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
張岱的大部分著作均署明“古劍陶庵老人”或“蜀人張岱”（間或作“書”），以示不忘所自。據張氏家譜，張岱之始祖本為古劍州綿竹（今屬四川）人。據何冠彪考證，“族尤大”的“漢川之綿竹”（張家楊慎《全蜀藝文誌·氏族譜》。）
張岱的祖先是十分顯赫的，如張九皋之兄張九齡為唐開元時著名宰相。但張岱一支的真正發跡始於宋代名將、魏國公張浚（1097～1164）。浚字德遠，南宋抗金名將，官至少師，封魏國公。（《宋史》有傳。朱熹《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公行狀》，記其事跡、人品甚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八十九10頁a-b。）。至於張（1133～1180），其哲學思想對張岱思想的形成，頗有影響，我們將在有關章節還要論及。
張浚四世孫張遠遒（1222～1272），字德遠，南宋時於鹹淳元年（1265）自臨安（杭州）遷至紹興，任紹興知府，“遂家焉”。開始時“居山陰之狀元坊”（《嘉慶山陰縣誌·人民傳》。另可參見張文鼎《先考同府君行狀》中關於張遠遒情況的敘述（見《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五）。）。因張家素為大族，又是舉家遷來，幾代之後，人口迅速發展起來。大約至張福、張仕廉這兩代，張家在紹興及其附近人口已相當繁盛，到明代，張家已成為山陰的鼎鼎望族之一了。張岱《百丈泉》詩序稱：“餘宗人分居剡中黌院，皆魏公（張浚）裔也。”嵊縣距紹興城六十餘裏，可見張氏的支族明末時幾遍布鄰縣，其子孫繁衍情況於此可略見一斑。
張家向以“耕讀傳家”自勵。雖在元朝因異族統治，家聲曾一度不顯，但到了極重科舉的明代中葉，張家的“家聲門第”又發展到了相當顯赫的時期。張遠猷的第十一代孫張天複（1513～1573），字複亭，號內山，又號初陽，以科舉起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嚐官吏部主事、全楚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等職。
據張岱所作《家傳》，天複少有大誌：“太高祖以二伯子既儒，令高祖（天複）賈，高祖泣曰：‘兒非人？乃賈耶！’（太高祖）壯其語，仍命業儒。及冠，補縣諸生。華亭徐文貞（徐階）行學，得高祖牘，置第一。”《張子文秕》卷九。他不但以文才得到特殊的賞識，人品也為徐氏充分信賴，委之以閱考卷重任，命“第二以下，若自定之”（《張子文秕》卷九。）。其後他官禮部主事並轉曆吏、兵二部，亦多得徐氏照拂。
張天複一生事業的高峰是他出任雲南按察司副使時。明初以來，雲南一直在沐氏家族統治下，與中央政府保持半獨立狀態，關係時起時落。張天複調任雲南副使時，正值關係緊張之時：“沐氏縱恣不法”（《張子文秕》卷九。）；天複“佩臬司篆，屢以強項見左”（《張子文秕》卷九。）。張天複之“佩臬司篆”，實際是以中央全權代表的身份去解決沐氏驕縱不法的問題。沐氏遂以“輦金巨萬”賄賂天複，為天複“嚴辭拒之”（《張子文秕》卷九。）。沐氏乃遣人以重金入都，賄賂當道，同時，“滇中當道皆沐氏私人”，水潑不進。這使得張天複非但解決雲南鬧獨立的使命根本無法完成，反而受到禍害牽連：其時他本來已遷任甘肅行太仆卿，不意正擬接任，朝廷疏下，他反因被誣而“逮對雲南”，“累羈侯者月餘”。幸賴其子張元忭千裏迢迢奔走申冤，當道為其孝心所感動，才得以無罪釋放。
本欲立功朝廷而遭此重大打擊的張天複，歸裏後意誌消沉，頹廢放浪至極。他歸裏後即築構別業於鏡湖之濱，“日與所狎縱飲其中”（《張子文秕》卷九。）。隻要兒孫不在當麵，就“召客嘯詠豆觴，日淋漓”，“轟飲叫嚎如故”。62歲猝死於病酒。
天複本為一位頗富才情、見多識廣的學者，其所著《廣輿考》十二卷，體例謹嚴，《四庫全書總目》評雲：雖有“略而不詳”之缺，但大旨“在規《明一統誌》之失”，不失為一部有功於地理學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二地理類存目一。）。張岱對其高祖張天複以“經濟大才”而不得施展的命運充滿了同情；但作為一位敢於直麵現實的史學家，他對天複晚年之頹廢奢侈、“褻越太甚”是持頗為激烈批評態度的——因為“繁華者鮮其實，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張子文秕》卷九。
最使張岱自豪也最為他尊重的是其曾祖張元忭（1538～1588）。《陶庵夢憶》“陽和泉”條雲：“陽和嶺實為餘家祖墓，誕生我文恭（指元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陶庵夢憶》卷三。），其向慕、崇敬之忱於此可見一斑。
