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不但在《石匱書》等曆史著作及文集中發表了一係列關於社會和哲學問題的見解，還寫下了哲學專著《明〈易〉》、《〈大易〉用》和《四書遇》（惜前二者未見）《明〈易〉》，清嘉慶年間尚存，《嘉慶山陰縣誌》“藝文誌”著錄：“《明〈易〉》，張岱著，二冊，寫本。”然遍查有關書目均未見，未知尚存天壤間否。（《〈大易〉用》殆清中葉已佚。），僅《〈大易〉用序》（存於《張子文秕》中），其關於社會與哲學方麵的論述亦相當豐富、深刻。其費數十年之力完成《四書遇》一書，“卷中時有雋語……勝於碎義詰難、味同嚼蠟者遠矣”（馬一浮識語）。本章擬從三個方麵探討其社會哲學思想。
一、對程朱理學及科舉八股製度的理性主義批判
程朱理學，自它以成熟形態（以朱熹為標誌）出現以後，對後期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倫理學方麵主要表現為阻滯曆史前進腳步的前進。其阻滯的嚴重性，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之明清兩代表現得格外突出。從明初至正德年間，思想界幾乎一片死氣沉沉，萬馬齊喑。嘉靖以後，一些進步思想家大多在陽明心學的啟發下，明確認識到要在思想界打開沉悶的局麵，解救社會危機，必須對程朱理學及其與之相互表裏的科舉八股製度展開深入的批判和清算：因為自朱元璋“欽定”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八股考試的“標準答案”後，程朱理學與八股科舉事實上相為表裏；統治者以科舉八股來推銷程朱理學，以程朱理學來“統一”天下士子的頭腦，業已成為明代的一項基本文化國策。故而，自王陽明出，在理學內部操戈入室，才使思想界“如暗室一炬”（張岱《石匱書·陽明弟子列傳》）。陽明心學的勃興，無疑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標誌著明代中葉以降思想文化的重大轉機關於陽明心學的評價問題，（請參看拙著《〈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附編《康雍乾時期小說“反理學傾向”綜論》之第一、第五節。）。而從李贄開始，這一思想運動已頗具規模，產生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至明清之交，結合對明亡曆史教訓的沉痛反思和總結，這一思想清算、批判運動則已形成滾滾洪流，張岱就是這場思想批判運動中傑出的先驅者之一過去哲學界論及理學內部批判運動問題時，大多隻談到黃、顧、王、顏等人。其實，以時代論，張岱是他們的先輩，且其批判的激烈程度，特別是其理性主義精神與力度，比之“明清之際四大思想家”並不遜色。
首先看他對程朱本身的批評。張岱認為，“六經有解，不如無解”（《四書遇·論語》）。盡管張岱並沒有全盤否認程朱哲學在“格”“致”理論上有某些合理性內核，但就總體傾向而言，他對程朱理學，特別對朱子的倫理學是持激烈批判態度的。在《四書遇》自序裏他更直言不諱地說：六經、四子，自有注腳，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餘幼遵大父教，不讀朱注。凡看經書，未嚐敢以各家注疏橫據胸中。《張子文秕》卷一《四書遇序》。他這裏所說的“各家注疏”，其實就是指以道統自任的程朱的注疏；“不讀朱注”才是張岱的本意：因為《四書遇》一書本身就引了相當多符合他本人哲學觀點的“注疏”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朱熹壓根兒不是什麼如其本人自詡的什麼“直接周公、孔孟心傳”的“聖賢”，至多不過是千千萬萬個解釋儒家經典中的普通成員之一。
他對朱熹動輒一方麵批評陸九淵以“六經注我”，同時為了使自己的理論“條貫”，以證明自己得“孔孟真傳”，動輒改變經文或進行臆補的獨斷主義做法，至為反感，如《大學》第五章“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句，朱熹注雲：“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朱熹《四書集注·大學章句》“聖經”章。張岱批評說：
此“物”字分明與上文“物有本末”照應；“格”是個本耳，故《傳》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傳》分明以“知本”當“格物”，而宋儒以為“闕文”，得無多此一補《傳》乎？
對朱熹等人所津津樂道的以所謂“十六字心傳”為核心的“道統論”，張岱尤明確地持十分激烈的批判態度，《四書遇》“大學一貫章”中駁雲：
