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令人感歎不置的情感傾訴：匈奴尚未滅，魂亦不歸家！身為亡國孤臣的張岱，雖已年過半百，又在避難之中，但誌氣未曾稍有銷磨，時時寄心抗清前線，“中夜常墮舊，伏枕聽司晨……手勒大明字，悲涼思故君”（上引《和述酒》）；連夢中還見到朱元璋親自授予自己三尺劍，鼓勵自己去抗清殺敵。其不亡故國，企盼恢複的心情躍然紙上。“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舊痕”（陸遊《關山月》）！
（六）卜居快園：“但恨《石匱書》，此生修不足”
四年多的逃難生活，一方麵使張岱備嚐了生活的極度艱辛與痛苦，同時也磨練了他堅強無比的生命意誌，更加強了他對曆史和人生的理解深度。遷居不停、常至斷炊的這年，是他一生物質生活奇苦的年，同時又是感情最為激越、文史才華得到天才極致發揮的幾年。這期間，他整理完舊稿《四書遇》；而《石匱書》中最感人的篇章和散文傑作《陶庵夢憶》也恰寫於這極不平凡的歲月裏。“詩人遭亂稱作手，杜老天寶劍門走”（《張子詩秕·讀陸放翁〈劍南集〉》），“曆史不幸史家幸”，“悲憤出詩人”，信哉斯言！
張岱在項王裏大約住了兩年。大約在1649年夏，他移居到了城郊的快園。快園位於龍山後麓，“為禦史大夫五雲韓公別業”，其婿諸公旦“改為精舍，讀書其中”，因韓五雲稱諸公旦為快婿，（故名《琅文集》卷二《快園記》。）。祁彪佳《越中名園記》說：“登龍山之陰，見竹木交蔭，知為公旦諸君之快園。小徑委迤，方塘澄澈，堂與軒、與樓，皆麵池而幽敞，各極其致。”（《祁彪佳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版，第185頁。）張岱將這個廢園租賃下來，略加修葺，在這裏定居下來。《快園十章》序雲：“己醜九月，僦居快園，葺茅編茨，居然園也，詩以誌之。”
張家為越中鼎鼎望族，名園別業，通布紹興城裏及郊區，現在所知的就有日筠芝亭（張汝懋建）、石介園（張汝霖建）、蒼霞穀（張耀芳建）、萬玉山房（張元忭建）、不二齋（張元忭建、張岱改建）、眾香園（張耀芳建）、表勝庵（張汝霖建）、鏡波館（張天複建）、天瓦山房（張汝霖建）、朗園（張岱建）等十餘處《祁彪佳集·越中名園記》。國變後，這些名園或被侵占改建，或被毀棄，早已蕩然無存。《快園十章》其一雲：於惟國破，名園如毀。雖則如毀，意猶楚楚。薄言葺之，誅茅補壘。若曰園也，餘豈敢爾！詩的寄慨是很深的：連這樣一個破敗的住處，亦非自己所有，而是“僦居”——即租借別人的！
張岱避難越王崢時，尚攜一子一奴相隨《避兵越王崢留別明遠上人》：“一子又一奴，竟奪三僧食。”。卜居快園以後，家人雖團聚在一起了，但奴仆全部走散《和有會而作》：“亂來家愈之，老至更長饑……奴仆褰裳去，妻孥長作悲。”《和挽歌辭》其二：“奴仆各自散，若敖悲異鄉。”，家庭已徹底破產。五十三歲的老翁，已完全靠體力勞動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和有會而作》說：“近稍力耕鑿，田間有秉遺。喜此偶延佇，每攜明月歸。但願歲時熟，丈人是吾師。”由昔日的錦衣玉食，頓然淪為日日為溫飽奔走而又力不從心，其間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其詩集中許多作品，於卜居快園時貧困至極的生活有較詳細的描述。
《見日鑄佳茶，不能買，嗅之而已》作於1650年：“餘經喪亂餘，斷飲已四祀。庚寅三月間，不圖複見此。瀹水辨槍旗，色香一何似。盈斤索千錢，囊澀止空紙。轉展更躊躇，攘臂走階址。意殊不能割，嗅之而已矣。嗟餘家已亡，雖生亦如死……”手稿本《琅文集》（黃裳藏）。日鑄茶本是張岱招募歙縣人參照鬆蘿製法製作而使之“哄傳如市”的（《陶庵夢憶》卷三“蘭雪茶”。），他也每每為自己精於茶道自喜，在《張子文秕》及《陶庵夢憶》中曾屢屢言及。然世事滄桑，如今在市上偶見此佳茶，無力購買，隻能嗅之而罷。足見其時他已真正家徒四壁了。
這種困窘的生活一直持續了近二十年之久，因為他這時連戶籍也沒有了。1654年清政府清查戶籍，他沒有戶籍，事實上成了流民（編氓）《琅文集》有《甲午年定圖，餘以無出籍》詩一首，詩中有“自今是編氓”句（黃裳藏）。沒有田產，加上自己年老，子女又多，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甲午（1654）乙未（1655）前後，乃至經常餓飯。1654年8月25日為張岱58歲初度，所作《甲午初度，是日餓》詩中有“餓亦尋常事，尤於是日奇”之句；作於同一年的《甲午兒輩赴省試不歸，走筆招之》一詩更具體言及當時的生活情形：