元忭字子藎，號陽和。隆慶五年（1571）狀元，曆官翰林院修撰、侍讀，遷左諭德。有（《陽和不二齋文選》、《皇明大政誌》、《館閣漫錄》、《讀史膚評》、《翰林諸書選粹》等《嘉慶山陰縣誌》。）。
張元忭以學問、人品著名於時，人望甚高，在嘉、隆間有著十分廣泛的社會影響。其弟子曾鳳儀在《陽和先生論學書後序》中說：“先生孝友在鄉黨，端節在鄉間，直聲在朝廷，令聞在天下，無不可為後學法程。”《不二齋文選》附錄，叢書集成本。關於乃祖的清介、孝友、端節，張岱在《家傳》裏寫了這樣幾件事：一，公開為楊繼盛（椒山）鳴冤：嘉靖三十四年（1555），楊繼盛因上疏彈劾權相嚴嵩“五奸”、“十罪”而被棄市，年僅十九歲的張元忭雖地位低微，卻公開“設（靈）位於署，為文哭之，悲愴憤鯁，（令）聞者吐舌”（《張子文秕》卷九。）；二，為洗刷父親張天複在雲南任上的不白之冤，千裏迢迢奔波，“一歲而旋繞南北者三，以裏計者三萬，年三十而發種種白”（《張子文秕》卷九。）。三，與座師張居正兩次正麵衝突（不聽張之暗示），以致落職；四，“裏居四年，私刺不入公門；遇鄉裏有不平事，輒侃侃言之，不少避”（《張子文秕》卷九。），典型的例子是救助因誤殺後妻而係獄的徐渭（文長）。
張元忭為著名史學家，除有文集及《讀史膚評》等重要著作外，又繼張天複未竟之誌，續修《山陰縣誌》，並自撰《紹興府誌》、《會稽縣誌》，“三《誌》並出，人稱談、遷父子”（《張子文秕》卷九。）。這一傳統對張岱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詳本書“史學”章）。
張元忭尤以思想家的身份知名於當時的學術文化界。李贄《續藏書》（卷二十二）謂其學以“慎獨”為基本主旨；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評元忭之學曰：
二孟（孟化鯉、孟秋）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扶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嚐有《壯哉行》贈鄒進士指鄒守益。遣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郡羅文懿為筆硯交，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歿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雲。（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頁。）
元忭之學，以“識得本體便是功夫”立說，《明儒學案》於卷十五《浙中陽明學案·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複稱：
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四有教法。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功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嚐辟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隻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為良知善必真好，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為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此即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簀，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恐於本體終有所未明也。（《明儒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24頁。）
其學雖宗陽明、王畿，內在邏輯上則顯然有調合朱、陸的傾向。
又，鄧以讚《刻張宮諭文集序》雲：
