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和事業上的成就，除與家世有關外，交遊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麵。生於鍾鳴鼎食之家的張岱，性格豪放，一生交遊十分廣泛。他在《祭周戩伯文》中說：“餘獨邀天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餘好舉業，則有黃貞父、陸景業二先生、馬巽青、趙馴虎為時藝知己；餘好古作，則有王謔庵年祖、倪鴻寶、陳木叔為古文知己；餘好遊覽，則有劉同人、祁世培為山水知己；餘好詩詞，則有王予庵、王白嶽、張毅儒為詩學知己；餘好書畫，則有陳章侯、姚簡叔為字畫知己；餘好填詞，則有袁庵、祁止祥為曲學知己；餘好作史，則有黃石齋、李研齋為史學知己；餘好參禪，則有祁文載、具德和尚為禪學知己。至如周戩伯先生，則無藝不精，無事不妙……”《張子文秕》卷十四。僅這裏提到的，就達21人之多；這些人大都是著名學者或藝術家，屬貴族文化層。
與此同時，他還交結了一大批山林隱逸、抗清誌士、名位不顯而才高的藝苑勝流、民間“奇技”、藝妓名姬、戲曲演員禪師羽客。這些人物從各個不同的側麵對張岱奇特人格的形成，對其天才極致地觸雅、俗文化為一體的文化風蘊，特別是對成就其博大的學術和文學創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下從張氏本人記述中擇其行實可稽而對張氏影響較大者略加考述。因張岱一生精力所萃，一史學，二文學，三藝術，於禪學亦造詣極高，故所考述，大致以此別類次第先後，而不嚴格依人物生卒年排列；又，張氏所交，以名宿為多，故考論中略生平而詳學術、藝術成就；惟隱逸和民間藝人，以其事跡鮮為人知，對張岱文化性格形成影響也較大，則盡可能詳加考訂。至於按節分類，隻能就大體而言，交叉在所不免，這是要特別說明的。
一、“史學知己”
張岱自22歲時立誌修史，自少壯至老年，結識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史學專家。其中多為論學“知己”。其撰史，自創例發凡到基本史學觀點的形成，都或多或少打上了一些朋友影響的印記。其關係較深者，如周懋穀、李長祥等人，自少壯至耄耋，友誼終生不渝，對張氏史學及思想的形成關係至巨，尤堪重視。於史學亦多造詣的思想家如黃道周（1585～1645），在思想、人格方麵對張岱也有不小影響，故張岱目之為史學知己。《石匱書》初成，黃道周還曾為之作序（今佚）。
黃道周，字幼玄，一字螭若，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福王時官至禮部尚書；南都覆，唐王監國以之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率部至婺源與清兵作戰，兵敗被俘，不屈絕食死。《明史》卷二五五及《明儒學案》卷五六有傳關於黃道周的傳記材料及死節情形，（另可參看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七（排印本頁220—225）、季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黃道周不屈”、“黃道周誌傳”條（中華排印本1984年版，頁314）、徐《小腆紀傳》卷二三等。陳壽祺撰《漳浦黃先生年譜》所記尤詳。）。有《石齋集》等傳世。
黃道周是—位哲學家，在史學上頗多建樹，張岱在史學和哲學思想上受過他一定程度的啟發和影響（詳拙文《〈四書遇〉與〈榕堂答問〉》）。他是著名學者，同時亦為乙酉（1645）著名的殉國忠烈。張岱對他為人十分尊敬，在《石匱書》後集裏，雖對其與同時代諸大儒一樣臨危缺乏應變不無微詞，但對其堅貞勁節、一往孤忠充滿了無限的崇敬之情。道周同時亦為詩文、書畫大家，其書“尤精楷法”，“格調遒媚，直逼鍾王。”（〔清〕王文治語），且“元氣淋漓”，向為鑒賞家所重。張岱與他不僅是“史學知己”，在詩文、書畫方麵也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為真正的同道相知。
以學術相知之深和性格相契而論，李長祥當為張岱知交第一。從現存史料看，兩人初次相遇殆在魯王監國時（1645）。而細繹李氏《天問閣集》，兩人文字相交當較早，約在天啟年間。張、李二人，意氣相類，皆為以“書生欲跋戎馬之場”者。張岱69歲時作《自為墓誌銘》，指定長祥題壙，大書“有明”二字，於此不僅足見張氏品行，李氏之為人大節亦可概見。