傳道之說，宋儒仿禪家衣缽之說而為之，孔門無此也。曾子隨事用功，子夏泥於多學，故語以“一貫”。若雲“秘傳”，何不以語顏子？若曰“道慎其所接”，子夏之後，何以流為莊周？根性各別，道體無方。“忠”、“恕”二字，亦舉己所得力及門人所易曉。向來認作機鋒，近來紛紛執著，皆屬邊見。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明確指斥程、朱的所謂“道統”，不過是“仿禪家衣缽之說”自己創造出來以欺人惑世的伎倆。平靜的語言中包含著相當尖銳的批判鋒芒和理論力度。在張岱看來，自詡直承孔孟道統，恰是朱熹在學術方法上獨斷主義的根源：以道自任，就很難於真正在學理上平等對話，而會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霸道作風。故而，對程、朱，同樣令張岱最為反感的是他們一方麵自詡“推己及人”，同時又如後來戴震所說的那樣“以理殺人”。對此，他在《四書遇》中激烈地反駁道：
吾人欲飲醇而勸人飲鴆，可乎？其離道遠矣！（《四書遇》排印本，第124頁。）
程朱理學在人性論
倫理學方麵取“雙重標準”，“以‘理’殺人”（戴震語），除社會原因外，從理論內在邏輯上說，也恰是導致理學家在內部操戈入室、最後導致理學解體的最根本的導火線之一（參見今人杜國庠《便橋集·論理學的終結》）。顏元所謂“破一分程朱，入一分孔孟”，若從道德形而上角度言，絕非激憤之辭。宋以後無數“貞節牌坊”下的磷磷白骨已對此做出了最好的曆史注腳。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岱以及晚他一百多年的戴震、吳敬梓、俞正燮對程朱理學人性論從學理本身和社會效果兩方麵的猛烈抨擊，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巨大理論力量。盡管從時代及純學理角度上說，我們並不否認程、朱當初提出“存理滅欲”理論有其特殊的背景意義（試圖以此勸諫最高統治者），但“出發點”與“歸宿地”（目的）的相互悖離乃是哲學上的“常規”。正因為如此，我們對張岱及其後繼者們對理學人性論的激烈批判是持完全肯定態度的，因為理學人性論對中國社會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嚴重阻礙了“文明的曆史腳步”“海外新儒家”少數學者從肯定朱熹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進而“發掘”理性人性論的“進步內核”，對此我們是不敢苟同的。因為作為哲學，本體論、認識論與倫理學一方麵在哲學體係內部相互關聯、密不可分，但就對社會的直接影響而言，又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況且“天命”、“理”、“氣”、“太極”等本體論範疇，在程朱理學中並不具備真正的“本體論”意義。程朱理學的真正本體恰恰是為封建社會合理性做論證的三綱五常、君臣父子一套道德形而上“本體”。
由於程朱理學與科舉八股相為表裏，通過八股科舉來推銷理學，以朱注來統一天下士子的頭腦，業已成為統治者的一項基本的“文化策略”，加之張岱的父親張耀芳及他本人均曾深受八股之害，故而一向富有叛逆性格的張岱對科舉八股的弊端認識得特別深刻，在他看來，科舉八股製度乃是統治者用以“鏤刻學究之肝腸”“銷磨豪傑之誌氣”的惡毒統治術之一。在《石匱書·科目誌總論》裏他明確寫道：
諸體之難，無過製義：蓋用以鏤刻學究之肝腸，亦用以銷磨豪傑之誌氣者也！故後生小子，蓽門圭竇，雪案螢窗，白首窮經，負笥教學，雖以真正英雄，屈首此道，滿腹才華，滿腹學問，滿腹書史，皆無所用之。特以枯管毛錐，孤行其意。一字不協，滿幅俱差（案，藏配抄本作“恙”）；片語不諧，全篇俱失。有人於此，一習八股，則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狀不得不寒，肚腸不得不腐。學使者逾年一考，省禦史三年一試，連赴數科，則精神消耗，意氣沮喪，大事去矣。高皇帝以之大誤舉子，而舉子效而尤之，亦用以大誤國家，何者？舉子應試，原無大抱負，止以占畢之學迎合主司。即有大經濟、大學問之人，每科之中不無一二，而其餘入彀舉之輩，非日暮途窮、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濟世利民，安邦定國，則亦奚賴焉？故自崇禎末季，立賢無方，於新舊甲科之中櫛比求之，並無一士。則高皇帝（以）之誤人猶小，其所以自誤則大矣。嗟嗟！八股一日不廢，則天下一日猶不得太平也！鳳嬉堂抄本卷二十六。
這真堪稱一針見血之言。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批判遠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泛泛譏評，而是在長期從事明史研究過程中經過反複思考後得出的理性結論。特別是經過亡國之變後，他再次修訂《石匱書》時，認識更加深了一層：認為，“高皇帝以之誤人尤小，其所以自誤則大矣”。如果說，國變前他明確提出“八股一日不廢，則天下一日猶不得太平”還隻是根據八股之害所得出的經驗性結論的話，那麼到國變之後，他已經鮮明地把批判的眼光直接投向了這一文化政策的製定者朱元璋本人。所謂“自誤”，也就是說，明朝之亡在某種程度上恰是這一文化政策製定者本人所直接造成的。本來，在張岱心目中，朱元璋盡管有“小家子氣”《陶庵夢憶》卷二《孔廟檜》：“孔家人曰：天下隻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子氣。”，但仍不失為一位有氣魄和雄才大略的開國之君，這從他丁亥年（1647）所寫的長詩《孝陵磨劍歌》和《石匱書·太祖本紀》的讚語中可以看出；但作為一位富有理性精神的傑出曆史學家，他看問題一向是辯證的，決不一味盲從和歌頌。忘國之痛使他刻骨銘心。痛定思痛，促使他得以從更深層次上進行反思：明朝之亡，與開國者朱元璋本人所製定的“用以銷磨豪傑之誌氣”的極度專製主義文化政策本身有著十分直接的關係，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其同時代或後代批判科舉八股製度的文字中，如此富於敏銳目光和理性精神者，是十分罕見的。