此予年友張宮諭遺稿也。予與宮諭同官詞林，予最善病，藥物是需須，何暇及其他？即宮諭有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要以萬物一體為宗，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為願。其望聖人而靳至之。切於饑渴，予所習知也。乃今讀其文，析理於幾微，而起戒於恍惚，譚民之瘼，若己推之；道人之善，若幾有之，真意溢發。使予對之，如對宮諭之麵，親成其語，豈非精神所注，有通於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地功、德、抑惟是真之所傳，自不可朽，如徒粉飾其辭，以是為行遠，窮非虛東之喻乎？宮諭又嚐修郡、邑二誌，其人物傳，引以自專，或欲限以年所。宮諭曰：莫信於耳目所睹聞，又以嫌自避，而欲之所不知何人，自視得無薄乎？於是慨其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是時予南昌亦修誌，予與同邑二三君子，皆謙讓不敢居，且為限年，予謂諸君子曰：以此視宮諭，其力量豈不相遠哉？諸君子曰：委有專有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即委專矣，其能任乎？諸君子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敦非一真所屈耶？嗟夫，真者聖人所見而思，國家所悟寐而求也。因予私心之望宮諭，而謂極其所止，將召與斯文，如昔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願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無慨矣，予能無慨夫？
以陽明之學為宗而吸收朱子學的某些合理的內核。這種學術思路和方法，對張岱哲學思想的形成亦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我們在第三章裏還要論及。
元忭有二子，長汝霖，即張岱祖父；次汝懋，字眾之，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授休寧知縣，後官至大理寺丞。
張汝霖（1513～1573），字肅之，號雨若（張岱《家傳》），又號園居士參見祁彪佳（《越中名園記》。）。萬曆二十二年（1595）進士，授清江令，調廣昌，後遷兵部主事，曆任山東、貴州、廣西副使、參議等職，“僚多名下士”（《張子文秕》卷九。），常相聚讀史論文。受江西鄧以讚（文潔）、黃汝亨（貞父）等影響，極為憤發，充滿用世精神。他潛心古學，並與黃汝亨等結“史社”於南京，其學術人品亟為當時學術界推重。然萬曆丙午年（1606）任山東副使時，因於落卷中取為“文古崛”的名士李延賞，為人所劾，落職歸裏。這件事在精神上給了他很大的打擊。後雖起複，然一直未得重用，鬱鬱不得誌。竟至沉溺聲妓，結果與絕大多數官場不得誌的士大夫走上了同一條道路。張岱其時已十餘歲，對這件事印象頗深。對此，他寫《家傳》時以沉痛的心情評論道：“大父自中年喪偶，盡遣姬侍，郊居者十年，詩文、人品卓然有以自立，惜後又有以奪之也。倘能持此不變，而澹然進步，則吾大父之詩文、人品，其可量乎哉？”《張子文秕》卷九。
然而，張汝霖對張岱的影響畢竟是相當大的。張岱是汝霖最鍾愛的孫子，自幼就常帶他與當時文化界的名人來往（如陳繼儒、黃汝亨等）。而對張岱影響最大的還是他讀書治學的特殊方法，在《四書遇》序文中張岱回憶說：
六經四子自有注腳而十去五六矣，自有詮解而去其八九矣……餘幼遵大父教，不讀朱注。凡看經書，未嚐敢以各家注疏橫據胸中。《四書遇》卷首。
在《快園道古》、《石匱書》等著作中，張岱亦反複提到其祖父特殊的教學方法，可見他對此終生念念難忘。幼年時代這段讀書經曆，對張岱一生的治學精神和風格影響至深至巨。如果說在對人生的認識和曆史認識論方麵張岱更多地受到張元忭的影響，在敢於懷疑，敢於向權威挑戰和專注於自己性之所遂方麵，其受張汝霖的影響要更為明顯。
鍾鳴鼎食的張家，到了張岱之父張耀芳（1574～1632）這一輩，閥閱世家的氣派已遠遜於前幾代了。一是到他這一代，科舉上已無祖、父輩之顯赫，同時，族兄弟輩或為田產，或為家族事務，時常亦偶有矛盾，甚或成為路人。——盡管表麵上還維持“簪纓之家”的外在體麵。
耀芳字爾，號大滌。據張岱所作《家傳》，耀芳自幼極為聰慧靈敏，“善歌詩，聲出金石”，在張汝霖的督導下，“惟讀古書，不看時藝”《張子文秕》卷九。但科舉之路在那個時代畢竟太誘人了，他盡管體弱多病，但因十四歲時即以才氣過人“補邑弟子”生員，精神上受到鼓舞，從此樂此不疲，“沉埋於帖括中者四十餘年”《張子文秕》卷九。），雖弄得“雙瞳既，猶以西洋〔眼〕鏡掛鼻端”（《張子文秕》卷九。），仍孜孜以求，毫不懈怠。後因“屢困場屋，抑鬱牢騷”（《張子文秕》卷九。），身體愈來愈差，得了嚴重的胃病。至到53歲那年（天啟丁卯，1627），雖“闈讀佳甚，而又不售”，萬不得已才聽從諸叔父之勸，“以副榜貢謁選”，屈就山東魯肅王右長史（《張子文秕》卷九。）。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魯肅王（即後來監國紹興的朱以海之父），亟“好神仙”，而張耀芳亦恰是一位精於道家引導之術的人物（這與他長期科場蹭蹬、身體一直不好有關），這樣，“君臣道合，召對宣室，必夜分始出”從張耀芳在兗州任上守城剿匪、在嘉祥縣平反冤獄、為嘉祥令代償所欠庫銀等事看，他是一位有經世之才的人物。