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於令《張子文秕》有《答袁庵（於令）》書，於袁作《合浦珠》、《西樓記》評論甚悉；《張子詩秕》有《為袁庵題旌停筆書之》詩；《祭周戩伯文》中稱之為“曲學知己”（《張子文秕》卷六。）。
袁庵即著名戲曲家袁於令（1592～1674）。於令名晉袁於令原名，（《順治江陵誌》謂“原名晉公”，未知何據。），又名韞玉，字令昭、鳧公，號庵。清初曾以貢生為荊州知府。有《西樓記》等傳奇八種及雜劇《雙鶯傳》存世。（據《乾隆梅裏誌》記載，於令傳世名作《西樓記》，最後一出為馮夢龍所補作“袁韞玉作《西樓記》，夜持百金求正於馮夢龍，馮曰：‘尚少一出，今已為增入矣’，乃《夢錯》也。”（《乾隆梅裏誌》卷一八引《漁磯漫鈔》），俟考）。
張岱對袁於令的戲曲才華十分欣賞，自謂“餘見鹿城袁庵，舌吐三百不能合。《西樓》一劇傳天下，四十年來無作者”（《張子詩秕·為袁庵題旌停筆書之》），認為“《西樓》，隻一情字”，可方之於湯顯祖《還魂》（《牡丹亭》）（《張子文秕·答袁庵》。），但對袁之《合浦珠》“亦犯隻求熱鬧，不論根由，但要出奇，不問文理”之病，也提出了坦率的批評（《張子文秕·答袁庵》。）。兩人互相切磋戲曲藝術，知無不言，故於令死後，張岱十分悲痛，至有“後來曲誤誰能識，惟對春風吊柳七”（上引《題旌》詩）之語，兩人私交之深，可見一斑。
阮大铖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號圓海、百子山樵等。人品不端，史有定論，然於戲曲卻“大有才華”，凡所作“筆筆勾勒，苦心盡出”，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陶庵夢憶·阮大铖戲》）對阮大铖《燕子箋》、《春燈謎》等作品結構布局及語言藝術等方麵的成就。近人劉世衍、吳梅等亦推挹甚高，參看《阮大铖戲曲四種》附錄（黃山書社，1993）；陳寅恪則稱許“《燕子箋》、《春燈謎》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陳錯認之意，情辭可伶。”（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第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43頁）。張岱早年家蓄聲伎，極精戲曲藝術，他雖對阮氏為人“居心勿靜”批評甚烈，但早年卻有一段交往。
張岱有《阮圓海祖堂留宿》詩二首，此詩無紀年。阮大铖《詠懷堂·戊寅詩》卷下有《張宗子、呂吉士、姚簡淑、嵇仲舉入山相訪》五律二首《詠懷堂詩》戊寅詩卷下，山精舍刊本第二十頁a。案，阮大铖對張岱等來訪頗多感激之詞，如第一首雲：“感君曆煙路，相訪至鍾林。”第二首亦有“亦有同心侶，遙遙問薜蘿。其人在冰雪，相向在星河”（等語（二十頁a）。），戊寅為崇禎十一年（1638），其時阮大铖避居南京祖堂山，二人相識，當在此年。
作為一個卓有見地的曆史學家，張岱對“官史失誣，家史失腴，野史失臆”（《石匱書自序》）十分不滿，他評論人物多能入木透底。以詩文、戲曲而言，張岱對阮氏的才華是甚為讚許甚至欽佩的，但並不因與自己有交往而稍恕其人品，在《陶庵夢憶》中即批評他“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阮圓海戲》），出色處僅在藝術方麵；在《石匱書後集》中更明確指斥：“大铖在先帝（案指崇禎）時，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發；至北變後，遂若出柙之虎，咆哮無忌”③（《石匱書後集》卷四八《馬士英阮大铖列傳》，中華書局1960年第二次印刷本283頁。）。謂阮氏之敗，“與被偷牛劇賊，抑又何異哉”③。從對阮大铖的評價中，亦可見張岱決不因個人恩仇而歪曲曆史之語（參看《石匱書自序》）並非自誇之言。
周亮工《張子文秕》卷一有《印彙〈書品〉序》，注雲“代周元亮”，此周元亮即周亮工。
