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冰雪文卷數未詳
《張子文秕》，為張岱所自選之詩、文合集。書今未見。自序存《張子文秕》卷一：
餘選《一卷冰雪文》，而何以附有詩也？餘想詩自《毛詩》為經，古風為典，四字即是碑銘，長短無非訓誓。摩詰佞佛，世謂詩禪；工部避兵，人傳詩史。由是言之，詩在唐朝，用以取士，唐詩之妙，已登峰造極。而若論其旁引曲出，則唐虞之典謨、三王之誥訓，漢魏之樂府，晉之清談，宋之理學，元之詞曲，明之八股，與夫戰國之縱橫，六朝之華贍，《史》、《漢》之博洽，諸子之荒唐，無不包於《詩》之下已。則《詩》也，而千古之文章備於是矣。至於餘所選文，獨取“冰雪”。而今複以“冰雪”選詩者，蓋文之冰雪，在骨在神，故古人以玉喻骨，以秋水喻神，已盡其旨。若夫詩，則筋節脈絡、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氣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則其詩必不佳。是以古人評詩，言老言靈，言雋言古，言渾言厚，言蒼茜，言煙雲，言芒角，皆是物也。特恨世無解人，其光華不得遽發耳。昔張公鳳冀，刻《文選纂注》，一士夫詰之曰：“既雲《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所集，於仆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也。”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曰：“他讀得書多。”餘藉斯語，亦以解嘲，故仍題之日《一卷冰雪文》。
琅詩集五卷
此書未見張岱本人著錄，然《自為墓誌銘》著錄有《琅文集》，殆詩文合刊而分刻之選本。《詩集》有張岱自序、張弘序。自序雲：
餘少喜文長，遂學文長詩，因中郎喜文長詩，而並學喜文長之中郎詩。文長、中郎以前無學也。後喜鍾、譚詩，複欲學鍾、譚詩，而鹿鹿無暇，伯敬、友夏，雖好之而未及學也。張毅孺好鍾、譚者也，以鍾、譚手眼選明詩，遂以鍾、譚手眼選餘之好鍾、譚而不及學鍾、譚之明詩，其去取故有在也。張毅孺言餘詩酷似文長，以其似文長者姑置之，而選及餘之稍似鍾、譚者。餘乃始自悔，舉向所為似文長者悉燒之，而滌骨刮腸，非鍾、譚則一字不敢置筆。刻苦十年，乃問所為學鍾、譚者，又複不似。蓋語出胞胎，即略有改移亦不過頭麵，而求其骨格，則仍一文長也。餘於是知人之詩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紅黃、瓣之疏密，如印板一一印出，無纖毫稍錯。世人即以他木接之，雖形狀少異，其大致不能盡改也。餘既取其似文長者而燒之矣，今又取其稍似鍾、譚而終似文長者又燒之，則餘詩無不當燒者矣。餘今乃大悟，簡餘所欲燒而不及燒者悉存之，得若幹首，鈔付兒輩，使兒輩知其父少年亦曾學詩，亦曾學文長之詩，亦曾燒詩之似文長者，而今又複存其似文長之詩。存其似者，則存其似文長之宗子；存其似之者，則並存其宗子所似之文長矣。宗子存而文長不得存，宗子、文長存而燒文長，文長之毅孺，亦不得不存矣。向年餘老友吳係曾夢文長，說餘是其後身，此來專為收其佚稿。及餘選《佚稿》，而其所刻諸詩，實不及文長以前所刻之詩，則是文長生前已遂不及文長矣。今日舉不及文長之文長，乃欲以籠絡不必學文長而似文長之宗子，則宗子肯複受哉？古人曰：“我與我周旋久，則寧學我。”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張岱書於快園之渴旦廬。
按，張岱自序乃針對張弘（毅儒）序而發，張序雲：
