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著述
張岱一生“著作等身”（佚名《西湖夢憶》序中語。此序從語氣看，疑為張岱自作。），其69歲時所作《自為墓誌銘》，即稱：“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古今義烈傳》、《張子文秕》、《明〈易〉》、《〈大易〉用》、《昌穀解》、《快園道古》、《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張子文秕》）其未著錄者尚有《四書遇》、《張子詩秕》、《茶史》、《陶庵肘後方》、《石匱書後集》等。69歲以後，又先後完成了《夜航船》、《西湖夢憶》、《史闕》、《明紀史闕》、《朗乞巧錄》、《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等，另外，還參與編寫了《明史紀事本末》、《會稽縣誌》等，計所著述，達近三十種。
張氏以史學、文學名家，然著作範圍，遍涉四部。茲依經史子集為序，略加紹介，敘錄版本、存佚情況等；又，張氏著作，大多存有自序，述義例、明作意，除部分史著在本文第三章中要另詳加評介外，其書較罕見者之序、跋亦盡量據稿本或最早抄本或本摘錄，俾能對讀者有所助益。
四書遇六冊
此書不分卷，稿本六冊，黑格精妙，每麵八行，行二十字。上有張岱眉批及補充、修改手跡，殆末完全定稿之鈔稿本。（內夾《壽王白嶽八十》七古詩手稿二紙。此書現藏浙江圖書館，有馬一浮題識見《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甲編》。）。
此書始作於何時，不詳。然結集時間當不遲於清順治丙戌（1646）（詳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是年所作自序雲：
六經、四子，自有注腳，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輩有言：六經有解不如無解。完完全全幾句好白文，卻被訓詁講章說得零星破碎，豈不可惜哉！餘幼遵大父教，不讀朱注。凡看經書，未嚐敢以各家注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蓋“遇”之雲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見道旁蛇鬥而悟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法大進，蓋真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靜悟，鑽研已久，而石火電光，忽然灼露，其機神攝合，政不知從何處著想也。舉子十年攻苦，於風寸晷之中構成七藝，而主司以醉夢之餘，忽然相投，如磁引鐵，如珀攝芻，相悅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奧竅，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聲香味觸發中間，無不有遇之一竅，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耳。餘遭亂離兩載，東奔西走，身無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曾記蘇長公儋耳渡海，遇颶風，舟幾覆，自謂《易解》與《論語解》未行世，雖遇險必濟。然則餘書之遇知己，與不遇盜賊水火，均之一遇也。遇其可易言哉！
此書於1985年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將張岱於鈔稿本上所加眉批、補記、浮箋，統列於各章正文之中。惟附錄《四書》原文，悉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準，大失張氏本意。
《論語》解卷數未詳
《大易》用四冊
《嘉慶山陰縣誌》卷三十六“書籍”著錄：“《大〈易〉用》（張岱撰），無卷數，寫本，四冊。”可見清嘉慶年間此書尚存於世，惟此“寫本”不知指稿本或傳鈔本。今存佚情況不詳。
《張子文秕》存有此書序全文，略謂：
夫《易》者，聖人用世之書也……今年已六十有六，複究心《易》理，始知天下之用，鹹備於《易》。如“屯”如“蒙”如“訟”如“師”如“旅”如“遁”，一卦之用，聖人皆以全副精神注之，曲折細微，曾無罅漏，順此者方為吉祥，悖此者即為患禍……故常就學《易》者而深究之。執之失二，謬也，雜也；變之失一，反也。謬者失時，雜者失勢，反者失機。李膺、範滂處蒙而執同人，孔融處坎而執離，刁劉處小畜而執中孚：所謂謬也。苻堅處剛行柔，乾、坤紊矣；嵇康內文外汙，離、遁亂矣；霍光當難忘安，否、泰暋矣：所謂雜也。宋武德在師，急於受命，變而為革；唐德宗誌在震，三藩一決，變而為需：所謂友也。嗚呼！成敗之不可以論人也固矣！審夫《易》之為用又豈無說乎？能成天下之務者，愚不可也，智不可也；愚則不知其所操，而智者必亟亟乎屢更其道。夫《易》如藥也，能生人，亦能殺人。不知其病，數易其方，幾何而不死哉？