周亮工（1612一1672），字元亮，又字緘齋，號櫟園。河南祥符人。崇禎進士，嚐官監察禦史。明亡降清，任福建左布政司、戶部右侍郎等職。其人品不端，仕清時又曾因貪汙下獄，後獲釋。然頗具文才，尤精書畫鑒賞（有《讀畫錄》）。喜交遊。他與張岱交往在明亡之前。以周氏之精於文物、書畫，而請張岱代筆撰《彙印〈書品〉序》，亦足見張岱這方麵之造詣之高。明亡前兩人交往甚密，惟因周氏晚年盡焚其早年詩文稿，今存之《賴古堂集》、《因樹屋書影》、《讀畫錄》等，均無—語涉及張岱，殆因張氏為拒不仕清之大名人，周氏恐禍及己。而張岱一向講究節操，於降清且貪酷之周亮工，入清後肯定無交往了。
姚允在岱《祭周戩伯文》：“餘好書畫，則有陳章侯（洪綬、姚簡叔（允在）為字畫知己。”又，《陶庵夢憶·牛首山打獵》提到他們1638年同遊南京之事，並有“姚簡叔畫”條專記其人其藝，《石匱書後集》又列之於“妙藝列傳”。
姚允在字簡叔，紹興人。明末畫家。因“世工圖畫”（《石匱書後集》卷六〇《妙藝列傳》），自少即擅繪事。工山水，兼擅人物。周亮工評其畫，謂他“一洗浙習，盡萃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每見令人靜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豔悅人耳目也……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周亮工《讀畫錄》卷二“姚簡叔”條，叢書集成本頁十三。張岱亦謂：“簡叔下筆淡遠，一洗畫工習氣。其摹仿古人，見其臨本，直可亂真……四方賞鑒家，得其片紙，如獲拱壁。”（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六〇“妙藝列傳”本傳，中華書局1960年版340頁。）而其人“畫千古，人亦千古……塞淵不露聰明，為人落落寡合，孤意一往”（張岱《陶庵夢憶·姚簡叔畫》，上海古籍出版社版43頁。），是一位十分崇尚風節的卓犖孤高之士。
陳洪綬以生死交論，陳洪綬（1598～1652）在張岱的友人中亦是“至契”的一位。
洪綬字章侯，又字老蓮、老遲，甲申之變後別號悔遲見周亮工《讀畫錄》“陳章侯”條，叢書集成本頁九。案；關於洪綬字號及生平，同時代人著作所記極多，然說法不一，以周亮工《讀畫錄·陳章侯》一條較準確，因周、陳為“莫逆交”（《讀畫錄》頁九），對陳的字號不致記錯，此依周說。浙江諸暨人，明末傑出畫家。曾求學於著名者劉宗周，補生員後應鄉試不第，捐為國子監生；崇禎間召為舍人，得以觀宮中藏畫，揣習臨摹，後南返。清兵入浙東，出家紹興雲門寺為僧，一年後還俗，在紹興、杭州以賣畫為生。擅人物、花鳥、仕女，版畫亦極精（對陳洪綬畫的評價，除《讀畫錄》等外，另可參看王伯敏《中國繪畫史》第518—520頁）。其人“才足天，筆能泣鬼，目無古人”（張岱《夢憶·水滸牌》）。傳世名作有《屈子行吟圖》、《水滸葉子》、《博古葉子》等。另有詩文集《寶綸堂集》八卷存世。
張岱與陳洪綬少壯時即交往極密：“天啟甲子”歲與洪綬等讀書於西湖之岣嶁山房（《西湖夢尋》卷二）；“庚辰年八月”同往吊朱燮元（《陶庵夢憶》卷三）；崇禎己亥又同遊西湖（《陶庵夢憶》卷三《陳章侯》）。張岱作《喬坐衙》一劇，洪綬為題詞，對張岱敢於在劇中“諷刺當局”表示敬佩《喬坐衙》一劇今佚，賴陳洪綬題詞得以知其內容。題詞曰：“吾友宗子才大氣剛，誌遠博學，不肯俯首牖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閑置……《喬坐衙》所以作也……然吾觀明天子在上，使其人得間而為歌聲，得問而為譏諷當局之語……”（陳洪綬《寶綸堂集》卷三），知此劇殆為天啟末年張岱為“譏諷”（魏黨而作。）。更值得提到的是，陳洪綬費時四個月而畫《水滸牌》，不但為張仍促成張岱《夢憶·水滸牌》：“周孔嘉乞餘促章侯作《水滸牌》，孔嘉乞之，餘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且為之作《緣起》（文載《陶庵夢憶》卷六），並為題像讚（《水滸三十六人像讚》，載《張子文秕》），在藝術創作上二人密切合作，在中國藝術史上寫下了燦爛的一筆。在《石匱書後集》中，張岱把陳列入了《妙藝列傳》（見卷六O）。