我年未至耆，落魄亦不久。奄忽數年間，居然成老叟。自經喪亂餘，家亡徒赤手。恨我兒女多，中年又喪偶。七女嫁其三，六兒兩有婦。四孫又一笄，計口十八九。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鬥。昔有負郭田，今不存半畝。敗屋兩三楹，階前一株柳。二妾老如猿，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獅子吼。日出不得晡，未明先起走。如是十一年，言之隻自醜。稍欲出門交，輒恐喪所守。寧使斷其炊，取予不敢苟。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囁嚅與人言，自覺麵皮厚。大兒走四方，僅供糊其口。次兒名讀書，清饞隻好酒。三兒惟嬉遊，性命在朋友。四兒好誌氣，大言不怩忸。二稚更善啼，牽衣索菱藕。老人筋力衰，知有來年否？兒輩慕功名，撇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筆，思入麟鳳藪。阿堵與薦剡，均非爾所有。不若且歸來，父子得聚首。（《張子詩秕》卷二。）
王雨謙評此詩，謂“字字逼真陶淵明……詩至此，乃不易到”。實際上，張岱當時的處境比之陶淵明還要潦倒並難堪得多：因為他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以蔑視權貴、鄙薄“心為形役”而致貧窮，而在於，鼎革雖已十年，但新建立的滿清王朝以及為這個王朝奔走的新權貴們，壓根兒就是他勢不兩立的敵人。持世稍有不慎，就會喪失自己的政治原則和操守（“稍欲出門交，輒恐喪所守。寧使斷其炊，取予不敢苟。”）中國曆史上遺世獨立之士不乏其人，而以易代之際，特別是處於被異族亡國的情勢下做遺民最為艱難，張岱就是其中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田園被新貴們霸占了，尚隻是其一；最令人難堪的是：晚一輩人，他們在國變時尚處髻齡，對亡國之痛的感受遠沒有老一輩深切，新政權開科取士，他們耐不住清貧，也躍躍欲試。誡之者諄諄：“豈有西山裔，還來徒啜哺？”《張子詩秕·甲午次兒下第歸二首》其一。這對張岱又是何等悲哀的事！好在不久次兒就落第歸來，他轉憂為喜，勸慰兒子：“爾或思爭氣，予願不動心。故園鬆菊在，對此一開襟。”《張子詩秕·甲午次兒下第歸二首》其二。
“世亂之後，世間人品心術，如五髒之內無不露出真情，無不顯出真麵。餘謂此是上天掉下一塊大金石。”張岱《快園道古》卷四。曆盡滄桑巨變之後的張岱，正是經過這“試金石”試過的一塊“頑石”。他胸襟開闊，生活的艱難非但沒有壓倒他，反使他更加堅強，更具使命感。他卜居快園，“開卷獨得，閉戶自精”（《張子詩秕·快園十章》之七。），過著清貧的隱居著述生活：“伊餘懷人，客到則喜。園果園蔬，不出三簋。何以燕之？雪芽禊水。何以娛之？佛書《心史》。”同上其八。“身無長物，惟有琴書。再則瓶粟，再則敗。意偶不屬，納屨去矣；敢以吾愛同上其十。而曰吾廬。”閉戶隱居，但並未心如止水。他一方麵與金堡、李長祥等人暗中聯絡，為“中興”故國做最後的努力；同時集中精力，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寄托了其全部生命意識的文化學術事業。這時他仍在不倦地從事《石匱書》的寫作和修訂。國破家亡之後修撰國史，宋元之際的文天祥、謝枋得一類人物無疑最能引自己情感上的強烈共鳴。1653年8月，他為搜集修史材料，曾專程到江西，憑吊文天祥、謝枋得故裏。他在《石匱書後集》中深有感觸地說：“餘上三衢，入廣信，所過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荊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複再三，江西士大夫響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砦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半戴發；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總之千古節義，多出於江西廬陵、廣信：垂範不遠，木本水源，感發有自，不其然哉！”《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六。
在至為艱難的物質條件下，經過辛勤努力，張岱終於在1654年初步完成了煌煌巨著《石匱書》。這部明代傳紀體通史，起自洪武，迄於天啟。凡三百餘萬字，整整花去了作者二十七年時間，“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石匱書自序》），僅直接參考的材料就達二百餘種（見上海圖書館藏抄本所附文獻書目）。國變後又經過十餘年的反複沉潛“研究”，對有明一代的所有重大曆史事件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對明代亡國的曆史教訓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成為諸多私家明代史中體例最完備、充分體現出作者卓越史識的一部名著。
