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工部局實施高壓措施，來禁止我們學生用正當手段以喚起我國人民抗議政府的錯誤措施，以及在巴黎和會中爭取中國應有的地位，而感到苦惱。正如你所知道，學生不僅自己采取和平的手段，而且也勸別人采取和平的手段，采取這個手段後我們獲得了驚人的成績。我們知道在任何的愛國遊行中都不可避免要發生一些個別人的騷亂事件。但是我們懇求你容許我們的人民，若是不準許他們自己來散布正確的消息，則還有誰能來挽救我們的國家呢？我們請求你與我們運動的領袖互相合作，允許我們開會，並允許在租界內進行和平的宣傳。424
可是，這樣的哀求，根本一點用都沒有。租界當局的這種絲毫不通情理的態度，不隻是出於他們一貫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在上海的西方人，跟他們在北方的同胞所處的環境不一樣。由於上海是西方人的天堂和樂園，所以，最先來中國的西方人，首先選擇的是上海。俄國十月革命後，失去政權的白俄，也陸續大批地湧進上海，而非他們公使所在的北京。這些失勢又失國的白俄，有錢的人過得還行，沒錢的，即使昔日的將軍和貴族，也未免沉淪下潦，女人甚至淪為妓女。起初的時候，上海的西方人為了挽救白人的臉麵，還發起救濟，後來，來的人越來越多，救不勝救，隻好聽之任之了。這些白俄，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仇恨布爾什維克。由於白俄的故事，在上海的西方人對布爾什維克感到特別恐慌，也特別的警惕。在6月12日慘案發生前夕的6月10日，《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就叫“上海在無法無天中”，叫嚷要對學生采取行動，認為“有些人對於學生運動，引用了較為粗暴的字眼——布爾什維主義，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425
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無論在五四之前還是中間，雖然有零星無政府主義的影子，但關於馬列主義或者布爾什維克主義，基本上沒有多少份額，滿打滿算，隻有屈指可數的幾篇文章和譯文而已。寫這些文章和譯文的人，無論是李大釗還是陳溥賢，其實在這個階段，都還能說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用說是布爾什維克。426至於後來中共創黨第一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則根本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是怎麼回事，他連無政府主義者都不是。可是，自打運動起來，總是有人擔心其中的過激主義危害。對於北京政府和各地軍閥來說，過激主義還相當籠統，也不甚了了，甚至把一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東西，都視為過激主義，或者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對於上海租界當局而言，他們對過激主義的擔心則是非常明確的，就是擔憂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們發現《滬報》的一個據說有左翼傾向的記者，跟學聯的人說了話，就懷疑有“布爾什維克活動”。427聽說廣東、安徽、直隸、天津和北京發現了來自上海的“布爾什維克書籍”，就大起恐慌。428對上海的國民黨也提高了警覺，認為他們有責任。[租界當局的確夠警覺，當時在上海的一些國民黨人比如戴季陶、沈玄廬等人，的確積極參加了運動，而且思想“左傾”，但他們都跟布爾什維克不沾邊429]而且說是在學生中，已經發現了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宣傳。同時加緊搜查過激書刊，抄查了位於租界福州路的大東書局，和廣東路的東方書局。他們發現，查抄出來的書刊，無非是些宣傳無政府主義，或者擁護社會主義的，其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學跟北京和天津學聯的刊物。但是，書還是被沒收，書店被罰款，有個批發商還被判了6個月的刑。430顯然，被五四的學生視為盟友的西方人在中國租界的同胞，對於中國人的這場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不僅高度敵視，而且神經過敏。
不過，從後麵的曆史來看，租界這些傲慢的“上海人”的神經過敏，還是有點道理的。也許是長期殖民地的經曆，給了他們某種直覺。五四這樣的民族主義，如果注入了列寧主義的養料，事就鬧大了。5年後，這些“上海人”就因此飽嚐了苦頭。舊的殖民主義世界，也就此開始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