魯肅王於張耀芳真可謂“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對“有濟世誌”、“執經問業”者“戶屨常滿”的張耀芳來說，其心靈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好在時任山東撫軍的沈宏所、監軍劉榮嗣（半舫）等人，與耀芳誌趣相投，詩酒文會不斷，才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些許慰藉。但終以誌不獲展，崇禎五年（1632）底就辭歸了，次年12月27日即病歿於家，年僅58歲。
從總體說，張耀芳是一個頗帶悲劇色彩的人物，雖然從表麵上看，他與當時上層士大夫一樣，“一切繁靡之事”，“任意為之”（《家傳》），但其“經濟大才”一生未得施展（盡管其“經濟才”未得在“治”、“平”方麵得到實踐證實，但從他的聰敏和幹練性格，當屬實在），而以究心荒誕無稽的神仙家之說來求得內心苦痛的解脫，獲得心理平衡，最後仍鬱鬱以終。
對父親，張岱是充滿理解並富有深厚感情的。他對乃父的評論是：
少年不事生計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無長物，則是先子如邯鄲夢醒，繁華富麗，過眼皆空。先宜人之所以點化先子者，既奇且幻矣。《張子文秕》卷九。
醉心舉業“四十餘年”，到頭來複以神仙家言自我解脫，真堪稱“邯鄲之夢”。張岱固然沒有直接批評乃父的所做所為，但到了他思想成熟期，走的完全是與父親背道而馳的路。可以說，在父親那裏，理性主義者張岱所獲得的主要是“路怎樣行”的人生教訓。
論及張岱的家世，有必要紹介一下其先人的性格、個性，因為他們對張岱本人性格的形成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張岱作《家傳》，記其高、曾、祖、父四輩，所敘盡棄那種諛墓文的老調，所重在“傳”，因而全《傳》無諡美之辭，而是以史家眼光、富於文采之筆傳之，寫得血肉豐滿，“必肖其人”，“不失其本麵、真麵、笑啼之半麵也已矣”（《張子文秕》卷九。）。如張天複的精明幹練，張元忭的鯁直和正襟危坐的“藹然氣象”，張汝霖的豪放善謔，張耀芳的機警幽默等等。
史學世家的文化陶冶而外，高文化品位的幽默、諧謔，也是張家的“傳統”，這一點對張岱影響頗大。張汝霖幼時即以聰穎詼諧著稱：如其在兒時，奉父命去探視獄中的徐渭，“見（徐渭）囊盛所著械懸壁，戲曰：‘此先生無弦琴耶？’文長（徐渭）摩大父（汝霖）頂曰：‘齒牙何利！’案頭有《闕編序》，用‘怯裏馬赤？’大父曰：徐先生，‘怯裏赤馬’那得用‘怯裏馬赤’？文長咋指曰：‘幾為後生窺破。’”《張子文秕》卷九。至如張耀芳，則更“喜詼諧，對子侄〔亦〕不廢諧謔”（《張子文秕》卷九。），且其詼諧有頗高的文化品位，如在兗州任上，“一日，在半舫（劉榮嗣）座中，半舫善署書，藤〔縣〕李宰請額，半舫曰：‘苦無佳語’，先子曰：‘薛歸於藤，今李宰晉秩郡司馬，宜書薛大夫。’一座叫絕。先子起，亦請署署額。半舫曰：‘能工確如前語，即為公署之。先子曰：‘季、孟之間，非魯右史而何？’“魯右史”時張耀芳任魯肅王右長史，特以今典嵌入古典。半舫複大噱稱賞。（《張子文秕》卷九。）出口成章，古典今典信手拈來，巧妙而充滿諧趣。
張岱之仲叔張聯芳（字爾葆），在張氏家族中更是一位“任誕”、諧謔的大名士，《陶庵夢憶》“噱社”條曾專門寫到他：
仲叔善詼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噱社”，唼喋數言，必絕纓噴飯。漏仲容為帖括名士，常曰：“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人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個，隻是一個，掐得不著時，隻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扼入齒噦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求仲與仲叔同宴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綴繩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注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複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陶庵夢憶》卷六。