李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以書生“側身軍旅者十七年”（全祖望《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全祖望全集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20頁。），魯王監國紹興，加僉都禦史；江上師潰，結寨於浙江上虞之東山一帶，繼續從事抗清軍事活動。迨“天下大定，（乃）至昆陵築‘讀《易》台’以老焉”（李隸求《魯之春秋》卷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頁。）。一生事跡詳全祖望《鮚亭集外編·前兵部侍郎達州李公行狀》及李隸求《魯之春秋》卷十八等李長祥的傳記材料（另可參看徐承禮《小腆紀傳補編》卷四七，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85頁。）。《行狀》未記生卒年，據《西湖夢尋》李長祥序“甲申（1644）三月，一夢蹊蹺，三十年來，若魔若囈”之語推測，其人約1674年前後尚在世。張岱與李長祥相識約在魯王監國紹興（1645）前後，後半生二人關係至密。《西湖夢尋》卷首有“古夔舊史李長祥”序；岱營生壙於頂王山之雞頭嶺，長祥為題壙曰“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張岱《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李長祥對張岱的史才十分稱賞，認為“當今史學，無逾陶庵”張岱《張子文秕·與李研翁》：“蒙台兄過譽，謂‘當今史學，無逾陶庵’。”；岱則稱長祥為“史學知己”張岱《祭周戩伯文》：“餘好作史，則有黃石齋、李長祥為史學知己。”。其《與李研翁》書，自述《石匱書》及其《後集》及《張子詩秕》中有關詩作（如《項王裏》等），精神十分契合。如反對門戶和黨爭，是張岱的重要觀點之一（參觀《石匱書》卷一八六：“朋黨諸君子，隻要官做，則又百計千方說不要官做，故別其門類曰門戶……”；又《石匱書後集》卷三十二：“烈矣哉，門戶之禍人禍國家也！”等）。李長祥對門戶之爭“亦恥之”（見張岱《與李研翁》）；又如反對以成敗論英雄，《石匱書》及《後集》迭有論述，長祥《天問閣集》持論亦複相當（見《天問閣集》中《甲申廷臣傳》、《甲申宮人傳》及卷三論史諸作）。據筆者研究，在曆史觀方麵，張岱受李長祥影響甚大，說詳拙文《天問閣集》與《石匱書》史論之比較。（《天問閣集》論晚明史事，多透辟語，梁啟超跋言之甚悉，可參考。）在張岱友人中，不以文名見譽當時，而“無學不精”，遠超儕輩者，則以周懋穀（1588～1675）為最突出。張岱友人中，他對張氏影響遠逾他人。
周懋穀，字戩伯，與張岱一生交往時間最長，交誼至深，對他一生事業影響尤大。《張子文秕·祭周戩伯文》稱：“餘與戩伯結發為知己，相與共筆硯者六十三載。婆娑二老，顧影相憐……兄既玉碎，弟尚瓦全，回首思之，有何趣味？”語至哀切。岱所著明史巨著《石匱書》，戩伯曾細為校正，“善善惡惡，毫忽不爽……增一字如龍點睛，刪一字如除棘刺”（張岱《張子文秕》卷三《與周戩伯》。）。《石匱書後集》初稿完成後，又曾送戩伯細為刪訂張岱《與周戩伯》：“弟向修《明書》（按，即《石匱書》），隻止天啟，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今幸逢穀霖蒼（應泰）文宗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十七朝印報，弟於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崇賴朝名世諸臣，計有數十餘卷，悉送文幾，祈著丹鉛，以終闕設。”。二人之論史觀點亦“不謀而合”（張岱語）。國家圖書館藏鳳嬉堂原鈔本張岱《張子詩秕》卷四有《謝周戩伯較讎〈石匱書〉》、《壽周戩伯八十》兩題三首，於周戩伯對自己修史事業的巨大幫助，其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從某種意義上說，張氏巨著《石匱書》的修成，周戩伯是最著要的協作人。