吾選宗子詩，不敢存寬嚴二字，但阿吾所好而已。杜工部，詩家集大成者。曆下之選一工部，竟陵之選，又一工部，總以成工部之大，無所不有而已。吾越徐文長，昭代詩豪，其詩酷似工部。宗子詠物諸篇又酷似文長。吾疑宗子曩所刻《文長佚稿》，或多宗子擬作，即如米南宮偽造晉人書貼，使人不可複辨。若以宗子諸詩與文長並驅中原，便可謂吾越有兩文長也。吾近選《詩存》，去取文長諸詩，不能存十一。曹公曰：“縛虎不得不急。”以文長、宗子諸詩雄視一代，氣魄難訓，假操觚者不別存手眼，狠著鉗錘，便當死其一句一字之下，豈有丹鉛複及餘子哉？宗子名下，屈第一指，著作已流傳海內。吾與宗子總角交契三十年，相視莫逆如一日，即其詩篇，咄咄驚奇，連章累牘，便可高踞漢、唐之上，而猶不能買菜求添，強吾所不好，此亦曹公縛虎之意也。吾故於宗子詩選錄若幹入《明詩存》訖，而複筆其篇端雲。己醜重九日小弟〔弘〕首題並書。
此書有作者手稿本，題《琅文集》，然有詩無文。有單頁手稿粘貼書中，可見是未經完全編定之底稿。原為朱氏別有齋舊藏，現藏黃裳先生處。此本校通行本多《禮宗十章》、《孝陵磨劍歌丁亥七月十六日項裏記夢》、《百丈泉（剡中靈院）》、《康衢篇贈陳子申》、《為陸子姑起病》、《姑蘇張載之攜琴訪餘，今年正七十大壽》、《野老哭十首》（缺八首）等近三十首。因係手稿，未經改篡，其中抒發反清複明之誌的詩篇、均得完整以保存，十分珍貴。中有評語，與國家圖書館藏《張子詩秕》鈔本評語字跡同，為王雨謙手跡。
張子詩秕五卷
此書國家圖書館藏鳳嬉堂鈔本，格式與《張子文秕》相同。合《張子文秕》十八卷，凡二十三卷，內《張子詩秕》五卷，題“陶庵張岱著，白嶽王雨謙評，雪瓢祁君佳校”。有自序及王雨謙、祁豸佳序、張弘序。
藏清鈔本編次同，文字與北圖原抄本間有小異。此二種均妙本鈔於清康熙至乾隆年間，與手稿本較，反清內容幾刪芟、修改淨盡。惟諸家序文暨王雨謙評語（較稿本為多），為稿本所缺，獨此本存，彌足珍貴。
王雨謙序《張宗子詩敘》為王氏手書。《敘》中不僅高度評價張岱詩作，且首次將《石匱書》與《史記》進行比較評論，十分珍貴茲全錄如次（惜經蟲蛀，已缺百餘字）：
予讀宗子詩，而忽慨然於司馬子長也……吾固謂子長史才也，實詩才也，而不以詩顯；千載之後，張宗子則起而兼有之……廟器宜不獨以著書，乃以彼其才處禎朝，遇思廟堯舜主，而竟以文學者老之，且以甲申之變，窮愁著書，乃如渴司馬與腐司馬，一如無漢武之朝不可得，蓋亦悲矣！然而三十年苦思，《石匱》告成，特與《史記》並有今古。即俾宗子不作詩，《石匱》中未嚐無詩也。試讀其詩，則於今昔之變，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其詩又特一史也，而非失世之詩也。磋乎，子長故言之：“詩三百篇大聖賢發憤所作也”，知詩哉！故使子長而與宗子遇，則子長未嚐無詩，宗子正亦不必為詩也。兩人之詩皆在史也。特以兩人之遇主不同，而終處世又不同。孟子曰，頌其詩必論其世。則宗子之作史與子長之作史已自有異，是其所謂詩者即欲不作，亦安得不作乎？悲歌行國，泣數行下，如屈子《離騷》，不得其平則鳴。吾於宗子，曷怪哉？至若宗子之為人，豁達有大節，則海內鮮不聞之，其為詩則卓然張宗子之詩，非諸子之詩，而並非三百篇之詩也。非諸子之詩，而並非三百篇之詩也。此其說在伯樂之相馬也，故不必擴之為世人與言耳。（北圖藏鳳嬉堂鈔本《張子詩秕》頁一a頁二a，）此序末署“庚子（1660）夏五潞溪識字田夫王雨謙撰”。
案，張岱詩集自序作於清順治甲午（1654），時年五十八，標明為《琅詩集自序》，而《張子詩秕》收詩至作者去世前一年（《己未元旦》，己未為1679年），顯係選者從作者五十八歲以後詩中選鈔，其書名殆亦係選者所加。而封麵又總題曰《張子文秕》，曰“詩秕”雲者，蓋未為作者認可（王雨謙序未標集名，題為“張宗子詩”）。
琅文集六卷
是書有康熙鳳嬉堂刻本，卷首有祁彪佳、王雨謙序。王序稱：