黃皆令《張子詩秕》有《贈黃皆令女校書》七言古—首，內有句雲，“餘見嘉禾楊世功，齊眉淑女生閥閱……才子佳人聚一身，詞客畫師本宿業。”揆詩中語，此黃皆令即清初“楊世功妻”、著名書畫家黃媛介。
考盛楓《嘉禾征獻錄》卷五十“黃媛介”條：“媛介字皆令，亦善詩文，工書法。少許楊世功氏，楊貧，以鬻為業，父母欲寒（？）盟，介不可，卒歸楊。”又《吳梅村全集》卷三十一·文集九有《黃媛介詩序》（上海古籍版第722—723頁）。黃皆令與柳如是亦為密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十有《贈黃皆令序》。明亡後，她“毀家遊吳越”（《清代畫史》），流寓蘇鬆一帶，後定居杭州西湖賣畫為生。據近人陳寅恪的精密考訂，黃皆令自杭州往遊紹興，與祁彪佳夫人商景蘭等唱和，事在順治十五年（1658）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08頁）。按，商景蘭（祁彪佳妻）有《送別黃皆令》、《贈閨塾師黃皆令》等（見《祁彪佳集》附《錦囊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274頁）。（祁德淵（彪佳長女）有《送黃皆令歸鴛湖》、祁德淵（彪佳季女）有《送別黃皆令》等（分見《祁彪佳集》附錄，第290、292頁）。），其時張岱正卜居紹興快園，二人結識當地此時。
黃皆令的作品除有詩詞集《湖上草》、《離魂詞》傳世外，另有畫作《為河東夫人（柳如是）作淺絳山水》長卷傳世見《古代書畫過目彙考》著錄。又，黃媛介早期畫作甚多，有《空翠浮煙圖》（1639）、《南鬆軒圖》（1641）等，（參看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233頁。）。
彭天錫彭天錫“串戲妙天下”，是張岱最欣賞的有“奇技異能”的人物之一，張岱詩文中提到他的次數頗多。分見“彭天錫串戲”及《張子詩秕·柳麻子說書》等。
天錫生平無可詳考，據阮大铖《詠懷堂詩·舟中彭天錫見過》、《同彭天錫、（張）塤之阻風慈老磯感賦》、《危城中彭天錫世兄見訪共住三月岩解扁舟同下秣陵感賦》等詩（山精舍刊本），知其人本為士人，明末曾在南京縉紳間廣交遊。他串戲以扮醜、淨為最為當行本色，張岱論及其表演藝術，謂“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肚皮坎坷不平之氣，無地發泄，特於是（指串戲）發之耳”（《陶庵夢憶》卷六“彭天錫串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其妙處“口說不出”（《陶庵夢憶》卷六“彭天錫串戲”，版本同上。）。
夏汝開夏汝開（？一1631），世本“蘇人”，以伶工身份來張岱家，在張家凡四年，因張岱“為人可倚，故攜父母幼弟幼妹共五人同來”（《張子文秕·祭義伶文》。）。夏汝開雖身為“優伶”，然為人至“義”，他死後，張岱飽含深情地寫下了《祭義伶（夏汝開）文》，對他的為人和表演藝術作了很高的評價，謂其表演“睜眼張舌，喜笑鬼渾，〔令〕觀者絕倒”；並深刻地感喟：“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則人祈其速死，即死則人慶其已死，更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者”，而夏泄開雖身份至為低微，“未死，越人喜之讚之；既死，越人歎之惜之。”《張子文秕·祭義伶文》。將—個在封建時代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伶工的價值置於許多“名公巨卿”之上，這是張岱卓不尋常的識見，他同濮仲謙等民間藝人的親密友誼，也正是建立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的。
王月生張岱少壯“好美婢，好孌童”，但卻是一個極富真情至性的人，他所交往的藝妓都是南京“上品”，而於朱市妓王月生情有獨鍾，此可見其性格奇特之—斑。