考徐元梅、朱文瀚等纂《山陰縣誌》卷十四《人民傳·鄉賢》：“周懋穀，字戩伯，天啟辛酉舉人，嚐集越中名士為舊雨堂文會，鬆陵創複社按，（《複社姓名傳略》載其名，然誤其字為戩國。），推懋穀為越士冠，每綜輯政典邊檄機宜，討論切中時弊。值〔甲申〕國變，遁跡田間。當道或造其廬，莫能得其蹤跡……年八十八卒。”《山陰縣誌》嘉慶八年刊本頁六二七a。《縣誌》未記其生卒年，據筆者推考，其生卒年當為1588—1675，長於張岱九歲推考證據如下：張岱《張子詩秕》有《壽陸臒庵八十》詩一首，略雲：“記餘是年剛十七，遂與索心論晨夕。結發交友隻三人，陸子臒庵周戩伯。交友哪得花甲周？癸醜至今六十一，戩伯九十少三年，臒庵今年躋入秩……”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他17歲時正為萬曆癸醜（1663），而此詩寫於一“花甲周”之後的“六十一”年（“癸醜至今六十一”），即清康熙十三年（1674），其時周戩伯已87歲（“戩伯九十少三年”），上推87年（虛齡），其時應為1588；又據縣誌“年八十八卒”，故知其生卒年為1588—1675.他們的初次結識，時在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參見《張子詩秕·壽陸臒庵八十》詩及《張子文秕·祭周戩伯文》）。
張岱負盛名，交友既廣，其所交者形形色色。在他的友人中，查繼佐（1601～1676）是一位情形較為特殊的人物。他曾是卓有聲名的抗清義士，也是精於各種藝事的藝術名家。同時，與大多數抗清誌士不同的是，他還是一位著名的講學家，其門人勢力甚眾。在著名的莊鋌史案中，他又是最早自首出脫者之一。張岱與他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清初社會文人生活的一個特殊側麵。
查繼佐，字伊璜，號與齋，人稱東山先生或敬修先生。嚐講學於杭州敬修堂。62歲時以莊鋌史案牽連入獄，獲釋後改名左尹，號非人。精史學，有《罪惟錄》、《國壽錄》等存世。同時亦工於書、畫，山水畫尤為奇秀，傳世之作有（《江流所以長圖》卷載《中國名畫集》第八冊。）。一生事跡本末，其門人沈超所編《東山先生年譜》（有求恕齋叢書本）載之甚悉。
張岱《西湖夢尋》有“社弟查繼佐”序；《張子詩秕》卷三有《讀查伊璜〈三說〉》七古一首：“高軒前歲過吾廬，得見異人讀異書。捕龍搏龍力不暇，急與之角有昌黎。古來作史有幾個？字字皆拾龍門唾。自出手眼惟君能，廿一史中參一座。皇明史無一留，草野收藏可汗牛。老生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彩鳳樓。家集投來集若雲，其中清濁未能分。多君筆有秋霜氣，—卷裁成冰雪文。古今史貴—人成，四傳《春秋》輔以行。折簡殷勤招及餘，他年留作褚先生。”又，張岱《四書遇》也曾引“查伊璜”說經語。可見兩人早年交非泛泛。
查繼佐與張岱有史學及藝術方麵的共同愛好。據張岱詩，繼佐是在“三說”（《說造》、《說外》、《說難》）（均《罪惟錄》原稿中之部分）初稿完成的“前年”去拜訪張岱的；而據查氏《罪惟錄》自序，《罪惟錄》寫作“始於甲申”（1644）（《罪惟錄·東山自序》，排印本敘頁l，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據《東山先生年譜》“五十三歲”條，繼佐（《說外》刊成時在1653年求恕齋叢書本，27頁b。），他之初訪張岱的時間應在這之後。又，揆岱詩中語，查繼佐曾寫信邀請張岱合作修撰《罪惟錄》，但張岱一向主張“自古史貴一人成”，婉言遜謝了，而於其求借材料，則慨然相許（“老生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彩風樓”）。
但張岱婉謝參加合作《罪惟錄》的事，很可能得罪了繼佐。這從《東山外紀》中可看出一些信息。案，繼佐門人所編《東山外紀》卷二有一條雲：“山陰前輩張（宇）宗子，留心明史二十餘年，汰繁就簡，卷帙繁備，欲移其草就先生（繼佐）共為書，先生曰：‘昔人以〈史〉〈漢〉字多寡為優劣，固未定論；然《宋史》大浩漫，使人不見旨趣，對之輒〔欲〕臥’”（求恕齋叢書本卷二頁七a）。這段話一是批評張岱書惟求浩繁；更重要的是，明明是查氏向張岱索求材料，且邀同修《罪惟錄》（見上引岱詩），《外紀》卻將事情全顛倒了，說是張岱“欲移其草就先生共為書”。《外紀》為繼佐門人所編，記事固有不確處；但大其基本材料係聞之於查氏本人無疑，查氏因張岱拒絕同修《罪惟錄》而與之有隙，說過上引諸語，當是情理中事。
穀應泰（1629～1690）在張岱中歲以前二人並無任何聯係，其開始交往始於1656～1657年間。