這樣的家庭氛圍給張岱的影響無疑是相當大的。自髫齡至中年，他基本上生活在物質條件十分優裕，充滿貴族文化氣息而又相對寬鬆活潑的家庭環境之中。概括言之，家庭給他的影響是多方麵的：高、曾、祖、父治學的謹嚴和思想家的資質，給了他理性精神的啟蒙；祖父、父親的任誕、坎坷和詼諧，則對他自評的“七不可解”的奇特性格和天才極致的幽默文風有相當直接的影響；而其曾祖母王宜人的“天性儉約、不可華靡”，祖母朱恭人的卓識遠見，生母陶宜人的“不煩勞苦”（均見《家傳》），對張岱大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甲申（1644）之變後，張岱在“衣食不繼”的極艱難情況下避跡山居，發憤著述，那種令人驚歎不已的頑強生活精神，其深層裏也多少打上了這幾位長輩女性的烙印。
二、生平
生於鍾鳴鼎食之家的張岱，一生活了84歲，交遊至為廣泛，但現存有關他的直接生活資料卻十分有限。在與其交往至密的友人如王雨謙（曾為張岱評點《張子文秕》及《張子詩秕》，有《碩邁集》（手稿本）、李長祥（曾為之題壙的“史學知己”，有《天問閣集》）、金堡（有《遍行堂集》）等人著作的現存傳本中，與之有關的詩文唱和資料均被刪芟淨盡；目前可以看到的友人中有關張岱生活的直接材料，除有關作品序跋外，僅阮大铖的《戊寅草》中兩首酬和詩和其姻親加至交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及《尺牘》中一些關於張岱生活情況的記載，而這三種書，前者刻於明亡以前，後二者則為未經刊刻的手稿（《日記》辛亥革命後曾影印出版）。這從一個側麵看出張岱在抗清鬥爭中的廣泛影響即便在隱居快園的著述生涯中，張岱對抗清複明運動也還密切關注著，（詳本節第四部分。）。一方麵如他自己所說，“國破家亡”後，“披發入山，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陶庵夢憶》序。），當然不敢在文字裏留下與他有關的痕跡；同時，也有些顯然是出於保護他的好意，典型的例子如王雨謙（原名佐）對《張子詩秕》的修改參看國家圖書館特藏部藏鳳嬉堂（抄本《張子文秕·詩秕》。）。清初文網之密，給我們研究這位直接參加過抗清複明運動的思想家的生平細節帶來一定困難。所幸者，張岱本人的絕大部分著作大都隻以手稿或抄本形式存世，三百多年來一直密鎖深藏，躲過了“清人刻書而古書亡”（魯迅語）的厄運，信實可靠，使我們能得以從這些原始資料入手，綜合研究，大致考察出傳主一生的生平事跡，這是清初邵廷采撰《張岱談遷傳》（見《思複堂文集》）、徐承禮撰《張岱傳》（見《小腆紀傳補遺》）時所無法做到的。
（一）“紈絝子弟”與“神童”
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農曆八月二十五日《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國家圖書館藏鳳嬉堂原抄本，（以下引《張子文秕》，除特別說明者外，版本同。），張岱生於紹興城內狀元坊一個通世顯宦之家。狀元坊為張家祖宅，據《紹興府誌》記載，張岱的十五世祖張遠遒任紹興太守時，就舉家住在狀元坊。張岱是張遠猷的直係後裔，又為狀元公張元忭的曾孫，加之係張耀芳與陶氏夫人的長子，出生後，祖父張汝霖及父母均視為掌上明珠，闔府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張岱一名維城現存張岱的其他著作署“維城”之名的僅其較輯的《徐文長逸稿》一種，此書封裏題“山陰張汝霖肅之父、王思任季重父選評，張維城宗子較輯”。張汝霖在《刻徐文長逸書序》中亦明稱張岱為“餘孫維城”。但這個名字很少用，可能是一時的改名。“初字宗子，人稱石公，即字石公”見《張子文秕》卷十《自為墓誌銘》。石公之字未見於張氏入清前的任何著作；（《自為墓誌銘》作於1664年張岱69歲時，殆為入清後所改字。），號陶庵、蝶庵、古劍陶庵、古劍老人、古劍陶庵老人、古劍蝶庵老人等，晚年又自號“六休居士”見《快園道古》卷十三：“陶庵晚年，號六休居士。”。
張岱生下來後，體弱多病，尤以“痰疾”為重（見《張子文秕·自為墓名銘》），乃寄養於外祖父陶允嘉（1556～1632，字幼美，號蘭鳳）家，由外祖母馬太夫人（1559～1620）悉心照料，十歲時才回家居住。好在兩家相距不遠，在寄居外家時，也可經常回家。陶家亦為山陰大族，與張家一樣，在紹興城裏及杭州西湖都有別墅參看《西湖夢尋》有關部分及（《張子文秕》卷十《自為墓誌銘》。）。少年時代的這段時間，張岱在外家、杭州、紹興城內都住過，而以隨外祖母生活時間為最長（見《張子文秕》卷九《家傳·附傳》。）。
據張岱本人回憶，他的青少年時代，家世雖不能同曾、祖輩相比，但仍是相當顯赫的。其《舂米》詩（作於1663年）追憶“少壯華”雲：
餘生鍾鼎家，向不知稼穡。米在廩中，百口叢我食。婢仆數十人，殷情伺我側。喜則各欣然，怒則長戚戚。（《張子詩秕》鳳嬉堂抄本卷二。）
