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為政治運動，參加者意中的敵人，無疑是日本。所謂曹、章、陸者，在人們心目中，無非是助紂為虐的內奸而已。運動預先定下的文明基調，使得抗議的人們不可能采取別的手段來傷害敵人，因此，對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製日貨。抵製日貨是五四持續最久的抵製運動，大規模的運動一直持續到1920年一整年，個別地區甚至延續時間更長，對於一些人而言，抵製日貨甚至成為一生的習慣。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回憶說，她小時候所在長沙藝芳女校，抵製日貨的十人團，一直堅持了約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320當時參加抵貨的人，往往特別強調不要忘記外國人譏笑國人的“五分鍾熱血”，一定要堅持下去。當年還是小學生的人，對五四的記憶，印象最深的，就是抵製日貨。號稱民國講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學家黎東方，時在揚州讀高小，不僅參加抵貨，把家裏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換成國貨，還跟4個小夥伴，組成“醒華會”，跟在中學生後麵上街嚷嚷抵製日貨。321
抵製日貨，是當時國人可以用來對日本示威唯一的法寶，大體上類似於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所謂“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隻是相對而言，比較明目張膽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當時軍閥統治比較弱，鎮壓困難，二是當時的軍閥政府，在民族主義的風潮麵前，對於鎮壓，縮手縮腳。以當時國人的認識，認為日本第一要靠中國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國的市場，如果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窮，甚至衰落。天津國民大會宣言說，如果中國人堅持抵製日貨，必使日本“受經濟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傳單上甚至說，“日本原是極窮的國，就是指著賣給我們中國貨物賺了錢去過日子。我們要是不買他的貨物，他國裏既沒有錢用，自己過日子都顧不過來，那還有心思來琢磨我們”。322而且，抵製日貨也是一種民間行為，是參加運動的民眾由於對政府極度失望，產生的一種不再相信政府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禦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學生號召抵製日貨的演講辭上，一開篇就說，“我們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人，又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學生，大不幸又處在現在千鈞一發的時候。既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人，就得想一個方法救國。”號召了學界、商界、報界和勞動界，說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賣國已經夠了，根本不指望他們救國。323這樣的議論，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貨本身，也有對政府的抵製意味。加上抵貨行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屬於違法行為，至少在公開場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貨，學生跟政府方麵，在理論上是處於對立狀態的。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無論北京當局還是地方軍閥，對於五四期間聲勢浩大的抵製日貨運動，基本上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礙於日本政府的抗議，從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貨的表麵文章，但大體上都睜眼閉眼，隻求學生們不在字麵上宣傳抵製日貨就可以了。抵貨的人們也很識趣，將日貨改成“仇貨”，或者“某貨”，政府方麵也就裝作事情沒有發生。隻有天津警察廳將跟日本人發生衝突的學生抓了起來[後來也放了]，324其他的軍閥，基本上無所作為，連號稱皖係嫡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也不過就是禁止大規模焚燒日貨而已。325有的地方軍閥，比如駐紮湖南常德的馮玉祥，甚至公開支持學生抵貨。當日本領事出麵保護日商，馮玉祥則拿日本人私賣煙土的案件出來，跟日本領事糾纏，攪得對方隻好不了了之。326