有大文之人而文始傳。文也者，人也。其人為天地所屬，則凡天地之所煥不能鬱，與鬱而不克告之天下萬世者，皆彙而委諸其人。由是而日星之蒸變，河嶽之苞孕，勤勤焉提以成之也。然其所際有顯晦，且有不即內之於顯，而困苦拂亂，與以晦晦之遇，而別有以顯之，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如昔左氏《春秋》、龍門《史記》，皆不屑以爵祿榮之，而特榮以三曾之大也。吾故於陶庵張子之文，而知天地之成之顯之者深且宏也。陶庵為雨若公之孫，而陽和公其曾祖父也。陽和公以文章大魁天下，雨若先生成進士，以理學推醇儒。陶庵尊人大滌公抱命世才，雖仕藉，竟不克大展其學，乃舉累代清淑之氣，盡以鍾之陶庵。陶庵自束發為文，發藻儒林，以彼其才，使其立取一名，身都顯要，自當複命造物，爽爽不怍，而以才大莫器。有識者成為裂眥問天，而陶庵怡然聽之，遂潛名成《石匱》一書，上與《左》、《史》等鼎。甲申以後，屏棄浮雲，益肆力於文章，自其策論、辭賦、傳記、箋讚之類，旁及題額、柱銘，出其大力，為能登之重淵，而明諸日月，題日《琅文集》。蓋其為文不主一家，而別以成其家，故能醇乎其醇，亦複出奇盡變，所謂文中之烏獲，而後來之鬥杓也。餘與陶庵以氣誼文章為世外交，每一篇出，無不披華食實，如李才江之範金呼島佛，柳柳州之盥薰讀《昌黎集》也。茲者百家爭喙，俾斯集行之於世，則震風淩雨，應知夏屋之為也。陶庵其先蜀產也，其近則越產也，其人其文，幾幾各爭有之。餘則曰：“此非蜀之有，越之有，而天下之有也。張子，天下才也”。
祁序稱：
越故多才，其所最著者，宋有陸放翁，元有楊鐵崖，明有徐青藤。後來才士所生不少，以沉埋帖括，淹屈多人，間有進賢紗帽，遊戲古作，視為緒餘。神宗朝，吾越中以古文名者三先生，一為陸景鄴，一為王謔庵，一為倪鴻寶。陸長於武斷，其蔽也敢；王長於撮巧，其蔽也狎；倪長於征僻，其蔽也鬼。較之前代，三賢尚難學步，而其所刻文集，又皆榮不擇茅，金常夾礫。此雖作者之過，而選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矣。鍾伯敬曰：“選者之力，能使作者讀者之精神心目為之頓易。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陶庵所作詩文，選題選意選句選字，少不愜意，不肯輕易下筆，凡有所作，皆其選而後作者也。其後彙所存稿，悉簡其代作、應付諸篇什，盡付一炬，有所存貯，又皆其作而自選者也。今茲選刻稿尚盈笥，王白嶽又為之痛芟讎校，在十去七。所定《琅》一集，譬之文豹留皮，但取其神光威沈；孔雀墮羽，隻拾其翡翠金輝。淘汰簸揚，選擇最核。以視前代，即放翁之《劍南》、《渭南》，鐵崖之《樂府》、《史鉞》，青藤之《櫻桃館》、《闕編》，何遂能過之也？蓋陶庵先為蜀產，後生會稽，以嵯峨渫之奇，席萬壑千岩之秀，其所脫胎結撰，自合磊坷韻秀，亮拔不群。此其生質使然，豈可與之爭鋒角勝乎？昔李研齋見《石匱書》，力爭陶庵決非浙產，言及先世，始嘩然大笑，自謂知人。其藻鑒之確，信有以也。
又有王介臣刻本，卷首有光緒三年黎培敬序、王惠跋及光緒丙子王介臣“書後”，文繁不錄。民國二十四年“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劉大傑點校），即以王刻本為底本。
張子文秕十八卷
是書依文體分卷，內容與《琅文集》大致相同。鳳嬉堂黑格鈔稿本，藏國家圖書館，版心有“鳳嬉堂”三字，題“陶庵張岱著，白嶽王雨謙評，雪飄祁豸佳校”。篇中有王雨謙評語。卷著載手寫之“曲轅社弟王雨謙撰並書”之序（與《琅文集序》同）及“同學弟雪飄祁豸佳序”。
昌穀集解
見《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及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著錄。其書成書於1638年《祁忠敏公日記·山居掘錄（丁醜）》九月十日條：“得張宗子書，示以所注李長吉詩。”，今未見。自序則存於《張子文秕》卷一：
