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輸華商品，除了紫銅一項，其它都有幅度很大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幅度最大，降幅最小的布，也有一半以上，其實日本傘下降幅度最為恐怖，從將近8萬把降到了0。這跟各地紛紛抵貨中，人們拿日本雨傘出氣，拆毀而且再踏上一隻腳的場景，遙相呼應。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寫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運動持續的一年裏，日本對華貿易受到了很大損失，對華輸入減少了40%。372走私的減少量，還沒有計算在內。當時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在報告裏承認，出於運動的緣故，各業對日交易陷於停頓，金融業“對凡於日本有交易關係者，則不與之交易；正金與台灣兩銀行之紙幣幾乎完全不能流通，因之除極少數之外國商品或中國土產品外，對本邦商人之交易完全停頓；尤其報關運輸行等，因排日關係，日本貨品完全不能搬動。日清汽船、戴生昌以及滿鐵等輪船公司，自從19日中國報關業公會決議不在日本船隻上載貨以來，雖尚有若幹乘客，中國人之貨物已完全不交載運。日清汽船比平時減少三分之一，戴生昌減少四分之一，滿鐵減少三分之二，尤其如日清及戴生昌以長江或內河航路為其唯一生命而競爭又甚激烈之輪船公司，其受打擊甚大，料不易恢複原狀。……其他一般商店，除日本貨商店及少數販賣當地日本工廠製品者外，固然期貨交易已不存在，即使已訂契約之商品，亦不履行，交易成為完全停止狀態”。373另據馬寅初考察，“以1919年為例，日本日清汽船會社往來滬漢間所載之貨量，4月份為5552噸，5月份降為2157噸，6月份為37噸，7月份為87噸，9月份99噸”。374台灣老資格的曆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開封的一個中學生，也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抵貨運動，在交通要路檢查日貨，他回憶說，眼見得，逐漸日貨就沒了，“而美英貨卻漸漸多了”。375一位參加運動的雲南人回憶說，1919年到1920年間，日本棉紗對雲南的輸入，少了“十分之九”。376但是，查閱日本大藏省編輯的《大日本外國貿易年表》卻發現，在抵貨前的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日本對華貿易輸出額為359,150,814元，輸入為281,707,333元。377次年，的對華貿易輸出額為447,049千元，輸入為322,100千元[單位為日元]。378在抵貨高潮中，日貨輸入，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這種增加，在中國如火如荼地抵貨聲浪中，顯然有些不合情理。顯然，從前引史料看，不可能是抵貨的有效性出了問題，隻有一種可能，1919年正好是北京政府用日本貸款大規模購買日本軍械的時候，應該是武器的輸入，抵消了日常用品的減少。
當然，我們也看到，即便在中國市場已經成為日貨傾銷地的情況下，總體上由於中國人消費能力過低，絕大多數農民，實際上不怎麼購買日用工業品，牙粉、洋瓷盆這樣的東西，農民根本就不用，消費者僅限於城市裏的學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所以，日本輸華商品量雖然對於日本的某些城市而言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體貿易來說，尚非最主要的部分。1918年日本商品輸出總量為1,962,100,668元[日元]，對華輸出為359,150,814元，1919年總量為2,098,872,617元，對華則為447,049千元。379中國市場固然對於日本很重要，但這塊市場銷量的減少，還不足以製日本的死命，所以說，通過抵貨就可以讓日本衰落的想法，顯然並不現實。況且，當時中國農民消費洋貨最大的部分，是購買機製棉紗，然後自己織布，但是日本紗廠很多卻是在中國開辦的。抵貨運動當時並沒有深入到農村，即使深到了農村，想將日紗完全驅逐，也是相當難的一件事。從這個角度說，即使是五四這種持久而深入的抵貨運動，抵貨的效力，也是有限的。
抵製日貨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難說。一方麵，當時中國這樣的主權不完整、關稅不能自主的弱國，在一個正在走工業化上升路線的強鄰壓迫下，孱弱的民族工業，如果沒有特殊的機遇，事實上很難出頭。明眼人都明白，僅僅靠市場的競爭，國貨一時半會兒是無法跟日貨匹敵的。抵貨運動的初衷，是通過不買日貨，削弱日本的實力，但最終卻是落到振興國貨上。不管怎麼說，五四運動中全民規模的抵貨，給了民族工商業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們常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裏麵應該有抵貨運動一份功勞。五四的抵貨運動，跟五四示威遊行一樣，從後來的結果看，不唯拉動了民族工業，而且的確起到了喚起民族覺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對於不久後的關稅自主爭取，也有非常正麵的意義。
但是，抵貨畢竟伴隨著暴力和強製，一種在愛國道德至上的暴力和強製，至少在抵貨高潮的時候，非法地傷害了日貨經銷商和購買者的利益。這些人不僅物質利益受到很大損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他們買賣日貨，但也是正當的商人，被冠以“賣國賊”、“奸商”、“亡國奴”、“冷血動物”加以羞辱，也是一種傷害。顯然，這些人，即使貪圖私利，也似乎沒有多大罪過，跟賣國根本沾不上邊。買賣日貨，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僅僅是謀生的需要，不大可能有哪個人真的是出於日本的利益堅持買賣日貨的。他們的“過錯”，從道理上講，是不顧民族利益的大局，從當時的情勢來說，則是不服從集體行動，但是，這種集體行動，實際上並未爭得他們的同意。