抵貨的中堅人士，肯定是學生，抵貨的學生，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犧牲精神。很多人一開始就把自己和家裏人所有的所有日貨，統統砸掉燒毀。
“這是日貨，打了去！”一個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來了，扔在台階上，立即打碎了，淡紅色的牙粉，飛灑滿地。
“這也是日貨，踩了去！”一隻日貨的洋瓷臉盆，被一個學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幾腳踩凹下去，瓷片一片片地剝落下來，一腳踢出，瓷盆就像含怨無訴地滾到牆角裏去了。
“你們大家看看，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貨吧？”一個學生雙手捧著一床東洋席子，表現很不能舍的樣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見席頭上印了“日本製造”四個字，立刻同聲叫起來；
“你的眼睛瞎了，不認得字？你舍不得這床席子，想做亡國奴！？”不由分說，大家伸出手來一撕，那床東洋席，就被撕成碎條了。
我是一個苦學生，從鄉間跑到城市裏來讀書，所帶的鋪蓋用品都是土裏土氣的，好不容易弄到幾個錢，買了日本的牙刷，金鋼石牙粉，東洋臉盆，並也有一床東洋席子。我明知道銷毀這些東西，以後就難得錢再買，但我為愛國心所激動，也就毫無顧惜地銷毀了。我並向同學們宣言，以後生病，就是會病死了，也決不買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327
這是方誌敏《可愛的中國》裏的一段描述，看起來像是小說中的場景，其實，書中的描寫，在五四時的中國，隻要有學校的地方，幾乎都發生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北京各校學生，將學校消費社和學生“舊日所購日貨”，一起拉到先農壇，衝破軍警的阻攔，付之一炬。328長沙某師範學校學生，將自己購買而未用的洋瓷麵盆，當眾踏碎。329天津北斜村小學，在有教員演說抵製日貨時，“竟有數學生將所用之色盒、鉛筆當時搗毀拋棄，並對眾發誓以後絕不複購日貨”。天津北廣小學，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330天津民立小學的學生，幹得更為徹底，他們開會討論，“議定個人所舊存之日本貨一律交由大會公同焚毀，以為自今日始永不購日貨之紀念。當即一同撿齊，計共分草帽、書包、洋紙本、墨水瓶、橡皮、畫圖規、竹尺、洋筆杆、筆頭、色紙、畫圖紙、石筆、石板十三類，約值洋二十餘元。遂逐件拆毀，共付一炬”。331杭州各個學校學生救國團聯合會，約定於1919年的5月18日，“齊集新市場杭州城站兩處，焚毀個人自有日貨”。屆時兩處學生的自有日貨堆積如山，“洋傘、手帕、草帽、草席、皮包、書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應有盡有，一把火全燒了，“各界人士往觀者不下萬人”。杭州的警察局還特地派警察來維持秩序。332長沙搞過兩次萬人規模的焚燒日貨大會，成堆的日貨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投入火海。333被當眾焚燒的，是學生自己的物品，而商家手裏的日貨，則可以登記蓋戳，銷完不進新貨即可。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在回憶中，也講了一個相當生動的故事，她所在的長沙藝芳女校，師生成立抵製日貨，提倡國貨的十人團，共約不再購置日貨，以前購買的日貨登記蓋印，不許再買新的，定期檢查。
有一次，有一個學生的新帽子的裏子是日貨，被團長查出來了，經團員通過，要沒收或焚毀，那個團長十分謹慎，剪下帽裏絨布一塊然後拆下帽裏，當眾焚燒。當然那個學生十分不快，禮拜六回家告知家長。這位家長大發雷霆，到學校問罪。十人團團長便說，“我們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學，不可買新日貨，她違章買了，原定要燒，隻好燒了。”那家長便說，“你可包你們同學沒有一個有日貨麼？”團長說，“任憑檢查，連教員、校長都可檢查。”那位家長毫不客氣，在學生寢室內到處查看，並看了幾位教員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貨，都是舊的，也都蓋過十人團的印，這才悻悻的去了。334
