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每個民族往往在各自的圖騰崇拜對象，它就必然對該民族的圖騰藝術和群體審美心理產生特殊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對於現代民族來說或許已經比較淡薄，或許是間接的，在曆史發展過程中，隨著群體的不斷演變，民族的互相融合，圖騰崇拜對特定群體內人們的審美感受和審美意識的作用不斷地被綜合，很難再找到單一的圖騰遺跡。但是，這種作用並沒有在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被拋棄，而是在不斷的整合中，更深地沉澱在民族審美的深層結構中，在民族個體成員的審美活動中還會表現出來。由於民族的形成是個漫長的曆史過程，我們仍從圖騰崇拜對原始群體、氏族及其向部落發展過程中的審美心理的影響來展開討論。
在不同的民族或部落，圖騰崇拜的具體對象往往是各不相同的。中國遠古時代的商人崇拜玄鳥、周人崇拜熊、越人崇拜龍、楚人崇拜鳳。這種現象的出現，在內容上，表現了類似恩格斯所說的那樣一種“自然力量在各國人民中，獲得各種不同的複雜的人格化”內在本質，而在形式上，特定的圖騰就是某一氏族的各種徽號。中國古籍上記載的黃帝率領“熊、羆、貔、豹、虎”與炎帝大戰，初看起來，似乎黃帝有馴養猛獸為其征戰的特異功能，其實，這些猛獸不是真正的動物，而是以這些動物作為圖騰的氏族，他們聯合起來組成同盟向炎帝開戰。這種以圖騰作為群體標誌的情況，至今在某些民族中仍有殘跡。我國西南少數民例如彝族的各宗支，就有許多用圖騰來命名的。馬學良《從倮人氏族名稱中所見的圖騰製》一文，曾舉出滇北武定的彝族人分別用蜂、鳥、獐、犁、鼠、猴、黃牛、鳳、蛇、龍等各自的圖騰崇拜對象作為自己的名稱，可以說，圖騰的社會功能一點也不亞於現代人的國微、國旗，而且它采用了以自然崇拜的形式包含著祖先崇拜的內容，其情感色彩就更為豐富和深厚。今天，我們中國人把自己看成是“龍的傳人”，埃及人仍然崇拜眼鏡蛇，泰國人卻一直崇拜大象，這些是對圖騰所包含的血緣關係親切感的殘留，充分說明了圖騰對於群體所具有的高度的親合力和凝聚作用。
圖騰就這樣以整個氏族或胞族的共同審美對象出現在早期人類的精神生活領域中，由於圖騰是代代相傳的，並且在漫長的年代一直在對人起著作用，它的形象就被銘刻在這個群體世世代代的腦海裏，成為整個民族的“集體表象”。法國人類學家列維一布留爾指出：“這些表象在該集體中是世代相傳的，它們在集體的第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每個成員對有關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等感情。”這種集體表象的積澱，就成為民族審美心理結構最深層的部分——集體無意識中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盡管人類社會經曆了幾十萬年的曆史變遷，歲月以衝刷掉大腦皮層表麵的痕跡，而無法洗去已經內化為無意識並且轉化為大腦遺傳密碼的集體表象的影響。它的存在，至今仍然對不同民族的人們的審美心理作出不自覺的引導和規範。俗話說，三歲意見看到老，意思是說個體童年某些行為對整個人生具有長遠的潛在決定作用。如果這個說法包含著一定真理的話，那麼，集體表象作為集體無意識的最基本因素，就是人類不同民族的童年行為個性特征的表現，它對於民族的曆史發展同樣具有潛在的決定作用，而圖騰就是民族童年審美活動的基本對象之一，它以民族審美心理的潛在影響就顯而易見了。
⑤對群體性格美的引導
圖騰崇拜對於原始群體審美心理催化的意義，表現在它是民族性格的象征。由於人們把圖騰視為自己的祖先，因此對作為圖騰崇拜的對象的動植物的特征，從形象特點到生活習性均賦予特殊的含義，把它看成是本氏族的群體性格特征。人們往往從外在的形狀的摹仿到內在品質的學習，去和圖騰形成更多的共同點，以求得它的庇護，獲得它的力量去戰勝大自然的種種災難，使自己的勞動和日常生活更加順利。這種族類與圖騰的內外對應，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可笑的，但是對於剛剛從動物界脫離出來、人的主體自覺性還未充分發展的原始人來說，他能夠依靠一兩種動物或植物去和其他無數的自然力量抗衡，已經是很了不起的進步了。從考古發掘和古籍記載以及原始民族圖騰崇拜的殘跡中，可以發現古先民總是用圖騰的形象特征來打扮自己，崇拜龍的斷發紋身，崇拜虎的如能獲得虎皮或類似的裝飾被看成殊榮，崇拜鳥的就把羽毛插在頭上。這種對圖騰外在形狀的摹仿，可以說是漢字“美”的最早意義。就是頭上插著羽毛的舞人形象，可以看成是裝扮為圖騰形狀的原始人，正在進行圖騰崇拜禮儀活動的樣子。這裏不同氏族由於所崇拜的對象不同，他們在具體審美活動中產生對美的形象的認識上的差異，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