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所有有民眾參與的政治運動，從抵製美貨、收回路礦權，到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組織者都很自覺地把自己跟義和團劃道線，對外強調自己不是鬧義和團，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強的內容，也是文明排外。這條線，就是“文明”。義和團運動之後，“文明”，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運動，當然更是這樣，運動的參加者，無論學生還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覺地把自己的行為，放在“文明”的藩籬之內，有意識地約束自己的行為，爭取給外國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動武，也有意克製在自己人的範圍之內，對深惡痛絕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運動從本質上講，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其發生的背景，跟義和團一樣，有著民族危機的因素，至少是參加者意中的危機。對於義和團運動來說，山東直隸一帶的民教衝突，以及由德國蠻橫占據青島和強修膠濟鐵路，的確對這場運動的下層參與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毀掉了維新變法的朝廷上層，不僅要麵對自甲午以來的邊疆危機，而且還要麵對列強因停止變法的不滿和壓力。上層的壓力，跟下層的感覺，其實有共同之處。同樣，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在學生和關心時局的部分市民看來，也是一種國家危亡的前兆，而這種認識，在部分社會上層人士，包括部分軍閥和政府內部親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鳴。
因此，五四運動雖然看起來很文明，不僅不直接對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動，最有力的武器，無非是抵製日貨，甚至連日貨這個名稱也隱晦起來，改為“仇貨”，或者“某貨”，同時在推行運動之時，力求征得西方列強的同情，以自己所謂的文明行為爭取同情，盡量不開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鎮壓遊行，開槍打死打傷多名遊行民眾時，也沒有因此而掀起一場針對英美的抗議運動，反而自動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個自反洋教騷動到義和團運動以來的魔咒，在號稱文明理性的五四運動中，還是出現了，這就是所謂的洋人下毒的謠傳。
在人類曆史上，外人[不一定是外國人，外地人也一樣]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風潮相伴而生的一種謠傳，每當一個地區發生瘟疫或者其它災難的時候，排外總是一個地區居民緩解焦慮的一種選擇，而外來人下毒[導致瘟疫]，則是排外行為的最好解釋，它提供了人們瘋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據。在歐美曆史上，這樣的事情，也屢見不鮮。被懷疑下毒的人，依次為猶太人、吉卜賽人和中國人，或者其它東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異比較大的外來人，被懷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過來，在中國近代的排外風潮中，西方人則成了當然的“下毒者”，在太平天國覆滅到義和團運動興起的這30多年裏，在眾多的打教[針對基督教的教案衝突]風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個永恒的主題，隻要有瘟疫發生，謠言就會自動生出來。1892年，在廣東揭陽流傳的一份打教揭帖，專說洋人下毒，說是洋人會在“餅餜糕糖”裏下毒，然後給孩子吃，會在東西裏下毒，送給人拿了就中毒，會在錢上下毒，會在筆裏下毒。385後來發展到有瘟疫發生，大家懷疑洋人下毒，沒有瘟疫，大家也認為洋人會下毒。總之，隻要存在衝突和緊張，洋人下毒，是人們談虎色變的一個永恒話題。義和團運動中，並沒有伴隨大規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許多義和團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謂的解毒藥方，說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後，按方抓藥，可以無事，比較典型的有“烏梅七個，杜仲五錢，毛草五錢”，或者“吉豆一碗，烏梅七個，大王麥七個，花生十個，白菜疙瘩七個，紅糖一兩”。386有意思的是，前一個所謂解毒藥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機中，也出現並流行過。
五四期間洋人下毒的謠傳，由於普遍的仇日情緒，理所當然單一地集中在日本人頭上。從目前的史料看，恰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上海，這樣的謠傳最多。據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報告，自上海開展聲援北京學生的三罷運動以來，有關日本人下毒的謠言就滿天飛。盡管工部局警務處經過仔細的調查，發現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虛烏有，但謠言卻沒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報紙，也“每天不斷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國居民信以為真”。後來，工部局警務處采取了強製措施，迫使中文報紙撤掉這些報道，並不斷發布工部局的辟謠公告，租界內的謠傳才在逐漸平息。387但事實上，謠言完全的平息，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即使租界內沒人敢傳謠了，但華界還在傳。華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謠，強調這種謠言，“全係奸人捏造”，“捕風捉影，全屬無稽”。388但一點作用都沒有。後來，連上海的周邊地區，都在傳，害得不明裏就的人，神經過敏，平白生出很多事來。事實上，隻有在運動本身平息了，謠言才會逐漸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