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有利於民族審美能力的發育
圖騰和人的審美關係的形成，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審美活動的發展，必然使民族的審美心理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這一點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得到證實：
首先，人類對圖騰的認同，促進摹仿能力的發展。亞裏士多德在《詩學》裏提出：“摹仿就是人的一種自然傾向，從小孩時就顯出。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就在於人在有生命的東西之中是最善於摹仿的。人一開始學習，就通過摹仿。每個人都天然地從摹仿出來的東西得到快感。”其實，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後，人從孩提時起就存在著摹仿能力，但是，用“人的天性”來解釋摹仿是不科學的。摹仿恰恰是人類在漫長的社會實踐中一步一步地逐漸獲得的本領，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越高，他的摹仿對象就越廣，這樣就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和“動物隻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的本能性行為有了根本的區別。亞裏士多德看到了摹仿是人之所以不同其他動物的標誌，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沒能看到摹仿是社會實踐積澱的產物，把它說成“植根於人類天性”，“是人的一種自然傾向”，這就不足為訓了。
摹仿既是人類實踐的產物，那麼它是在什麼背景下產生和發展的呢？我們認為，首先是人類產生了“自意識”，在這基礎上，為著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必然要求了解和掌握外在事物，而摹仿正是掌握外物的一個手段。在這一過程中，圖騰崇拜發生了特殊的作用。由於人類和圖騰物的特殊的關係，所以用各種形式來實現雙方的認同，對圖騰摹擬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手段。我國古籍早就有關於以龍為圖騰的越人“斷發紋身”摹似龍的形象的記載；格羅塞在《的起源》中也這樣寫道：“我們研究用具的裝璜，尤其容易發現澳洲人的衣著、盾牌、棍棒上的裝飾，和他們的畫身圖樣很相仿佛，完全是摹擬獸類的。想用照樣的繪畫把他們自己扮成獸的模樣，是和原始人認為某一種獸類是他們同族者的保衛神，而喜歡摹仿獸類形象的心理，相去不遠了的。”
對圖騰的摹仿，使先民們的觀察力和表現力得到了提高。他們把圖騰的基本形狀（靜態的）和各種動作（動態的）作為摹仿對象（從圖騰雕刻到圖騰歌舞），這就需要對作為崇拜對象的動物、植物以及自然現象的各部分細節和各種表現形式，有十分清晰的表象。當這種表象在人們頭腦裏形成且能夠記憶下來時，對圖騰摹仿才有可能。因此，摹仿是建立在精細觀察基礎上的，而表象的形成和保持又促使人的知覺水平的提高。同時，要把記憶的表象再現出來，人們必須掌握一定的表現手段——他們必須用種種適當的材料來實現摹仿圖騰的目的。這樣，具體的藝術造形手段或者說塑造藝術形象的媒介就從這裏開始萌發。如裏說，把巫術禮儀活動看作是整個藝術的起源有片麵性的話，那麼，把巫術禮儀（即圖騰崇拜的具體儀式）看作是純藝術的起源，應該說是比較合乎曆史事實的。
圖騰崇拜對於對象的摹仿並不是最終目的，它的目的是通過這些手段達到人和圖騰的溝通，並且獲得它的保佑的力量，因此，對於人類審美心理來說，產生的作用就不僅局限於促進摹仿能力，而且極大的激發了人的想象能力。
維柯曾這樣說過：“這些原始人沒有推理的能力，卻渾身是強旺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象力。”他還認為人類的原始祖先都是“在發展中的人類兒童”，他們按照自己的觀念，把“自己感到驚奇的事物”看作是“一種實體存在”，“正象兒童們把無生命的東西拿到手裏跟它們遊戲交談，仿佛它們就是這些活人”。這種童稚之心是最適合想象力生長的土壤，因為它還沒有受到過於嚴格的理性的束縛。圖騰崇拜中，人們就通過想象來把握自己和圖騰的關係，把自己剛剛形成的“自意識”賦予圖騰，以已度物。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圖騰具有同人一樣的感覺、思維能力，具有靈魂和情感，它們能夠根據人們對其崇敬態度和遵守禁忌的情況，來決定對人采取何種態度。這樣，圖騰就在人們的想象中成了有活靈活現的形象和切切實實的支配力。在原始人那裏，他們的思維還處在不能脫離表象進行純粹理性思考的階段。在人類的童年，人們主要是根據第一信號係統來認識世界的，這是人類思維發展的第一步。而在這一過程中，圖騰作為人類與自然關係的中介，人們在不斷發展著對圖騰的認識的同時也發展著自己的想象，實際上也是人類思維能力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