張岱《與周戩伯》書雲：“弟向修《明書》（即《石匱書》—引者），止至天啟，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今幸逢穀霖蒼文宗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十七朝邸報，充棟汗牛，弟於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崇禎朝名世諸臣，計有十數餘卷……”
穀霖蒼即穀應泰，順天府豐潤縣人。順治四年進士，曆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順治十三年（1656）以戶部郎中提督浙江學政，蒞位後，設書舍於西湖畔，署“穀霖倉著書處”，開始主編《明史紀事本末》。經穀氏懇請，張岱曾於1657年趕杭州參與其事，同時將《石匱書》提供給穀氏參考邵廷采《思複堂文集》（紹興先正遺書本）卷三《明遺民所知傳》：“山陰張岱……長於史學……沉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名匱藏書》……順治初，豐潤穀應秦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岱〕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穀君，得其人焉。”，使穀得以在短短兩年內編成了《本末》這部巨著。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原作者是否張岱，自邵廷采及溫睿臨謂穀應秦“以五百金購其〔張〕書”（溫說見《南疆逸史》列傳39）之說始，附和者甚多，如陸以《冷廬雜識》卷九“竅人之書”條等。不確。詳第一章第二節對此問題的辨析。
張岱趕杭州，是他入清以後唯一一次與清人統治下的社會發生接觸——僅是文化方麵、且穀氏是以私人身份而非代表官方邀請“遺民”張岱參與其事的。
以喜作翻案文章著稱的著名經學家毛奇齡（1623～1713）與張岱亦曾有過短暫交往。毛奇齡《西河全集》內有《寄張岱乞藏史書》，略雲：“向聞先生著作之餘，曆紀〔明〕三百年事跡，饒有卷帙；即監國一時，亦多筆劄……不揣鄙陋，欲懇先生門下，概發所著，彙寄薑京兆宅，鈔錄寄館，以成史書。”按，《石匱書後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附錄有毛氏此信。
毛奇齡，一名生生，字大可，學者稱西河先生。浙江蕭山人，早年曾一度參加過抗清運動，後折節為學。有《西河全集》存世。康熙十七年，應博學鴻儒薦，授翰林院檢討，入史館修撰《明史》。他與張岱的《乞藏史書》即寫於任職明史館時。但因信中希望張岱“將〔書中〕本朝稱謂一易”，為張岱繼然拒絕。毛投書張岱，固是因為仰慕張氏學問，但因乞書係代表新王朝的官方史館而為，自會為入清後遁跡山林的張岱所不理睬，此“道不同不相謀”也。
毛奇齡雖一度參加抗清，但終為清朝新貴，張岱鄙其為人，此不待辨言。惟毛氏生長浙東，以學者麵目出現，對張岱充滿崇拜之情。其致書張岱乞藏史書，向慕之誠，未為不真，情辭可恕。其不可宥者，乃以“新朝”價值觀加諸視新朝為敵之“頑民”張宗子，在張岱看來，不故加辱侮。張岱鄙其為人，不為無故。
二、文學知己
王雨謙論張岱創作，謂其文“不主一家，而別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複出奇盡變，所謂文中之烏獲，後來之鬥杓也。”《張子文秕》序。不主一家而自成家，確為張岱散文的最大特色。他廣交遊，對藝術有極高的識鑒能力，能入能出。其一生交遊，與其創作風格的形成有至為密切的關係。舉凡“酈道元之博奧”，“劉侗人之生辣”，“袁中郎之倩麗”，“王季重之詼諧”，均兼收並取，合成一家之言，即所謂“不主一家而別以成其家”者。
張岱在文學界交遊至廣，於其時代主要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有所來往。其與人交，最大的特點在於能明辯良莠，吸取眾長而形成自己的風格。
在張岱青少年時代，最早對他產生直接影響的是大他41歲的陳繼儒（1558～1639）。
陳繼儒，字仲醇、眉公，華亭人，明末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他亦為張岱祖輩，因與張岱祖父張汝霖為“三十季老友”（陳繼儒《序義士傳》，崇禎刻本《古今義烈傳》卷首。），張岱與他相識甚早，曾受過他很大影響。