在這樣一個奴仆成群，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貴族之家，加之所交結的友人都是豪門世家子弟，在晚明那種以放誕風流為時尚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少年張岱之成為“紈絝子弟”實是勢所必然。對這一點，他自己亦毫不隱諱。在經過國變、痛定思痛後所作的《自為墓誌銘》中，他寫道：
蜀人張岱，陶庵其號也。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張子文秕》卷十。
然而，與一般“紈絝子弟”迥然不同的是，他畢竟生活在一個文化氛圍極為濃厚的書香世家，高、曾、祖、父四代都是知名學者，特別是他一生十分崇拜、視之為偶像的曾祖張元忭，學問博洽，是聲譽卓著的思想家、陰陽學的主要傳人之一，加之人望甚高，在官場和學術界都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其家庭作為浙東文化世家的顯赫地位僅舉一例就可以看出：萬曆四十三年（1615）其四叔張燁芳（號七磐）去世，前來吊喪的有宋鳳翔（羽皇）、李流芳（長蘅）、蕭士瑋（伯玉）、艾南英（千子）、韓敬（求重）、章世純（大力）等二十餘人見《張子文秕》（卷九《家傳·附傳》。），這些人都是當時江南名重一時的大學者和大藝術家。在這樣一個極富家學淵源並且成為當時名流學者、藝術家經常聚會之所的大家庭中，張岱一方麵受時風影響，追求物質生活的“繁華”；同時，與一般暴發戶式的豪門子弟迥然不同，他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極為良好的文化熏陶，使精神世界十分充實。他所自稱“無所不好”的內容裏，實際上絕大部分內容仍屬於文化藝術範圍，如“好梨園”（戲曲藝術）、“好鼓吹”（音樂演奏）、“好古董”（文化珍藏）等等，至於“書蠹詩魔”（均見《自為墓誌銘》），則更說明他少時即注重自覺地致力於古典文化的學習與學術探索。
良好的家庭學術氛圍，加上自身特有的天賦，使張岱很小的時候就負有“神童”之譽。《快園道古·夙慧部》曾提到這樣一件事：
陶庵七歲時，廷尉（按指叔祖張汝懋）喜置於膝上，（餘）捋其須，廷尉曰：“兒喜屬對，為我作須對。”陶庵曰：“大人：美目深藏，核桃縫中嵌芥子；勁髭直出，羊土石上種菖蒲。”……廷尉大喜。
《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中亦敘及：
岱八歲時“八歲”原作“六歲”，誤。（國家圖書館藏作者手稿《朗乞巧錄》及抄本《快園道古》（天一閣藏）皆提及此事，“六”均作“八”，此據手稿改。），大父若雨（汝霖）攜餘之武林（杭州），遇眉公先生（陳繼儒）跨一角鹿，為錢塘遊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麵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餘應曰：“眉公跨鹿，錢塘縣裏打秋風。”眉公大笑，起躍曰：“那得靈雋若此！餘小友也。”欲進餘以千秋之業。《張子文秕》卷十。
屬對（即對對子）是中國傳統文學裏一種頗有趣的形式：它不僅能反映出作者對虛詞實詞用法的掌握水平，表現出作者的聲韻學（用韻及平仄）知識，尤能顯示作者才思的敏捷程度。張岱以七八歲（實齡六七歲）的年紀，出口成章，兩副“絕對”都對得相當巧妙出色。如此聰穎敏捷，難怪大名人陳繼儒（眉公，1552～1639）以“小友”稱之，起躍而驚歎其“那得靈雋如此”。
張汝霖對這個聰慧的長孫十分看重。萬曆三十二年（1604），他被授山東副史，但任職不久，即因在落卷中拔取名士李延賞，為人所劾，落職家居。與此同時，十歲的張岱也從外祖父處養病回家，從此他便在張汝霖的直接督導下係統地研讀文史，特別是儒家經典。
張汝霖教子孫讀書，受其父元忭影響，方法是別具一格的：明人讀經，以習八股之故，多限於朱注，而汝霖反是，讀經書隻讓讀白文，不讀注解，尤不讓讀朱注。張岱在《〈四書遇〉自序》裏回憶說：
餘幼遵大父教，不讀朱注。凡看經書，未嚐敢以各家注疏橫據胸中。正襟危坐，朗誦白文數十餘過，其意義忽然有省。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四書遇》卷首。
這種讀書方法，可以說使張岱受益終生：其一是導致他擺脫了朱注的牢籠，使自己在思想上能根據性之所近得以自由發展；其二是使他能任意博覽其他方麵的著作，為日後在學術上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根基；其亦劍亦簫性格的形成與此也頗有關係。張岱對其祖父的這種教讀方法一直念念不忘，在回憶錄《陶庵夢憶》、《快園道古》等作品中曾多次道及。
