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14首讚詞，依次是佛讚、法讚、海會眾讚、九會讚、字母讚和普賢讚。前12首分別用於八十卷《華嚴經》的某幾卷中，是根據某卷的內容選用的。惟有字母讚是每卷都用。而普賢讚是後麵加的，專用於第81卷。這些讚詞都是長短句，其句式、字數完全相同。每讚6句，每句字數分別是：四、四、七、五、四、五。如“佛讚”：
華嚴海會，舍那如來，
蓮華藏海坐華台，諸佛歎奇哉。
萬象昭回，幽暗一時開。
這些讚詞就是地地道道的歌詞，以字數、句式相同，故可用同一首曲調演唱。而這首曲調就是《華嚴海會》，簡稱《華嚴會》；若快唱時，就被稱為“六句讚”了。今查五台山民國本《禪門五音歌曲》一書，其內就有《華嚴會》，它的體與詞格與上述讚詞完全相同，隻是在演唱時，伴奏與唱腔略有不同，但音樂的整體框架、樂句結構則都相同，如前麵的“字母讚”（也稱六句讚）。那麼，五台山所保存的《華嚴會》是何時的作品呢？山西省音樂研究所研究員韓軍在《五台山佛教音樂》中說：“被明徐謂列為‘宋元舊篇’的南戲作品《牧羊記》中見此詞，名《華嚴海會》……《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曾收此譜。”《牧羊記》，元人作，一說馬致遠作。《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是清代莊親王允祿等於乾隆十一年編纂的大型音樂書籍。可見，五台山的《華嚴會》詞當為“宋元舊篇”，《華嚴會》譜當為明清舊作。
關於“華嚴佛事”的歌曲有三類五首，一類是“華嚴字母讚”，運用這一歌譜還可唱13首“舉讚”。二類是關於“一合”、“二合”、“三合”華嚴字母的三首讚歌。三類是關於“金字經”即總回向的一首讚歌。這些讚歌的詞譜，至今還保存在五台山的五種佛教音樂書中。它們分別是：宣統二年版的《宮商角□□》、民國二十四年版的《禪門五音歌曲（全部）》、1955年亞欣搜集整理出版的《五台山寺院音樂》、1978年抄本《山西五台山廟堂音樂》和199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韓軍著的《五台山佛教音樂》。這5本書保存了五台山佛教音樂的不少有價值的資料，是研究、挖掘、整理五台山佛教音樂的寶貴財富，也是五台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力佐證。
總之，璧峰禪師於元末明初所創作的“華嚴佛事”“四十二奏”，是對80卷《華嚴經》諷誦的充實和在音樂上的完善，是對“華嚴佛事”演唱的讚詞和42個字母的伴奏，是樂器進入佛教經文的諷誦和法事儀式的標誌。這一帶有樂器伴奏的經文諷誦形式，五台山僧人稱為“和念”。“和念”就是五台山佛教音樂的特色。它促進了五台山佛教的經文諷誦和法事儀式的發展，使其具有了頗高的藝術性和欣賞價值，為五台山佛教音樂增添了不少光彩，也是對中國佛教音樂的一大貢獻。所以，它一問世，就能“盛行於世”，經久不衰，一直流傳到現在。
又，《清涼山誌》卷5說，永樂十八年，明成祖朱棣將自己敕定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五台山散施，讓僧人在各種法會中演唱。這就促進了五台山佛教音樂向曲譜方向的發展。
再是，五台山高僧袾宏認為，梁武帝撰的《水陸齋儀》到明代中葉時，就是金山寺本也前後錯亂，不見始終頭緒了。而誌磐的《水陸新儀》也止存四明，流通不廣。因此，他就《水陸新儀》予以訂正補儀，撰成《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6卷，以廣流通，史稱“北水陸”，把誌磐的《水陸新儀》謂之“南水陸”。從此水陸法會又盛行起來了。到清代時，杭州真寂寺儀潤又將袾宏法師的《水陸儀軌》補加了一些內容，撰成《法界聖凡水陸大齋勝會儀軌會本》6卷，流傳至今。袾宏法師非常重視佛教儀軌。我們知道焰口佛事創始於五台山的密宗祖師不空三藏，他根據其譯的《焰口儀軌經》和《施諸餓鬼飲食及水法》等經典，選編成《瑜伽集要》，為唐代焰口佛事之底本。但到宋代時，有西夏僧人不動撰成《蒙山施食儀》，代替了《瑜伽集要》。
到明代時，由於諸家傳承不一，天機禪師就根據當時流行的瑜伽焰口施食科儀刪其繁蕪，編成《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世稱“天機焰口”。後來袾宏又將“天機焰口”略加刪集，名為《瑜伽焰口施食壇儀》。到康熙三十一年，寶華山僧人德基又據袾宏本刪改，更名為《瑜伽焰口施食集要》，簡稱“瑜伽焰口”，世稱“華山焰口”。從此，“天機焰口”就謂之“南傳焰口”，“華山焰口”就謂之“北傳焰口”。到清代時，這兩種“焰口”特別是“北傳焰口”就通行全國了。總之，袾宏的《水陸儀軌》和《瑜伽焰口施食壇儀》是對水陸法事和焰口佛事的充實完善乃至振興普及，從而促進了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
入清之後，五台山成了滿清王朝的皇家道場，康、雍、乾、嘉4代皇帝13次至五台山，舉行護國佑民、祈福延壽等多次大型法會，這就要求五台山佛教音樂有個大的發展。隨著佛事儀軌的臻於完善，特別是道光三年編輯的《禪門日誦》的刊行，標誌著佛教課誦製度的定型和佛事儀軌的最後完成，遂使佛事音樂成了儀軌的一個組成部分，故被稱為“儀軌音樂”或“佛事音樂”。清代的佛事音樂，除了繼承傳統的音樂之外，又從民間音樂中吸收了不少民間曲調充實發展了自己。從五台山現存的同治七年刻本《瑜伽焰口施食起止規範》、刻於道光十四年的《禪門日誦》、光緒年間抄寫的《吉祥會解》和宣統二年抄寫的《宮商角□□》譜本等看來，曲調的數量愈來愈多，僅宣統本就有曲調176首。
從其所錄曲目看來，不僅有青、黃兩廟的曲譜，而且有唐宋以來各個朝代流傳下來的詞、曲牌名，又有明清以來流行的民歌、小調，甚至還有清末戲曲所用的曲牌。若從形式上看，不僅有小曲，而且有“和念”，很可能還有套曲。綜觀清代這4種本子，其特點是“帶有‘和念’形式的諷誦無處不在，而且單純器樂演奏的‘小曲’也已廣泛應用於法事儀式”。僅光緒年間抄本《吉祥會解》中，就“記載有名的‘和念’和‘小曲’40餘首”。二是此時的“焰口”已發展成了“集讚、偈、咒、文、手印等全部經文體裁於一身，並施之以唱、念、吟、誦等多種經文諷誦形式的、藝術性很強的法事儀式了”。三是“在詞與曲的結合、伴奏與唱的關係，以及器樂本身在音樂上的表現力等方麵”都臻於成熟。從而，五台山佛教音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特點，在清末出現了繼唐以來的又一個繁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