所以，問題就來了，到底一般的國民，有沒有義務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個人利益的犧牲？如果這種犧牲出自國民的自願，當然沒有問題，值得稱頌。但如果個人沒有這個意願，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強製的方式強迫他們遵行，不僅妨害了他們的自由，而且造成身體和財產的傷害，這樣的強製，是否像我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天然合理？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不采用暴力和強製，全民性的抵貨能否貫徹下去，又肯定會是個問題，就像西方工人罷工一樣，如果不組織糾察隊，強力阻止廠主從外地招工進廠，任何罷工都堅持不下去。但是，不管怎樣，新文化運動中高揚的個人自由的旗幟，在愛國主義的大帽子麵前，肯定是萎縮了，萎縮到連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都一聲不響。在這個意義上，從新文化運動走到五四街頭抗議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來主張的反麵。值得一提的是，嚴複對於抵貨的意見。當時，嚴複的兒子嚴琥正在唐山工業學校讀書，也參加了抵製日貨運動。嚴複聞訊，去信責備。信的最後有幾句話，很有點意思：“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學生橫厲如此，誰複敢立異同，而正理從此不可見矣。”380是啊，在愛國的大帽子下麵，有誰還敢提出異議呢？沒有異議，自由將如何安放呢？
必須承認，這個問題，是一個兩難的難局。之所以有這個難局，關鍵在於當時特殊的情勢，國家主權不完整，關稅不能自主，中國市場變成了日貨的傾銷地，而中國的政府，沒有這個力量解決這個問題，隻能靠民眾自行設法。演成這樣一種局麵，事實上對於運動的參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當時，要想根本禁絕日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日本產的日用消費品銷量不大的所在，抵貨運動的阻力反而越大，因為在沒有相應便宜的國貨替代的情況下，抵製日貨的結果，是直接損害了當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費。一位當時山東諸城的小學生回憶說，他參加抵貨之後，回到村裏，靠做小生意為生的親戚都躲著他，一個大叔對他說：“實話說了罷，我這個小買賣就不用作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廠織的布，你念的書也是日本工廠出的紙印刷的。”381另一位在洛陽參加抵貨的中學生回憶說，洛陽的商家對抵貨就不熱心，自己的一個做店夥的表兄，還嚇唬他們說：“你們抵製日本貨，惹惱了日本人，派兵打來，看你們怎麼辦！”學生們抓到了一個偷運日貨的“奸商”，捆了起來，這個“奸商”不但不服軟害怕，反而憤憤不平地跟學生大叫大嚷。382安徽蕪湖的商會，對抵貨也不積極，以至於憤怒的學生把商會砸了，“首先拆了商會的電話，後來又把商會辦公室內的家具打得一塌糊塗，有些東西簡直被砸得稀爛”，連商會會長的頭都被學生打破了。383
更進一步說，即使禁了日貨的輸入，那麼在中國的日資工廠產品怎麼辦？抵貨的時候工人可以罷工，但不能總是罷下去。很多農民織的土布，實際上用的棉紗，卻是機紡的，其中就有不少來自日本開的工廠。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其實不待全球化，當時已經出現了。就算抵貨運動對國貨的保護和民族工業的推進，效果也是有限的。我們必須得承認，由民族主義高揚而發生的抵貨運動，對於民族工業的刺激，隻能是暫時的，民族工業的壯大，從根本上說，還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國家的扶植和適度的保護。這一點，其實抵貨運動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經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開日刊》上的一篇評論說道：
我們想想，現在中國的“家庭工業”、“手工製造業”已經完完全全的被外國來的“機器製造品”打滅了。我們日用的東西，幾乎離了外國舶來品便不行了。我們在經濟上，已經做了外國的“工業戰利品”，已經失了自己的“獨立權”。我們如果不把這獨立權恢複轉來，有甚麼方法，可以達到我們“國民自決”的目的呢？所以我們今天頂要緊的就是要能夠“國民自給”。中國人方才有經濟上的獨立權，方才有主張國民自決的勇氣，方才有實行國民自決的力量。
不錯，不錯，大家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了。大家在那裏提倡國貨，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大家所提倡的國貨，是不中用的，為甚麼呢？因為這些物品，和舶來品競爭，已經打過好幾次敗仗的了。今天靠著大家的“愛國狂熱”是可以暢銷的，明天這群眾的“愛國狂熱”減少了，中國的市場，仍舊要被“舶來品”占領去的。所以我要大聲疾呼的向著中國的工商業家說幾句話：
（一）趕快的去你們的舊腦筋來相信科學。
（二）趕快集合你們的力量，辦一個大大的“化學工業試驗所”。
（三）趕快的把工商界和學術界用有力量有係統的組織打成一片。
（四）趕快趁這個時候興辦各種的大工業。384
這些在90來年前的話，在今天讀來，依然很耐人尋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抵貨差不多同時，印度的甘地，也在領導一場針對英國人的抵貨運動。五四的抵貨運動，沒有像甘地那樣，提倡回到土紡車紡紗織布、土法煮鹽的中世紀狀態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業的建設，應該說，這是值得國人自豪的事。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在整個抵貨運動期間，日本方麵雖然多次提出抗議，在華的日人，大體上還表現比較克製，隻有在日本勢力特別大的山東和福建，才出現了一些衝突，也隻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鬧得比較大，最後演成中日間的外交糾紛。也可以說，雖然說，是抵貨運動的組織和參加者，表現了最大的克製，盡量避免波及日本人，發生跟日本人的直接衝突，但是，對於中國的抵貨運動，當時的日本政府的應對，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溫和的，這也是運動最終沒有進一步演化成對抗，和平落幕的一個外部因素。當然，抵貨運動中對人權的侵犯，對個人自由的限製，說明即使這樣一個具有學習西方背景的運動，一旦有了愛國的集體道德訴求，自由會被壓縮到何等地步。五四運動盡管有大量的自由主義者參與，但卻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運動過後，科學與民主的旗幟高揚，但自由卻萎縮了，成為五四政治成果，最明顯的特征。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科學和民主也在激進步伐中變了味道，中國政治進一步在民主的軌道上步入下降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