例。在理論上，假如一個富有的人加倍富有，那對我和你都是好事，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將輸入公共的財庫。我和你都會受益，假如它會用於社會的福利。
至於彙聚機製，例子有昂貴租金、高利貸款（我記得，誇求特爾的年利率高達1200%；相比之下，我們甚至在濱水區所見的利率也是小巫見大巫了）、奴隸勞動和強迫勞動、勞動的剝削、過高的利潤，以及相對地看對窮人比對富人賦稅較重，等等。從此點分析，你能看出本尼迪克特關於製度的涵義、影響或韻味的論點。施散錢財自身作為簡單的行為看是無意義的。我認為這在心理學水平上說也是如此。很多心理學家不了解行為是對心靈的一種防護，正如它常常是心靈的一種直接表達一樣。它是掩藏動機和情緒、意圖、想法的一種方式，正如泄露它們一樣，因此，絕不要從票麵價值看待它。
對於宗教製度也可以依據綜效概念做出區分。你會發現，上帝或神、鬼、超自然的東西在安全的或高綜效的社會中都一律會成為相當仁慈的、助人的、友愛的，有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像我們社會中某些人所說的成為神聖的。例如，在印第安黑腳族人中，任何人都可能暗自享有個人的精靈，那個他曾在一次幻覺中或是在一個山丘上看到的精靈，能在一次撲克牌比賽中受到乞求而顯靈。這些個人和他們的神相處得如此融洽，以致一個人覺得完全有理由暫停比賽，並到一個角落裏和他的精靈商量決定如何出牌。另一方麵，在不安全或低綜效的社會中，神、鬼、超自然的東西一律都是殘忍的、可怕的，等等。
在1940年，我曾在布魯克林大學以一種非正規的方式讓一些學生當被試核實過這種關係。被測驗者有二三十人，問卷是從安全或不安全兩個方麵設計的。我問正規信教的人一個問題：你一覺醒來，忽然覺得上帝就在室內或在窺視你，你會有什麼感覺？安全的人傾向於回答覺得很安適，受到保護；不安全的人傾向於回答覺得很可怕。那麼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你可以發現在安全的和不安全的社會中情況也差不多是如此。西方關於報複之神和仁愛之神的對立概念表明，我們自己的宗教文化是由一種你可以稱之為安全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物構成的。在不安全的社會中，擁有宗教權力的人一般會利用權力謀取員工的某種私利，以求達到我們會稱之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社會中的宗教權力，例如在祖尼人中，會被用來求雨或求豐收，為整個社會帶來福利。
這種對心理涵義的對照研究可以使人在各個方麵得出明顯的印象，例如祈禱的方式，領導的方式，家庭關係，男女之間的關係，性欲的表達，感情聯係的方式，親屬聯係的方式，友誼的聯係，等等。假如你有這種差別感，你一定能沿著這條路線一直預測出你在這兩類社會中能夠期待的是什麼。我隻想再指出一點，這對於我們西方人可能有點出乎意料。高綜效的社會都有辦法排除羞辱，低綜效的社會做不到。在低綜效社會中，生活是蒙受恥辱的，令人難堪的，傷害人的，那是必然的。在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四種不安全的社會中，羞辱引起怨恨，延續不斷，由於某種原因而永無寧日。但在安全的社會中，有一條途徑能結束羞辱生活，還清你的債，使你解脫出來。
大家完全可以察覺到，我們自己的社會是一個混合綜效的社會，我們的社會既有高綜效的製度又有低綜效的製度。例如，在慈善事業中我們有普遍的高綜效。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非常慷慨的社會，並常常是以一種非常適宜的、非常安全的方式表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