據張岱在《朗乞巧錄》（手稿本）中自述，他8歲時祖父汝霖帶他到武林（杭州），遇陳繼儒，繼儒謂汝霖：“聞文孫善對，吾麵試之”，因指《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張岱對：“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使得陳繼儒十分欣賞，歎為奇才案這則故事，張岱在《自為墓誌銘》（《張子文秕》卷五）及《快園道古·夙慧部》中都曾提到，文字與《朗乞巧錄》略有異同。）。張岱《古今義烈傳》初稿成，陳繼儒又為之作序，認為此書“洋洋大章，洵是持世之作”（崇禎刊本《義烈傳》卷首）。在69歲時所作《自為墓誌銘》中，張岱對這位文壇、藝壇前輩對自己的賞識和知遇之恩仍充滿了無限感激之情。
陳繼儒對張岱的影響是多方麵的，詩酒風流（早年）、浪跡山水、興趣廣博，陳如此，張亦然；特別是在文學事業上，陳繼儒為文“大抵沿公安、竟陵之波，務求詭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三。），是力倡口不擇言，言不擇事的小品文能手，在散文創作成就上，張岱固然後來居上，但與這位前輩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於書畫一道，陳繼儒不僅是一位大鑒賞家，自己也精於繪事，其山水畫空遠清逸，尤精於水墨竹、梅，傳世之作《梅花圖冊》，點染精妙，是晚明文人畫中的佳作。張岱人品傲岸，固絕無陳氏“飛來飛去宰相衙”之習；但在文學、藝術事業上，陳氏確對張岱確曾產生過很深的影響。
在張岱一生的學術、文化有一位對其影響相當大的人物——王雨謙。王氏在紹興是廣有影響的人物，並以文學才華見譽於朋輩。
王雨謙一生與張岱交誼至厚，張岱《張子文秕》、《張子詩秕》均有王雨謙序，且細加刪訂評點《琅文集》序載國家圖書館藏風嬉堂抄本《張子文秕》卷首，無紀年，末署“年家社弟曲轅王雨謙撰並書”，無紀年。有“白嶽”、“王雨謙印”兩白文印；《張子詩秕》序亦載鳳嬉抄本《張子詩秕》卷首，末署庚子（〔清順治十七年，1660〕王潞溪識字田夫雨謙撰。兩書均有王氏眉批及夾評。），《陶庵夢憶》亦有其序文。雨謙著《虎史》，張岱為之序《張子文秕》卷一《白嶽山人〈虎史〉序》。其所著《廉書》，岱亦有《與王白嶽（雨謙）》書細加討論，促其“大著眼孔，冷著麵皮，硬著心腸”細加刪芟（《張子文秕》卷九）。又，《張子詩秕》有《壽王白嶽八十》一首。張岱詩文集中提到王雨謙共有十數處，二人交往之密切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考徐元梅、朱文翰等纂《山陰縣誌》卷十四：“王雨謙，初名佐，後更今名，更字白嶽。明末海內大亂，諸名士皆掉臂談兵，雨謙亦受沈將軍刀法，揮霍起舞，悉中程度。倪元璐戒雨謙‘藏鋒鍔，為萬人敵’，遂折節一意讀書。崇禎癸酉（1633）舉於鄉。南都再破，雨謙跋涉入軍中，後潛身歸家。國初網羅前代遺逸，雨謙同年王三俊聞（之）於津要，婉辭之，鍵戶與女夫俞公穀共輯《廉書》若幹卷王雨謙的著作，《廉書》未見，其詩文集《碩邁集》北圖特藏部存有作者手稿本，筆者曾親見，序末署“歲柔兆提格十二月雨謙撰”。俞公穀，字康先，號鞠陵。（《會稽縣誌稿》卷十九有傳。），年九十卒。“雨廉善畫，規模董、巨，清遠脫欲；與王作霖輩為方外友，與蔡子佩輩為詩友，結同秋社。年八十餘猶能舞百二十斤大刀。”《嘉慶山陰縣誌》嘉慶八年刻本卷十四人民傳，鄉賢，頁七六b。據此，則知雨謙與張岱不僅為詩文知已張岱所列“詩學知己”中，雨謙亦為其一，（見《祭周戩伯文》。），且同為故國遺民，誌同道合，在入清以後走著幾乎相同的人生道路。
王雨謙對張岱的史學成就和文學才華十分欽佩（參看《張子文秕》、《西湖夢尋》王雨謙序及其評點。），特別是其《張子詩秕》序，最早深刻地將張岱作《石匱書》與司馬遷《史記》相比較，稱張岱（三）十年苦思，《石匱書》告成，特與《史記》並有古今。認為二者是發憤之作的典型，《史記》為“史中之詩”，《張子詩秕》則為“詩中之史”；其論張岱著述風格，尤見深刻，認為“即俾宗子（張岱）不作詩，《石匱書》中未嚐無詩也”（見北圖藏風嬉堂原鈔本《張子詩秕》卷首。），是最早認識到《石匱書》這部史學巨著之創作動機和重大價值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