張岱的進一步努力是寫出崇禎一朝及南明的曆史。當初開始寫《石匱書》時，未涉及崇禎一朝，固是因為材料缺乏，沒有《實錄》可據；但明代之亡雖在1644年，然在啟、禎之際，早已露出徹底衰敗之相，對此，張岱有過明確的論述。如何平心評價自己親曆的崇禎一朝的史事，作出自己的判斷，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更加明晰。同時，清初前十幾年，南明諸政權領導的抗清鬥爭，尚在繼續，西南一隅，仍是故國遺明企望中興之所在，這恐怕是張岱續修《石匱書》遲遲才動筆以及他決定到杭州一行的原因。
張岱六十一歲那年即1657年，曾往杭州住了大約一年時間。這次他是應穀泰之聘到杭州參加修撰《明史紀事本末》的。從已有的材料看，這是張岱國變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清人統治下的社會發生接觸。穀應泰（1620～1690），字賡虞，別號霖蒼，順天府豐潤縣人。順治四年進士，曆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順治十三年（1656）以戶部郎中提督浙江學政，蒞位後，即設書舍於西湖畔，署“穀霖蒼著書處”，主編《明史紀事本末》。作為史學家的張岱，當時在學界享有極高的聲譽。穀氏到浙江，尋訪蓍舊幫助著書，張岱無疑是第一批被物色禮聘的對象。而張岱因要完成《石匱書後集》，也很希望利用穀氏所搜集到的大量崇禎朝史料，如實錄、起居注和邸報之類。盡管這是一項純文化工作，穀氏作《紀事本未》也是作為個人著作而非代表官方，張岱一開始思想上仍然頗有顧慮，沒有及時應聘。經過反複考慮後，直到次年（1657）才到杭州。《西湖夢尋》自序雲：“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嚐一日別餘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丁酉即指1657年這一次。
張岱到杭州助穀氏修撰《明史紀事本末》，同時利用穀氏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自己寫作《石匱書後集》，這見於他在杭州期間寫給知友周懋穀（戩伯）的信：
……弟向修明書（《石匱書》），止至天啟，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闖賊之亂盡化灰燼；草野私書，又非信史，是以遲遲以待定論。今幸逢穀霖蒼文宗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十七朝邸報，充棟汗牛，弟於其中行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崇禎朝名世諸臣，計有數十餘卷，悉送文幾，祈著丹鉛，以終厥役。弟蓋以先帝鼎升之時，遂為明亡之日，並不一字載及弘光，更無一言牽連昭代，兄可任意較讎，無庸疑慮也。專此奉懇，伏望垂俞。（《張子文秕》卷三。）
這封信對獲得崇禎朝史料寫作《石匱書後集》的情況有十分明確的說明。周懋穀是張岱的文字至交，1613年兩人就相識（見《張子詩秕》卷之三《壽陸臒庵八十》詩）。《石匱書》從起例發凡到定稿，他都始終參與其事，且大部分篇章都經過了他的校訂，這些《張子詩秕》及《張子文秕》等多次提到。這封信所言及的《石匱書後集》寫作情況之可靠性是無可置疑。
但由於《石匱書》成書後一直密鎖深藏，在清初就已很少有人知道其書的具體內容。這樣，因為張岱一度參加過《明史紀事本末》的撰寫，關於《石匱書》與《本末》之間的關係幾百年來卻一直成了疑案。最早提出這一點的是邵廷采。他在《明遺民所知傳》中說：“山陰張岱……沉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順治初，豐潤穀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岱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穀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思複堂文集》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頁。）溫睿臨《南疆逸史》更明確地說：“山陰張岱……輯有明一代紀傳，既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穀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岱）慨然曰：‘是固當公之，穀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讓，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穀應泰既購張岱紀傳，複得（談）遷《國榷》，因集文士輯《明史紀事本末》，蓋兩家體裁較他稗史獨為完備。”