明《易》卷數未詳
見《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著錄。刊刻及存佚情況無考。
《易解》卷數未詳
《四書遇序》其書今未見
石匱書二二一卷
《石匱書》係明代開國至天啟年間之紀傳體通史，卷首係總目；卷一至卷十七本紀；卷十八至二十二世表；卷二三明興以來直閣典銓年表；卷二四至卷三七誌；卷三八至六四世家；卷六五至卷二二一列傳（按，鳳嬉堂抄本次序與此有異）。是書係張岱曆三十餘年精心編撰之作。其書今所見版本有三：（一）八冊手稿稿本，不分卷，藏浙江省圖書館。（二）南京圖書館藏鳳嬉堂鈔本，內題“《石匱書》（二百二十）卷”該館《古籍版本題跋索引》著錄為“風嬉堂稿本”，檢原書，實為鈔稿本。（又據《題跋索引》，該館尚存“諸暨陳氏舊藏殘稿本”一部，未見。），缺第十二至二十三卷。（三）上海圖書館藏配鈔本，題“二二一卷”，原清鈔本缺卷一至三、三十二、七十三至七十四、一百六十四至—百七十一，實存二O八卷，所缺者為近人補鈔。是書自序雲：
能為史者，能不為史者也，東坡是也。不能為史者，能為史者也，州是也。州高抬眼，闊開口，飽醮筆，眼前腕下，實實有非我作史更有誰作之見橫據其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作不複能佳。是皆其能為史之一念有以誤之也。太史公其得意諸傳，皆以無意得之，不苟襲一字，不輕下一筆，銀鉤鐵勒，簡練之手，出以生澀。至其論讚，則淡淡數語，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墨汁鬥許，亦將安所用之也。後世得此意者，惟東坡一人，而無奈其持之堅，拒之峻。歐陽文忠、王荊公力勸之不為動，其真有見於史之不易作，與史之不可作也。嗟嗟！東坡且猶不肯作，則後之作者，亦難乎其人矣。
餘之作史，尚不能萬一州，敢言東坡？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餘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書極多。餘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則茂先家藏三十餘乘，亦且蕩為冷煙，鞠為茂草矣。餘自崇禎戊辰，遂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餘不入仕版，既鮮恩仇，不顧世情，複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缺勿書。故今所成書者，上際洪武，下訖天啟，後皆缺之，以俟論定。餘故不能為史，而不得不為其所不能為，固無所辭罪。然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餘其執簡俟之矣。
石匱書後集六三卷
此書為《石匱書》（洪武至天啟）之續編，原擬隻續至崇禎末年（見《與周戩伯》）《張子文秕·與周戩伯》：“……弟向修《明書》（《石匱書》），止至天啟。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闖賊之亂盡化灰燼；草野私書，又非信史，是以遲遲以待論定。今幸逢穀霖蒼文示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十七朝邸報，充棟汗牛，弟於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崇禎朝名世諸臣，計有數十餘卷，悉送文幾，祈著丹鉛。弟蓋以先令鼎升之時，遂為明亡之日，並不一定載及弘光，更無一言牽連昭代。”。後經修訂，增南明五王及諸臣傳。
南圖藏鳳嬉堂鈔本，格式同《石匱書》。另有藏鈔本為劉氏天尺樓舊物。南圖藏本題“《石匱書》後集六十三卷，附錄一卷”。
是書為康熙初年張岱於穀應泰提督浙江學政時應邀參加修撰《明史紀事本末》時始作，爾後續修而成。第二十六卷（錢謙益、王鐸列傳）、二十七卷（洪承疇、馮銓列傳）、三十卷（鄭芝龍列傳）、三十一卷（吳三桂列傳）、四十三卷（張春列傳）、五十四卷（張煌言列傳）、五十五卷（甘輝列傳）均有目無文，實存五十六卷。
按，是書之名，當為抄輯者據內容所擬，而非張岱手定，與《石匱書》互為叉者約占三分之一，其中《甘輝列傳》等係漏輯。
古今義烈傳八卷