勤學苦讀加上特有的天賦，終於使張岱在少年時代即在文學方麵嶄露頭角。十六歲那年，他寫下了典雅瑰麗、充滿了濃鬱浪漫色彩的駢體文《南鎮祁夢疏》：
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國裏，早見春秋。夢兩楹，夢赤舄，至人不死；夢蕉鹿，夢軒冕，癡人敢說？惟其無想無因，未嚐夢乘車入鼠穴，搗齏啖鐵杵；非其先知先覺，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穢矢？正在憂惚之交，儼若神明之賜。某也偃瀦，軒翥樊籠，顧影自憐，將誰以告？為人所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焉？局促轅下，南柯蟻耶？得時則駕，渭水熊焉？半榻蘧除，漆園蝶焉？神其詔我，或寢或？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以祁六夢之正。功名誌急，欲搔首而問天；祁禱心堅，故舉頭以搶地。軒轅氏圓夢鼎湖，已知一字而有一驗；李衛公上書西嶽，可雲三問而三不靈。肅此以聞，神惟垂鑒。《陶庵夢憶》卷三。
這是我們迄今所能看到的張岱最早的一篇文字。這篇文章引起我們注意的遠不隻是作者用典的華贍和知識的廣博，更值得注意和重視的乃是作者在初次人生展望時那份執著和迷惘。“搔首問天”，人生路在何方？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生……這一連串的追問，表明這個早熟少年（按實齡算，其時還未滿十五周歲）已在內心深處對人生價值開始做形而上的思考和探求。執著以及因迷惘而形成的淡淡的哀愁和感傷，正是未來事業力量的源泉。明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在人的一生事業中乃是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早熟的張岱在這以後，便開始有意識地結識誌同道合的朋友，與他們一塊鑽研學術，切磋藝文。就在寫作《南鎮祁夢疏》的第二年（1613）春天，他遊蘭亭，結識了“素心共晨夕”的好友周懋穀（戩伯）、陸臒庵二人《張子詩秕》卷三《壽陸臒庵八十》：“記餘是年剛十七，遂與素心共晨夕。結發之友隻三人，陸子臒庵周戩伯。交友那得花甲周？癸醜至今六十一。”（此詩作於清康熙甲寅（1674），上推六十一年，其時張岱十七歲。）。這兩人（特別是周戩伯）對張岱一生影響至巨，下章還將述及。
這個時期的張岱，學問及藝術興趣更為廣博，他不但於二十歲（1616）、二十二歲（1618）時兩度正式拜師學習琴藝，先師從紹興著名琴師王侶俄，“學得《漁樵問答》、《列子禦鳳》、《碧玉調》、《水龍吟》、《搗衣環聲》等曲”《陶庵夢憶·紹興琴派》。複與弟弟張平子及友人範與蘭、何子翔等師從王本吾，學得《落雁平沙》、《山居吟》等三十餘曲（《陶庵夢憶·紹興琴派》。），為他爾後的藝術理論研究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實踐基礎。與此同時，在文學方麵，他不但興趣愈來愈濃厚，並已開始顯露出自己較鮮明的個性。約略在十九歲至二十歲之間，他對主張“貴我”、“寫真性情”的同邑前輩大詩人徐渭（文長）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廣收博采，親手搜集、輯校了《徐文長逸稿》，書成後由其祖父張汝霖及陳繼儒、王思任等著名文士作序付梓。張岱的文藝創作和文藝-美學思想深受徐渭影響，搜輯《徐文長逸稿》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契機。——盡管張岱在散文創作和藝術理論方麵，其成熟期已青勝於蘭，後來居上，但這位鄉先輩對他的直接影響可以說是最大的。
（二）“自古史貴一人成”
張岱在《讀查伊璜〈三說〉》一詩中，有“自古史貴一人成，四傳《春秋》輔以行”之句，顯示出他對修史的看法和少壯時即負大誌、欲成一家之史的宏願。他於史家中最敬佩司馬遷，就是因為《史記》能“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張岱23歲。這年四月，其生母陶宜人病逝案：現存張岱文集詩集中，未有明載其生母生卒年者。然《張子文秕》內有《祭外劉太君文》，此文作於崇禎戊寅（1638）四月劉太君初喪時，內有雲：“岱自痛別我母十有九年，則岱之母不幸死於十九年之前，而死於外母之死日，是吾母與外母交喪矣。”（據此推考，岱母死於1619年四月。）。居喪期間，他除了讀書外，已開始有意識地廣泛搜集材料，為“古今義士”作傳（先取名《古今義士傳》，書付刻時改名《古今義烈傳》）。這部書自收集材料到寫成，前後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從張岱現存文字看，其時他雖學問已有相當深厚的根底，並已初步形成對曆史的較為係統的見解；但為寫作此書，仍在不斷地廣收博取，刻苦閱讀有關曆史文獻及其他史料。