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誤會也是難免的。被鄉下人誤為日本人來下毒的中國人挨揍的事，時有所聞，連上海駐軍的現役軍官，一個營副，也在城郊龍華附近被誤為下毒之人而遭痛毆，驚動了上海護軍使盧永祥。406最嚴重的一個事件，是官拜淞滬護軍使谘議官、陸軍少將的官成鯤，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時，被鄉民誤會成前來下毒的日本人，而正趕上這位少將又言語不通，估計態度又不好，結果誤會更深，一頓暴打之後，竟然殞命。407
需要一提的是，在這種恐慌氣氛中，整體上在運動中比較克製的日本僑民，也有人意欲斥諸暴力，對付中國人。公共租界警務處的報告說，在1919年5月27日，發現兩個日本學生佩戴手槍，說是要“打中國人”。408這種來自日本人的反彈，無疑加劇了空氣的緊張與恐慌。
一場新式民族主義的運動，一場組織和參加者都在刻意避免不文明的運動，在一個類似巫術的下毒魔咒上，卻出現了舊式種族排外運動的影子，從謠言的製造、流行、對運動動員的作用，都跟五四運動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義和團運動，有著非常相似的品相。從本質上講，它們是完全一樣的東西，都具有煽動民眾情緒、加熱運動氣氛的動員作用。海外五四研究的大家周策縱認為，“盡管這場運動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印跡，但它本質上並非一場排外運動”，而且五四運動“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場西化運動”。甚至還說，五四的反日運動，不是針對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更確切地說]針對野心勃勃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周先生看來，五四的反日過激情緒，僅僅是支流而已。409顯然，周策縱先生對五四運動過於理想化了，沒有看到這個運動彌散之後的底層反應，事實上很難說運動的參加者所敵視的日本人，僅限於“軍國主義分子”。盡管五四時的情景，跟義和團不一樣，知識界對於文明和西方世界的認同，今非昔比，自戊戌以來，日本也一直是作為中國知識界學習西方文明的榜樣存在的，但是，我們看到，這場文明的抗爭，卻依然將自己想當然的最不文明的巫術伎倆，安在了他們的頭上。事實上，五四運動盡管表現了對西方的親和，甚至在遭遇租界當局武力鎮壓的時候，仍然保持了這種親和，但並不意味著運動就沒有排外的意思，隻是運動的參加者將排外的對象，限製在了日本一國，日本一國之民而已。後來的曆史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旦起來，這種限製往往是不可靠的。一場文明的民族主義運動，隻要需要表達對列強的抗議，隻要動員波及了社會的下層，對抗議對象的敵視，很容易轉換成最古老的巫術魔咒。因為隻有這種魔咒，才會真正激起下層社會的恐慌和敵意。若要廣泛動員，就需要敵意，有了敵意，恐慌也就難免。在運動熱潮中，盡管主導運動方向的學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卻很少有人會站出來辟謠，往往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有意無意，推波助瀾。在日本人壞這個大前提下，運動的參加者，即便是有知識的大學生，其實對這種古老的巫術謠言，也沒有多大的抵禦能力。有知識的學生，在某個具體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許有判斷能力，但往往無法否認整體上日本人壞、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國人的這個大命題，因此，洋人下毒的這個古老的魔咒，就這樣在一場說起來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議運動中，流行開來。
從義和團到五四，中國人在列強壓迫下的危機憂慮始終存在，雖然，五四運動發動和主導者對於緩解危機的方式，跟義和團的農民，有根本的不同，但運動一旦波及了下層社會，這種不同，也就看不出來分別了。反過來，下層社會特有的動員方式，特別是這種方式奇強的動員效果，也感染著運動的上層，使得那麼多受過西式教育的學生和報界人士，對這種荒誕不經的謠傳，采取默認的態度，有的人[報界]甚至不惜推波助瀾。在“動”起來的群眾麵前，即便有頭腦清醒的人，大概也很難會站出來給群眾“潑冷水”，處在群體性運動的人，運動起來的時候，運動，往往就意味著一切。從這個意義上講，義和團和五四運動之間，並沒有一條可以截然分開的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