此書現存版本有：（一）八卷鈔本，四冊。卷首有祁彪佳序（《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目甲編》。），藏浙江圖書館。（二）崇禎戊辰刻本，首陳繼儒序、劉榮嗣序，劉光鬥序、祁彪佳序、馬如蛟序（缺）（均作於1628～1632年間）、自序（1628年作）；次凡例（藏北圖）。南圖藏該版覆刻崇禎本有“昆山吳氏四福讀書堂”藏書印。自序略雲：
天下有絕不相幹之事，一念憤激，握拳攘臂，攬若同仇。雖在路人，遂欲與之同日死者。餘見此輩，心甚壯之，故每涉覽所至，凡見義士俠徙，感觸時事，身丁患難，餘惟恐殺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強弩潰癰，利錐拔刺，鯁悶臃腫，橫決無餘。立地一刀，鬱積盡化，人間天上，何快如之！蘇子瞻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嚐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餘為之酣適。”餘於節義之士，竊亦為然。當其負氣慷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餘讀書至此，每為之頰赤耳熱，眥裂發指，如羈人寒起，顫栗無措；如病夫酸嚏，淚汗交流，自謂與王處仲之歌“老驥”而擊碎唾壺，蘇子美之讀《漢書》而滿舉大白……餘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係以論讚，傳之劂剞，使得同誌如餘者，快讀一過，為之裂眥，猶餘裂眥；為之撫掌，猶餘撫掌。亦自附子瞻之蓄藥釀酒，不以為人，專以自為意也。龍飛崇禎戊辰（1628）鞠月，會稽外史宗子張岱讀書於壽芝樓，秉燭撰此。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刻本自序中有“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之語，卷末載《古今義烈名籍》，謂是書“始於周鎬京，迄於明崇禎甲申得五百七十三人，四百七十三篇。”又，此序與道光三年刻本序文字頗有異文。殆此為最早成書時所寫之序，光緒刻本《自序》則為明亡後增訂本序。
序末鐫兩陽文印，一為“陶庵”，另一印不可辨認（似為“文孫”二字）。又有凡例十則（略）。
史闕十四卷
《嘉慶山陰縣誌·書籍》著錄：“史闕，無卷數，寫本六冊”。此“寫本”是否為手稿本，不得而知。
是書內容“上自伏羲，下逮金元，有明一代不與焉……”。其所敘述，有異正史事同而文異者，有與正史全異者。“辯證博洽，持論平允，尤非熟讀百史而得洵者。”鄭佶編十四卷跋。
此書手稿為今人黃裳先生所藏。據黃氏敘錄：“此稿本不分卷，分訂六帙而已。原稿竹紙黑格，每麵八行，白口單邊。筆跡用紙與（稿本）《張子文秕》無異。”“卷首有大字序四頁，序末題‘古劍陶庵老人張岱撰’，下鈐‘張岱之印’，‘天孫’二印，俱白文。每卷首大題下署‘古劍陶庵張岱’。”（《黃裳書話》，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頁。）
清光緒年間吳興鄭佶編本亦為十四卷，亦題“古劍陶庵張岱”。據鄭佶跋，前此已有鈔本，“唯紙色甚舊，摺痕皆斷裂，殆非近時所鈔”（鄭佶編十四卷跋。）。南京圖書館藏有此版本。目錄如次：卷一，三皇五帝紀；卷二，夏商周紀；卷三，春秋戰國紀；卷四，西漢紀；卷五，東漢紀；卷六。三國紀；卷七，晉紀；卷八，南北朝紀；卷九，隋紀；卷十，唐紀；卷十一，後五代記；卷十二，北宋紀；卷十三，南宋紀；卷十四，遼金元紀。
《史闕》作意，見《張子文秕》卷一：
《春秋》書“夏五”，闕文也，有所疑而闕之也。如疑，何不並“夏五”而闕之？闕矣而又書“夏五”者，何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書之義也，不書義也，不書而又書之，亦義也。故不書者，月之闕也；不書而書者，月之食也。月食而闕，其魄未始闕也，從魄而求之，則其全月見矣。
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語多隱微，月食而匿也。太宗令史官直書玄武門事，則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不匿，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使太宗異日而悔焉，則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後人知鑒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雖然，玄武門事，應匿者也，此而不匿，更無可匿者矣。餘讀唐野史，太宗好王右軍書，出奇吊詭，如蕭翼賺《蘭亭》一事，史反不之載焉，豈以此事為不佳，故為尊者諱乎？抑見之不得其真乎？