除了在自家的藏書樓鳳嬉堂、壽芝樓等處讀書而外，還不斷與知友王雨謙、祁彪佳等人切磋討論。祁氏澹生堂藏書極為豐富，“甲冠江南”。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遠山堂尺牘》、《按吳尺牘》、《裏中尺牘》等手稿中，記載與張岱同遊或通信論學的文字達四十餘處。至於“史學知己”李長祥（號研齋），更是張氏藏書樓兼住處林雲秘閣、壽芝樓的座上常客。以修史為實現“大經濟”“大學問”的明確誌向，孜孜以求，曆時十年，《古今義烈傳》初稿終於於1628年告竣《古今義烈傳》的開始寫作時間，此據祁彪佳崇禎四年（1631）所作《〈義烈傳〉序》，內稱：“餘友張宗子，目窮四海，才注文河，十年搜得烈士四百餘人，手自訂削。”（祁氏作序時（1631），《義烈傳》已成書（1628）三年，劉榮嗣、劉光鬥序則寫於張岱書成後次年（1629）秋。），張岱作為史學家的地位亦已在相當廣的範圍內得到了認可。
崇禎二年己巳（1629）中秋節後，張岱帶著《古今義烈傳》初稿道經鎮江前往山東兗州省父，其時張耀芳任魯肅王右長史。在兗州，他遊覽了泰山，寫下了名文《岱誌》及《孔子手植檜》等紀遊詩文，同時攜《義烈傳》拜訪了著名學者劉光鬥、劉榮嗣（半舫），二人均欣然為《義烈傳》寫了序文。
劉榮嗣序稱：
今秋，其（指張耀芳）公子宗子來，望其豐采，軒軒若朝霞舉；商論古今，如數家珍……出一卷見示，乃其所著《義士傳》。自商迄今，得四百餘人，各為論讚。餘得卒業，奇古靈雋，蓋統《腐史》、《世說》合成一家言者……宗子著作，足垂千古。崇禎刻本《古今義烈傳》卷首序二（南圖藏縮微膠卷）。
劉光鬥序亦稱：
（張）宗子，文恭（元忭）曾孫……故〔其書〕綜列閎博，蔑足異。餘尤異宗子貌恂恂，挹對溫讓，無卞激之態，而持論諷誼，直以電光霍開魅界。至諸讚詞，又複手七襄，腸貫九曲。而五色摩尼逼現毫楮，使人琅琅披之，滌而日月，震而雷霆，栗而霜雪，究從舌瓣作冷香沁入脾腑，又不釀沆瀣為甘露也。崇禎刻本《古今義烈傳》卷首序一。
少時即有“神童”之稱的張岱，此時雖甫過而立之年，業已成為一位“貌恂恂，揖對溫讓”、有高度文化教養的知名學者了，其“商論古今，如數家珍”的淵博學識，更給以前未曾謀麵的兩位父執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從二劉的序文和《義烈傳》的十條凡例及諸傳論讚看詳本書第六章《史學的成就與貢獻》。），此時張岱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史學觀點，乃屬不爭的事實。至於“統《腐史》《世說》合而成一家言”的著史風格，則更是張岱的一貫追求，在後來所撰《石匱書》中，這一特點顯得更為明確，技巧也更為純熟了。
在張岱的早期著作中，《古今義烈傳》是值得充分重視的：
其一，它表明張岱立誌要作一名曆史學家的明確誌向。從史料中求史識，是其修史的基本動機和出發點。
其二，《古今義烈傳》有首尾條貫的義例和收錄原則。凡例雲：“是籍也，誌在表微，故略於正史，詳於外史；略於前朝，詳於本朝。”概括言之，是“鑒古知今”，尋求曆史治亂之跡，以為當代借鑒（“使後人知鑒”），即為現實而研究曆史。其具體收錄原則和基本曆史現念在後來的史學名著《石匱書》、《史闕》等史著中都得到了進一步發揮，並更為係統、成熟（如不以成敗論英雄、重視當代史事、注重給“位卑”而有獨立特行的“寒士”立傳、重視民間“一技一藝”等等）。
其三，尤可注意的是，這部“詳於本朝”的著作，初步完成於“崇禎戊辰（1628）鞠月”，這時正值明王朝內憂外患不斷的年月，其作於約略同時的《讀陸放翁劍南集》中有雲：“宣和老臣萬首詩，字字不忘靖康恥。但見鬱鬱與芊芊，忠憤之氣浮於紙……”（《張子詩秕》卷三。）；《寓山士女遊春圖》亦深沉感喟：“曾見《洛陽名園記》，天下於此占亂治。太平盛世千邸餘，兵馬蹂踏為丘墟……因見處處烽煙急，兵革不到有幾邑？”《張子詩秕》卷三。讚義烈、頌慷慨赴死，與作者當時對邊患和國內政治危機的關注有著十分明顯的關聯。故此書《自序》開頭即以充滿激情的文字寫道：“天下有絕不相幹之事，一念憤激，握拳攘臂，攬若同仇。雖為路人，遽欲與之同日死者。餘見此輩，心甚壯之。故每涉覽所至，凡見義士俠徒，感觸時事，身丁患難，餘惟恐殺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強弩潰癰，利錐拔刺，鯁悶臃腫，橫決無餘，立地一方，鬱積盡化，人間天上，何快如之！”崇禎刻本《古今義烈傳》卷首。他希望“同誌如餘者”，將此書“快讀一過，為之裂眥”（崇禎刻本《古今義烈傳》卷首。）。其作史的用世之誌在《自序》及《凡例》中表露得彰彰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