前麵提到的黎東方，也說他在上小學的時候，參與抵貨，也幹過把家裏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這種做法，顯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錢人家的孩子肯做犧牲，沒錢的小販家的孩子，也一樣有熱血。長沙北正街一個年方9歲的廖姓小販之子，放學回家，“忽將家裏攤上所擺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屬日貨，一律掀擲於地，用腳踢毀。其父母氣極，而怒將其扭住痛責，其子遂罵其父母為涼血動物賣國奴不已。其父母因其罵故愈打，而其子見其愈打遂愈罵。正在糾紛未下之時，適某中學遊行演講學生等前來見悉，當大讚其子之愛國熱忱，並賀其父母得此佳兒為門楣幸；並有一學生取出光洋二元給廖，作為賠償損失費，勸令善視其子，勿再責打，並請以後不得再代賣日貨。廖夫婦大為感動，除洋元力拒不收外，並承認此後永不再進日貨。”335寧波大豐昶洋貨店，店主是寧波學生聯合會會長張傳疇的族叔，店產跟張傳疇有“承繼”關係，但是，當這個規模不小的店依然在賣日貨的時候，張傳疇帶領學生，把店裏的大批日貨，一把火燒掉。336在抵貨運動的高潮期間，學生們不僅不買日貨，而且不跟任何與日本有關的事沾邊，車不坐，船不乘。學生和市民，組織大型集會，當眾焚燒日貨，這樣的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燒毀的日貨，既有抄查來的，也有學生自己的。毀掉自己已有的日常用品，是一種犧牲，而轉購從價格和效用上尚不及日貨的國貨，也是一種犧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學生們有這樣的犧牲精神，身體力行，占據了愛國和自律兩個道德製高點，抵製日貨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推進。
由己及人，學生推動抵貨，不遺餘力，在他們看來，不這樣，抵貨就沒有意義了，因此，抵貨運動，主要是禁賣和禁買日貨，以禁賣為主。事實上，作為一般老百姓，很難有學生這樣的覺悟，隻要貨物便宜，並不在意是哪國的產品，隻要有人賣，就會有人買。據《大公報》報道，1919年6月16日，長沙學校放假，街上沒有了學生演講和檢查，一些店鋪就開始偷偷賣日貨，“而無知愚民隻知貪圖便宜，樂往購用”。337提到禁賣日貨，必須強調學生以及其他運動積極分子的一種組織——救國十人團，這是五四運動中一種特別行之有效的動員組織，10人一組活動[實際上也未必]，自打在北京誕生之後，迅速被各地複製，成為五四運動宣傳、動員、組織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組織，並非什麼核心團體，而是普及性組織，凡是熱心運動者，無論大中小學生，都自行組織，小學生似乎更積極。不用說，這種組織，在抵貨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除學生之外的市民，仿效這種組織的，有正義團和鋤奸團等名目，對抵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組織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正因為如此，抵貨在能夠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效果。
十人團作用，在抵貨運動中，主要是演講和上街勸阻商家買賣日貨。學生的行動能夠奏效，在很大程度是因為事先已經得到工商界的同意[這一點我們稍後還要提到]，各地在開展三罷活動時，學界和商界，就已經達成了抵貨的共識，加上包括店員和工人在內市民也相當有積極性，商家多數都能遵守協議，禁賣日貨，在整個抵貨氣氛的壓力下，個別商家的“違規”之舉，就比較容易被十人團糾正。上海的運動一開始，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2萬人召開國民大會，在會上就提案各公司停辦日貨，致電錢業公所不用日本鈔票，號召全國商界“與日本斷絕商業關係”。338緊接著，5月9日，《上海新聞報》報道，上海商民公布，“自5月9日起，一，不進日本貨，二，不裝日本船，三，不用日本紙幣。一致進行，堅持到底。”339這樣的共識，在天津，北京，以及全國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上海工商界各個行業公會[行]紛紛表態，抵製日貨，火車轉運業，顏料業，花紗業，煤炭業，麩業，糖業，西藥業，木商，五金業，糧商，鐵業，洋布業，紙業，船業，零售業，南貨業和錢莊，都表態不跟日本人交易，報業也一致不登日本的廣告。340天津各界在結束三罷之後，召開各界聯席會議，學界提議日後限製“各商號不得再訂日貨及用日幣”，而且組織“日貨檢查團”，得到商界的讚同。341各行各業，也跟上海一樣，紛紛表態，支持抵製日貨。有的商家甚至把日本紙煙，當眾燒毀。342
但是，1920年代前後，日貨在中國滿地都是的，那時的日本，很有點類似於今日的中國，製造業非常發達，日本貨就是便宜貨的代名詞。因此，作為大而貧弱近鄰的居民，對於日貨有相當大的消費量。而且中國商人中，買賣日貨者甚至專賣日貨者，數目不小，即便他們都樂意遵守抵貨的協議和公約，但損失卻負擔不起，即使全部轉為賣國貨，也需要一個過渡的時間。因此，組織抵貨運動的組織，往往會給這些商家一個時間限製，讓他們處理陳貨，但是在這期間，不許新進日貨。天津為了防止各個商家作弊，各行業組織統一清理。343更溫和一些的做法是，限定一個日期，將商家的現存日貨檢查蓋戳，可以銷售，但不許進新貨，如果發現沒有蓋戳的日貨，則一律沒收。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