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曆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裏做假，對於很多人來說，日記，尤其是記述得比較詳細的日記，在奮筆疾書的當時，就存了心，日後給別人看，如果這個人恰巧是個知名人士，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不過，就算是當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記日後會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對經過的事件，在敘述上興許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意圖，至少這種意圖，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裏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麼說，也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經意間，也會流露出他的真實想法或者意圖。畢竟，寫日記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蓋痕跡。所以，隻要研究者有心找，還是能找到些真東西的。
不用說，五四運動是件大事，盡管在運動的後期，商人和工人也參加進來，但大體上，人們還是習慣性認為，這個運動跟學生和知識界關係更密切，而跟軍人，則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軍人和一個留學美國學文學的留學生比，大家肯定多半會認為後者對五四運動會更關心些，很可能更熱心，如果不是積極參與的話，至少也不會反對。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對運動，運動也應該不會在他生活中留下什麼痕跡。但是，我手邊有兩本已經出版的日記，一個是在哈佛留學的吳宓的，一個是陝西軍人胡景翼的，讀完之後，得出的印象，跟人們原先的預想，完全相反。
在中國，吳宓算是個很有知名度的學人，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到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趙元任，這四位教授的教授，總能聯想到他。五四運動當口，他還沒那麼大的名氣，正在在哈佛讀書，專業是英美文學。傳統上，留學生尤其是學文科的學生，對於國內局勢都相當關心，而且往往對國內政府不滿。日本威逼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這些學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奮過一次。此番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與五四抗爭，動靜更大，國際關注的程度更高，留學生激動程度當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吳宓這個幾乎每天記日記的人，竟然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顯然，這裏沒有消息不通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報紙，對五四運動有報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關的山東問題之交涉事件，吳宓的日記在同一時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諸如白話文學、寫實主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適、陳獨秀，他在日記裏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從火燒趙家樓到商民罷市，工人罷工，最後政府妥協，在他的日記裏，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有。
當然，如果仔細搜的話，五四運動在吳宓的日記裏還是有點蛛絲馬跡的，至少在三個地方，吳宓還是影影綽綽地表達了他的一點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灑灑5000餘字的日記中，借批評男女同校，女子參政，他寫道：
處中國危亡一發之際，自以強固統一之中央政府為首要，雖以共和為名，亦切宜整飭紀綱，杜絕紛擾。431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議論清華的一次小學潮，發揮說：
今學生風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範圍，上下撐拒攻擊，到處雞犬不寧，不日必來外人之幹涉，以外人為中國之君主。中國之人，尚不憬悟，清華之失，尚其小者。432
同年4月19日，更進一步近乎絕望地議論道：
中國經此一番熱鬧，一線生計已絕。舉凡政權之統一，人心之團結，社會之安寧，禮教之綱維，富強製企致，國粹之發揚，愈益無望。433
這番“熱鬧”指什麼，結合上下文，以及當時的情景，應該是就是指五四，不用說，吳宓對作為政治抗議的五四運動，很不滿意，很有微詞，但是礙於中西幾乎一致的對運動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發聲唱反調，即便在日記裏，也是如此——日記終要給人看的。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有關。我前麵講到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罵得拽文，罵得刻毒，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大有恨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覺。434當然，我相信，吳宓的恨，並非出於個人恩怨，他的確是真心誠意這樣想的。在他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僅國將不國，而且家將不家，具體地說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為這個運動“邪說流傳”，“‘解放’‘獨立’‘自由戀愛’諸說盛行，必至人倫破滅，禮義廉恥均為湮喪”，自己的家也就完了。想到這裏，吳宓甚至悲觀地要自殺——“則宓雖欲求一家之安寧、父子之慈孝、伉儷之親愛，亦不可得。嗚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勞愁如此，吾生何樂？誠不如自戕其生，則數分鍾內，一切苦難，均冥然不知。清靜之極，快樂之極！……”[1920年4月19日]而且，據他自己說，他很長一段時間裏，腦袋裏總是有這種可怕的念頭。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