《張子詩秕》有《贈曲中妓王月生》：“鑽研水火七十年，嚼碎空虛辨渣滓……及餘一見王月生，恍見此茶無味矣”之語；又《陶庵夢憶》卷六有“王月生”條專記其人，謂她不止容貌驚世，其行止舉措亦“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
王月生，名月，“南京朱市妓”（《陶庵夢憶》卷六），生平不可盡悉。考明末鄭元勳《影園詩稿》有《孫克鹹招楊龍友、方密之、直之……諸詞宗，王月生、羅小孫二美人於舟中開社……》詩，據此詩可蹤跡者：其一，詩中有“奚囊傾出蓮乙苦，玉腕揮來蘭籍解”之句，“玉腕”句小注雲：“二美人畫蘭”，知月生亦精於繪事；其二，王月生雖為朱市妓，然豔名噪，才名高，與一時名公方以智、楊龍友、薑開先等均過從甚密；其三，鄭詩有紀年，作於崇禎十年丁醜（1637）。岱與之相識相接，時間亦大約在此前後。至若王月生之死，餘懷《板橋雜記·珠市名妓·附見》中有所記載：“王月（案，即月生），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龍死節，（蔡）香君（案蔡香君即蔡如蘅，曾以三千金強奪月生歸己）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群賊。”其被殺之年不過二十歲。
何紫翔何紫翔與張岱相交甚早，萬曆“戊午”（1618）即與岱一同“學琴於王本吾”（《陶庵夢憶·紹興琴派》）。《張子文秕》內有《與何紫翔》書。
紫翔仕履不可詳悉。據張岱所記，其琴藝在明末紹興琴派中頗為有名，他師從著名琴師王本吾，“得本吾〔琴法〕之八九”《陶庵夢憶·紹興琴派》，（另可參見《張子文秕·與何紫翔》。），岱作《與何紫翔》書（載《張子文秕》卷九），與他細論彈琴“練熟還生”之法，就如何形成獨特的個人演奏風格互相切磋。這封信不僅使一位卓成有成就的琴師賴之傳名於後世，也是表現張岱藝術哲學主張的重要文獻資料。
範與蘭著名盆景藝術家、琴師。天啟戊午（1618）張岱學琴於鬆江琴師王本吾，同學者除何紫翔外，另有“範與蘭”等五人（《夢憶·紹興琴派》）。《陶庵夢憶》另有《範與蘭》一文專記其人。
據張岱所記，範與蘭學琴少年師從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曲；後見王本吾琴藝，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得《石山流泉》一曲”。其後自成風格，卓然名家（見《陶庵夢憶》中《紹興琴派》、《範與蘭》兩文。）。又善種蘭，並以此名家，年七十三猶樂此不疲（見《陶庵夢憶》中《紹興琴派》、《範與蘭》兩文。）。
濮仲謙竹刻藝人。張岱《張子文秕》有《鳩柴奇觚記序》，專為“餘友濮仲謙”刻竹作品“鳩柴奇觚”而作。又，《陶庵夢憶》有“濮仲謙雕刻”一文專記其人其藝。
案，濮仲謙名澄，以字行，金陵（南京）人。為金陵竹刻藝術的開山，同時工於刻犀和玉雕。張岱對這位民間工藝美術家評價極高，謂“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粥粥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奪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即成佳作”（《陶庵夢憶·濮仲謙雕刻》）；稱其作品“置之商彝、周鼎、宣銅、漢玉間，而毫無愧色”（《張子文秕·柴奇觚記》）。
閔文水張岱“茶淫橘虐”（《自為墓誌銘》），於茶道極精，曾自作《茶史》一書此書已佚，（自序見收於《張子文秕》卷一。），在他的朋友中，有兩位茶道專家：閔文水和胡季望。
文水，南京人，生卒年不詳。《陶庵夢憶·閔老子茶》及《張子文秕·茶史序》記其精於茶理事甚悉，至謂“金陵閔文水死後，茶之—道絕矣”（《張子文秕·與胡季望》）。而據張岱回憶，閔文水對岱之精於茶道也極為佩服，謂“餘年七十，精飲事五十餘年，未嚐見客之鑒賞若此之精也。”（《茶史序》）胡季望《張子文秕》卷九有《與胡季望》書，細論茶事，稱“金陵園文水死後，茶之一道絕矣”，季望“精於茶理……家多建蘭、茉莉，香氣熏蒸”，於茗事“獨擅其美”，非自己所能及。岱於茶理之精連閔文水也“稱奇”（參看《陶庵夢憶·閔文水茶》等），麵對胡季望推崇如此，則胡氏擅茗事、為第一流品茶專家可知。