在張岱之前及同時，批判八股者固大有人在。如艾南英在《曆試草序》中說：“嗟乎！備嚐諸生之苦，未有如南英者也。舊製：諸生試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為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丁〕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升其秀者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省闈……非是途也，雖孔孟無由進。故英、光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論》《孟》）。試之日，街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火輝煌，圍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發際，下至膝踝，倮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冰栗，腰以下大都寒泫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諸生十百為群，擁立塵坌中，（遵）法既不敢揮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熏腥雜，汗盈浹背……蓋所為拘牽文法，困折其人氣者如此！嗟呼，備嚐諸生之苦未有如南英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守防禁，囚首垢麵，夜露晝曝，暑渴、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而房師非一手，又皆簿書、訟獄之餘，而英七試七挫。（為試）於文章（按，指時文）無所不讀，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掘鄙陋者為伍也。每一念至（此），欲棄舉業……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一二君子，（以試）溘然先逝，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知感，此試卷所為刻也。”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卷二十六《科目誌》引。此文真堪稱這位東林巨子的“科舉血淚史”。文章盡管充滿了強烈的諷刺意味，但總體上仍是以傾訴自己科舉考試之苦為主。也有從科舉的功效方麵加以譏刺的，如人所熟知的徐大椿所作道情《時文歎》：“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賢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經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賣新科利器。讀得來脊高背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算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晦氣！”因為用《四書》文作八股本來就是“以俳優之道，抉聖賢之心”（錢鍾書語），其自身弊端重重，自不待言，而通過八股之途作官的製度更可以說是張岱所處時代社會開始全方位潰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張岱前後，特別是在反思亡國教訓時，批評八股弊端之聲一直不絕如縷，黃、顧、王、顏、李、朱舜水、廖燕……諸大家對此大都有頗為深切的議論。而作為曆史學家的張岱，他不但看出了病相，還直探病源，把責任一直追溯到創設這一製度的始作俑者朱元璋本人。這種清醒的理性精神，隻有一百多年後偉大的“追問式小說家”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裏藉王冕之口說朱元璋“這個法卻定的不好”（第一回）一語方差堪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