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講過，在整個的五四運動中，發生學生遊行示威，以及開展三罷運動的各個城市，基本上沒有出現軍警鎮壓的場麵。即使學生采用強製手段沒收日貨，拘禁賣貨人，押人遊街，警察的幹預也是溫和的。沒有軍警開槍的記錄，少數幾例被軍警刺刀傷到的事件，到底是學生自己找上去碰的，還是軍警主動的還不清楚。在五四期間，總體上是軍警怕學生，不是相反。就連皖係軍人控製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沒有發生鎮壓行為。一向名聲不好的安徽督軍倪嗣衝和湖南督軍張敬堯，都表現出了相當的克製。同時，盡管運動是反日的，但由於學生的有意克製，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沒有發生跟日本人的衝突。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在華眾多的日本人，由於日本政府的限製，也表現出了克製。
一般來說，五四運動，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評的。從國際形勢而言，中國人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反日情緒，以及對段祺瑞政府親日政策的批判，是應該受到西方人歡迎的。因為，畢竟在一次大戰期間，日本趁歐戰之機，在華的勢力擴張，是西方不樂見到的。因此，無論西方的輿論，還是在華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對五四運動，大多抱有善意。反過來，參加五四運動學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視為盟友的。從運動伊始，就在竭力爭取他們的支持。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運動期間，發生的唯一一次因警察鎮壓而導致的流血事件，造成遊行的中國人1死9傷的慘案，卻偏偏發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人的租界裏。行凶者，是租界工部局的英國警察。
1919年6月12日夜，就在北京政府罷免曹、章、陸的第二天[10日]，上海三罷的學生和商民宣布在這天開市，慶祝鬥爭的勝利。一支遊行隊伍，從法租界進入公共租界的山東路附近，遭到工部局巡捕房的巡警阻止。據工部局警務處總巡麥高雲對上海英國總領事的報告，英國巡官洛克，跟遊行隊伍的領頭人，用英語做了交涉[報告稱，領頭人英語很流利]，要求隊伍退出租界。但遊行的群眾不肯，於是巡警開始強行驅散遊行，雙方發生衝突。據報告講，巡警受到了襲擊，但襲擊巡警的東西，“桌子、竹竿、拍門板、石頭、煤油爐”，“全部從陽台上及窗口投擲下來”。但是巡警們卻“筆直地朝著‘暴徒’開了三槍”，也就是對著遊行隊伍開了槍。大街上倒下了10個人，1死9傷，至少有3人傷勢很重。在衝突中，還有人被逮捕，但警方沒有說明逮捕了多少人。410
後來，在法庭上，驗屍官證明，死者頭部中彈，子彈從左側太陽穴穿過右側太陽穴。411顯然，這樣的射擊不是隨意的。而督察長T.I.萬亨的證詞，則說是他用馬槍對遊行人群開了3槍，而巡官洛克用手槍開了7槍。412另外一個巡官勞伯遜的證詞則說，洛克是第一個開槍者，但他不知他打了幾發。413
中國人辦的《新聞報》報道此事，說是巡捕阻止遊行，但遊行隊伍“擁擠不退”，“即開槍轟擊”。報道詳細開列了受傷者的姓名、年齡、住址和籍貫。414英文的《大陸報》報道比較詳細，說是巡捕的馬隊向示威遊行隊伍衝擊，凡4次，激怒了街上的市民，大量雜物從上麵扔下來，有一些砸到了巡捕。然後總捕頭就下令向示威者開槍。現場目擊者說有2個人中彈死亡，但隻找到1具屍體。開槍後，大批巡捕和租界裏的萬國商團，帶著至少兩挺機關槍趕到現場。415
就以上披露的不完整，而且嚴重缺乏被害者一方的信息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進入公共租界的學生和市民遊行隊伍，僅僅是為了慶祝罷免曹、章、陸的勝利，沒有絲毫危及租界的意思，甚至對租界當局沒有一絲的敵意。但是，卻遭到了租界巡警的粗暴阻止，馬隊衝擊，就常識而言，這種衝擊，對遊行者是構成傷害的。盡管此前租界當局曾幾次三番下令禁止在租界遊行[這種禁令本身就非常蠻橫和沒有道理]，但在整個上海包括租界的華人[占租界人口的絕大多數]都在歡慶的時候，如此刻板地執行禁令，說明租界當局根本沒把華人當人看。顯然，這種對遊行隊伍粗暴的衝擊，引起了人們的不滿，由此導致的反抗，其實主要來自街上兩邊的居民，所有扔下來的雜物，即使按巡警自己的說法，也是自上而下，來自樓上陽台和窗口。這種反抗，對於巡警的傷害其實相當有限，但巡警卻開了槍，居然是衝著密集的遊行人群開槍。開了多少槍，其實巡警自己也說不清楚。死傷的人沒有來自樓上扔東西的，而都在街上。更可怕的是，前來增援的巡警，還帶來了機關槍。如果增援者來了之後，遊行隊伍還沒散，十有八九死的人會更多。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次毫無道理的、非常惡劣的、非常野蠻的鎮壓事件，一場租界警察針對毫無敵意、手無寸鐵的人群施行的殺戮，一個足以載入史冊的慘案。這個事件，其實跟五年後的五卅慘案很類似。從某種意義上說，比五卅慘案還沒有道理，畢竟，五卅運動時的遊行示威人群，的確是衝著租界去抗議的，表現出了強烈的敵意。可是，1919年6月12日租界巡警的槍口所麵對的，隻是一些興高采烈歡慶的人群，像是一些過節時參加集會歡樂的人群。唯一的差距，五卅死的人比較多[死13，傷40餘]，但六一二事件的性質卻惡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