魯雲穀張岱《張子詩秕》有《癸卯（1663）六月魯雲穀魚蘭盛開茶話終日賦謝》七古一首，又《張子文秕》卷四有《魯雲穀傳》。
雲穀（？～1670）《張子文秕·魯雲穀傳》：“今年庚戊三月之晦，與〔雲穀〕、臒庵飲謝緯止家……次日……〔雲穀〕則遺蛻在床矣”。（庚戊為康熙九年（1670）。），紹興人，寓寶橋南。“深於茶理”，“樂此不疲”；精醫術，“尤擅癰疽，更專痘疹；然皆以聰明用事，醫不經師，方不襲古，每以劫劑臆見”，卻往往“起死回生”。又多才藝，於樂器“無不精妙，而尤喜以洞蕭與人度曲”（《張子文秕·魯雲穀傳》）。張岱對這位布衣之交，十分敬佩，死後“痛悼不已”，評其人曰：“雲穀居心高曠，凡炎涼勢利，舉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曉文墨而有詩意，不解丹青而有畫意，不出市而有山林意”（同上），技奇，藝奇，人更奇，故張岱以之為“密友”（同上）。
具德和尚岱與具德和尚為“禪學知己”，文見上引。又《西湖夢尋》卷二《靈隱寺》文後附岱自作“壽具和尚並賀（靈隱寺）大殿落成詩一首。
據岱《西湖夢尋·靈隱寺》：“具和尚為餘族弟”語，知具和尚俗姓張。考《靈隱寺誌》，靈隱寺毀於崇禎十三年，“費八萬金”，“曆三年”，主持重建者為靜涵禪師張有譽。有譽早年為京官，在弘光朝複官工部主事，見國事不可為，不辭而遁，削發為僧。據近人陳垣考訂，靜涵為著名禪師繼起（1615～1672）弟子陳垣《清初僧諍記》卷二：“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庵僧鑒青，皆繼起弟子”。（見中華書局1989年第二次印刷本39頁。），是則靜涵之學為濟宗一係。
又據張岱自述，他於丁酉歲（1657）“往候”具和尚，其時靈隱寺“大殿尚未起工”，“逾三年大殿方丈”落成（張岱《西湖夢尋·靈隱寺》條。），由此可以推知，《壽具和尚並賀大殿落成》詩當作於順治庚子（1660）年。
又，具和尚靜涵為岱“族弟”（見上引岱文），其生卒未見載記，然岱《靈隱寺》文中記他於“丁酉”（1657）年問具和尚“大殿何時可成，和尚對曰：“明年六月，為弟六十……”，丁酉之“明年”為戊戌（1658），由此推知，具和尚之生年當為1599，小於張岱兩歲。
金堡岱《西湖夢尋》前有署為“武林道隱”者序，此武林道隱即釋道隱——金堡。
金堡係清初江南抗清義師中的名人，與瞿式耜、張煌言等關係均至密，在永曆政權中以直諫聲著；為僧後仍秘密從事反清複明活動，有《遍行堂集》存世。清初諸野史及今人考論其人其事者甚多，陳垣《清初僧諍記》所述尤確，不贅。惟其為僧後之佛號，除道隱淡歸等而外，又稱性因和尚，此見於其《上孔有德書》（見季六奇《明季南略》396條），附記於此。
另外，張岱與民間音樂家李玉成、王本吾、王侶俄，畫家曾鯨（波臣），園林藝術家範長白，篆刻家胡蘭渚，說書藝人柳敬亭，微雕藝術家王二公（王子一），彈詞表演專家範昆白等均有深淺不等的交往，有的還是他的家中常客。難能可貴的是，他與這些人的交往全然不是出於居高臨下式的好奇，而是真正認識到其不可忽視的真正藝術價值，出於對“世人之一技一藝，皆有登峰造極之理”《石匱書·妙藝列傳》，抄本卷二一。的理性認識。這一點在那個時代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張岱在文學、史學和藝術理論上之所以卓有特色，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能將貴族文化形態的東西與正興起的民間文化中的精華恰到好處地融為一體。這是他不同於眾的卓越之處。比較一下其同時代古典形態貴族文化修養極高的錢謙益等人，張岱能領時代之先聲的特點無疑顯得十分突出。他同時與上、下層藝術家交往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這確乎反映了文學、藝術在明末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走向，而張岱之所為正反映了這個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