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奇怪的是，這個事件並沒有被當成一樁慘案載入史冊。即使在當時，在場的人們也隻是散發了一些傳單，表示抗議，然後就悄無聲息。除了《新聞報》以外，多數中文報刊都沒有報道，更沒有渲染。在上海的外文報刊，倒是都做了報道，隻是屁股大多坐在了租界當局一邊。唯有《大陸報》相對中立，路透社駐南部中國的經理還認為，《大陸報》表達了對開槍事件的不滿。416比起稍晚些時候的福州事件[1919年11月]，顯得相當蹊蹺，福州事件僅僅是因為查抄日貨，學生被日僑打傷了幾個，就鬧得全國沸騰，北京政府接連對日強硬交涉，全國學生和市民一致抗議，使得原來都有點冷的運動，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看來，五四運動的組織者們，的確是太有“統戰”意識，也太在意西方的支持了。盡管人們知道，在巴黎和會上，不僅英國和法國人對中國的要求不屑一顧，就連會前高調宣稱支持弱小國家的美國，也跳了票。當時的中國人對待英美的態度，簡直跟後來的五卅慘案時的態度，有著天壤之別。盡管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往往把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視為具有關聯性的事件。
沒錯，當時在華的西方人，尤其是在北方的西方人，普遍對學生運動抱有好感，多數西文報刊都發表文章，對運動表示讚賞。連美國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也對運動表示同情，他在回憶錄甚至說，五四運動是個“將要創造曆史的運動”。417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沒有在巴黎和會上支持中國，感到遺憾。他還特意指示駐上海的總領事，勸告那裏的美國僑民，“既不要鼓勵也不要反對這個運動，因為它是中國人的事情”。418一位當時駐中國的美國記者，甚至認為，芮恩施是一位中國學生運動的間接鼓勵者，他的辭職，也跟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背叛”有關。419
但是，上海的租界是個特別的地方。到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西方人在上海的租界裏，已經存在了60餘年。盡管上海的崛起，主要是靠了華人的努力，但是，作為中國最大的開放口岸，其興盛的契機，卻是因為洋人的進入。況且，在太平天國造反期間，上海由於有租界和西方軍隊的存在，不僅成了東南部中國富人的庇護所，而且直接和間接地為中國政府抵禦太平天國的進攻，提供了一個基地。所以，在上海的西方人，尤其是久居租界的西方人，是中國最傲慢的洋人，具有特別濃烈的殖民主義氣息。這些人自稱為“上海人”，他們不關心租界以外的事情，根本不屑於說中國話，“他們從來不在這些租界的邊界之外走動，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他們很蔑視地看去北京的西方人。但是對上海也不屑一顧，他們看來，“上海話純粹是一種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都聽不懂”。420一個在上海的外國記者發現，在上海，一個西方人，擁有絕對的優越地位，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對中國人讓路的。421在那個時候，盡管在租界的華人繳納了絕大部分的稅款，但租界工部局的華董卻沒有幾個。在租界黃埔公園，還豎著類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按一個美國記者的記憶，牌子應該是這樣的：上麵寫著禁止攜帶家犬進入，下麵寫著：“中國人，除前來工作的苦力外，不許入內(NoChinese,exceptingworkcoolies,areadmitted.)。”即使滿口英文的高等華人，在租界裏，一樣沒有什麼地位。就連巡警，華人巡警比印度甚至馬來的巡警地位還要低。法租界比公共租界似乎還好一點，至少在對中國人的歧視上，要輕得多。
所以，在這樣一個殖民主義氣味極濃的租界裏，一個多年來故步自封的洋人生活圈中，盡管北京的美國公使對五四運動有同情，也指示上海的總領事告知美國的僑民，要保持中立。但在公共租界的美國人，卻本能地和英國人，甚至和法租界的法國人保持一致，一致地對中國的運動，以及在運動中的熱情，表示了某種輕蔑的疑慮。他們總懷疑這些上大街大喊大叫的中國人，有可能是義和團再生。慘案發生之後，老資格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的報道，就在刻意渲染在場的中國人如何喊打，多少人高喊“殺死洋人”，並且說在現場找到了一把屠刀[連租界警方在法庭上都未提及]，暗示遊行的人有暴力的企圖。422至於工部局，則非常堅決地阻止租界的學生和市民的一切活動，比傾向皖係的護軍使盧永祥還要積極。自打運動一起來，他們就嚴令學生和市民，在租界裏遊行集會，演講宣傳，一發現就鎮壓驅趕毆打和逮捕，哪怕遊行集會的人，僅僅是些小學生。1919年6月9日，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和江西路的交界處，租界巡警就驅趕一群遊行的小學生，“西捕一排”，“手杖強柄亂敲亂打”，還打傷了幾個小學生[隻是傷得不重]。423上海學聯，以及在租界的學校的學生，多次對租界當局提出抗議，但租界當局均置若罔聞。但凡學聯和市民團體在租界有活動，場所就被查封。基督教女青年會給工部局致信，幾乎都是在苦苦哀求了，信是這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