餘於是恨史之不賅也，為之上下古今，搜集異書，每於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蘇子瞻燈下自顧見其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東坡，蓋傳神正在阿堵耳。餘又嚐讀正史，太宗之敬禮魏征，備極形至。使後世之拙筆為之，累千百言不能盡者，隻以“鷂死懷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言闕，而四字不闕也，讀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則書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闕哉？
清光緒末年，又有十五卷刻本，係加入原單行之《明紀史闕》而成。
明紀史闕—冊
題“古劍陶庵張岱□”，為《史闕》之續集。清鈔本，四十一頁，半頁八行，行二十字，版心有“鶴軒日稽”四字。記事起洪武，迄洪熙年間，最後一節有“補永樂”三字標題，僅鈔完一行，可見鈔寫有缺略。無序跋，殆據張岱未完成之稿本傳鈔。
此書影印本見巴蜀書社《中國野史集成》第十四冊。
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一冊
此書為張岱晚年與徐野公（名沁，徐渭之孫）合作，1689年秋付刻，未及半而岱已逝世。鐫版後存朱文懿家，乾隆戊子朱秉直付印。有蔣士銓序、張岱自序，陳仲謀、餘火亙跋。岱自序末署“歲在灘（案即1680年）仲秋古劍老人識”。又有民國八年排印本，前載蔡元培序，岱自序末易署“庚申（1680）八月明後學張岱敬書”。自序雲：
在昔帝齎良弼，即以圖像求賢，而漢桓帝征薑肱不至，遂命畫公圖其形狀。古人以向慕之誠，致思一見其麵而不可得，則像之使人瞻仰者，從未尚矣。是以後之瀛洲、麟閣、雲台、淩煙，以至香山九老、西園雅集、蘭亭修禊，無不珍重圖形以傳後世。使後之人一見其狀遂無漢武帝不得與司馬相如同時之恨，亦快事也。
餘少好纂述國朝典故，見吾越大老之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儀容，不勝仰慕。遂與野公徐子沿門祈請，懇其遺像，彙成一集，以壽棗梨，供之塾堂，朝夕禮拜，開卷晤對。見理學諸公則自愧衾影，見忠孝諸公則自慚有愧忠孝，見清介諸公則自恨糾纏名利，見文學諸公則自悔枉讀詩書，見勳業諸公則自惜空蝗梁黍，見文藝諸公則惟恐莫名寸長。以此愧厲久之，震懾精神，嚴憚豐采，寤寐之地如或遇之，其奮發興起，必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予不幸遭時變，稟承家訓，恪守師資，一時景仰前賢，諗知不朽者其名，而不可得而共睹者其像，乃與同誌為登門求像之舉。諸賢裔鑒其誠，而慨然許之，或千裏而惠寄一像，或數載而未獲一圖，積月累時，送完斯帙，夫豈直一手足之烈哉？至若是書是像之垂示無窮，而終於不朽，則所望於後之讀是書者。古劍老人識。
張氏家譜卷數不詳
《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著錄。存佚情況不詳。
〔附〕明史紀事本末
清順治十三年（1656），穀應泰（1620～1690）以戶部郎中提督浙江學政。蒞位後，設“穀霖蒼著書處”於杭州西湖畔，主持編寫《明史紀事本末》，慕張岱名，力邀參加修撰（同與共事者，另有陸圻、徐倬、張子壇等）。岱因生後無著，更為收集崇禎朝史料完成《石匱書後集》，於1572年破例應聘至杭，將《石匱書》借與穀氏參考，共撰寫了《本末》約近五分之一的篇章（筆者曾將《石匱書》及《後集》與《本末》細加比勘，《本末》中與岱兩書文字全同或部分相同者近14萬字，無疑出自張岱手筆）關於《明史紀事本未》，有所謂穀氏以五百金購公書而成的傳說。邵廷采《思複堂文集》（紹興先正遺書本）卷三《明遺氏所知傳》：“山陰張岱……長於史學……沉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順治初，豐潤穀應秦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公〕慨然曰：‘是固當公之穀君，得其人焉。”邵氏此說出，附和者較多，如溫睿臨《南疆逸史》列傳卷三九、陸以《冷廬雜識》卷九“竅人之書”條等。這個問題牽涉問題較多，茲從略。據筆者初步考察，《紀事本末》取材雖不止一家，但取自張岱《石匱書》者為最多，（詳拙文《張岱與〈明史紀事本末〉》。）。岱在杭近一年，餘除參加集體修書外，另利用穀氏所藏史料，自成《石匱書後集》數十餘卷（全書未完成，後續有增補參見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