長吉詩自可解，有解長吉者，而長吉遂不可解矣。劉須溪以不解解之，所謂吳質懶態，月露無情，此深解長吉者也。吳西泉亦以不解解之，每一詩下，第箋注其字義出處，而隨人之所造以自解，此亦深解長吉者也。有此二人，而餘可不複置解矣。乃餘之解長吉也，解解長吉者也。凡人有病則藥之，藥之不投，則更用藥以解藥，所謂救藥也。藥救藥，藥複救救藥，至於不可救藥，而病者真死矣。故餘之解，非解病也，解藥也。夫藥亦有數等，庸醫殺人，著手即死者無問矣。乃有以偏鋒劫劑，活人什三，殺人十七者；有以大方脈、官料藥，堂堂正正，而手到病除者；乃有草澤醫人，名不出於裏，而以丹方草頭藥起人於死者；乃有不用刀圭，不用針砭，而第吸其夜半沆瀣之氣，而使其自愈者。療之之法不同，而用以療病則一。至病一愈，而藥與不藥等。等不一之藥，皆可勿用矣，安用救藥哉？故徐青藤、董日鑄用劫藥者也，吳西泉用官料藥者也，劉須溪則不用藥者也。若餘則何居？餘則遠謝雷公，不問岐伯，服參術多，則用山藥蘿卜菔汁解之，服生熟多，則用大黃、芒硝解之。道聽途說，為一日草澤醫人，而病已霍然除矣。故曰：餘之解，非解病也，解藥也。
越絕詩
未見著錄，自序則《張子文秕》卷一。
柱銘鈔
未見著錄，然《自序》尚存。自序雲：
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餘刻文長之《逸稿》始。自《逸稿》刻柱對，而越之文人竟作柱對。然越之文人之竟作柱對，未作時，先有一文長橫據於其胸中，既作時，又有一文長遮蓋於其麵上。故用學問者多失之板實，用俚語者多失之輕佻，文人之學文長者，實多為文長所誤。然學文長而全學文長之惡套者，則文長又為學文長者所誤。餘故學文長而不及文長，今又不敢複學文長，則倀倀乎其何適從耶？我越中崛強，斷不學文長一字者，惟鴻寶倪太史，而倪太史之柱對有妙過文長者。而寥寥數對，惜其不及文長之多。則餘之學文長而不及文長者，又何取乎？其多過文長耶？乃友人不以宗子為不及文長，而欲效宗子之刻文長，每取文長以誇稱宗子。餘自知地步遠甚，其比擬故不得其倫，即使予果似文長，乃使人曰文長之後複有文長，則又何貴於有宗子也？餘且無麵目見鴻寶太史，何況後之文人！
蜀鵑舌血錄
見《祁彪佳集》著錄。其書今未見。
喬坐衙
雜劇。見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劇品》著錄。陳洪綬《寶綸堂集》有《張宗子喬坐衙劇題辭》：“吾友宗子，才大氣剛，誌遠學博，不肯俯首牖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閑置。吾宗子不肯俯首，而今俯首；不得閑置，而今閑置之。宗子能無言田畝乎？《喬坐衙》所以作也。然吾則為宗子何必如是也？古聖先賢，懷其寶走四方，不遇則進學彌篤。即使宗子少年當事，未免學為氣用，好事喜功。今日之阻，當進取聖賢，弗以才士能人自畫，損下其誌氣，複溫故書，深究時政，三年間可上書天子。吾不為宗子憂也。然吾竊觀明天子在上，使宗子其人得閑而為聲歌，得閑而為譏刺當局之語，新辭逸響，和媚心腸者，眾人方連手而讚之美之，則為天下憂也。”
冰山記
傳奇劇本。《陶庵夢憶》有《冰山記》一則，提及此書。此劇係張岱根據他本改成，演魏忠賢事，曾在紹興、兗州等地演出。今存佚情況不詳。
評東坡和陶詩（附張岱補和陶詩）一冊
《知堂書話》：“《評東坡和陶詩》，漢陽朱氏抄本。署戊子冬，胤字缺筆，當是乾隆三十三年。後附補和二十四首，書眉亦有評語，或是王白嶽等人手跡耶？”
“宗子對於東坡殊不客氣，評淵明詩固多傾倒，但也有一兩處，如《答鮑參軍》批雲：‘亦是應酬語’；又《和胡西曹》批雲：‘陶詩亦複不佳。’語甚戇直，陶詩評中殆不多見，頗有意思。宗子《和陶詩》有小引雲：‘子瞻喜彭澤詩，必欲和盡乃已，不知《榮木》幾篇何以尚遺什之二。今餘山居無事，借題追和，已盡其數。子瞻雲：古人無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自子由始。乃今五百年後，又有追和古人者為之拾遺補闕，子瞻見之，得不掀髯一笑乎？’”（《知堂書話》上冊，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6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