《南疆逸史》列傳第三十九《張岱·談遷傳》。溫氏的說法源於邵廷采，承繼之跡甚明，不贅。事實上，無論是邵廷采還是溫睿臨，他們都根本沒有見過《石匱書》，其所記載與事實大有出入。第一，張岱從來沒有把自己的著作叫做《石匱藏書》，而是稱作《石匱書》，張岱本人的詩作、尺牘以及有關序跋均無一處例外，可以為證。其關係至密的友人王雨謙作《張宗子詩集敘》（寫於1660年），亦同。現存此書的抄本，包括張岱的家抄本——鳳嬉堂抄本，書名全都作《石匱書》，也無一處例外，當是更有力的證明。足見邵廷采記事時所據的是輾轉傳聞，根本不知道書的具體情況。關於張岱的生平，其所知亦十分有限。如說張岱“七十餘卒”，實則張岱84歲那年秋天還寫了《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序》，末署“八十四歲後學張岱敬書”，作於同年的《朗乞巧錄》自序亦署明“庚申（1680）菊月84歲老人古劍張岱書於琅福地”，此書為手稿（今藏國家圖書館），尤能說明問題。溫《傳》說年88卒，看似指實了，實則所據的是另一傳聞，與實際情況不合：張岱卒於1680年冬，至遲1681年春（見拙文《張岱卒年考》《古籍研究》1995年第3期。），沒有活到88歲。第二，邵《傳》說穀應泰“以五百金購其書”，溫《傳》說“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餘金購其書”，溫傳顯係對邵傳的發揮，皆與事實不合，上引張岱《與周戩伯》信可以為證。1657年張岱在杭州住了近一年時間。
這一年裏，他在杭州靈隱寺訪問了弘光朝曾任戶部主事的“族弟”張有譽即具德和尚（《西湖夢尋》卷二“靈隱寺”條。）。張岱在杭州期間，一方麵把《石匱書》提供給穀氏參考，並參加撰寫《明史紀事本末》，同時利用穀氏收集的資料寫作《石匱書後集》，在杭州期間，已成書“數十餘卷”（上引與《周戩伯》信）。後來經過進一步擴充、修改，即成為現存《石匱書後集》的今存《石匱書後集》六十二卷，其中相當一部分亦見於風嬉堂抄本《石匱書》，如卷五十二～五十六，“續一～續四”等且抄本卷數上有改字痕跡，可知張岱當初本無分前，後集之意，《後集》之名當為抄錄者根據內容（崇禎朝及在《後集》南明史事）所擬，且少數地方漏輯，如《甘輝列傳》中有目無文，《石匱書》中則有之。大體規模。對比一下今存《明史紀事本末》與《石匱書後集》，很容易明了當時張岱參加為穀氏修書的具體情形：張岱參加修書的目的，主要是利用穀氏所藏材料寫自己的著作。一稿可以兩用時，他就提供一份給穀氏。最顯著的例子是見於《石匱書後集》卷六十二的《中原群盜列傳》和《紀事本末》卷七十五的《中原群盜》，兩書正文內容幾乎一模一樣，從文字風格看，為張岱的手筆無疑。用於《石匱書後集》時，他在前麵加入了“總論”一節文字；而用於《紀事本末》時，結尾處則由穀氏加入了“穀應泰曰”一節文字。《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張獻忠之亂》、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亂》與《石匱書後集》卷六十三《盜賊列傳》等篇，兩書文字也基本相同，敘述風格大體一致，但《後集》顯得更簡潔一些，有可能是經周戩伯進行了筆削，或是張岱整理全書時做了進一步的修改。
張岱確實受聘助修過《明史紀事本末》，但所謂穀氏以五百金購其書顯然不是事實。穀氏修書時，《石匱書》天啟朝之前的部分已經成書，張岱在杭州，曾將全書借穀氏參考，是無疑問的。細考兩書可以看出，《紀事本末》中有些篇的擬目，如《東林黨議》、《爭國本》、《三案》等，受《石匱書》中《門戶列傳》、《顧憲成列傳》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很可能列這些篇目就是張岱擬定或建議的，因為明末黨爭問題是張岱研究的重點之一，而這些篇目的基本觀點與張岱相同。但《紀事本末》乃成於眾人之手，除張岱外，現在所能考知的就有陸圻、徐倬、張子壇等人，全書所用的材料也相當豐富，《石匱書》隻是它的材料來源之一。《本末》全書以八十個專題敘有明一代史事，從體例創設到材料組織，均有自己的特點，足稱著作。張岱隻是它的主要作者之一。但幾百年來，由於極少有人看到《石匱書》原本，邵廷采、溫睿臨的說法一直相當流行，直到清末，陸以在《冷廬雜識》裏還認定穀氏之作是“竊”（張書而成陸以《冷廬雜記》“古人竊書”條。）。現在抄本《石匱書》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為習見之書，下力氣比較一下，兩書之間的關係是相當清楚的，並不存在“竊書”問題。這一點必須澄清。
張岱在杭州待了一年後，仍回到紹興快園。這時家境更加窘迫，主要是因為人口多，生活無著。詩集中《看蠶》、《種魚》、《舂米》與《仲兒分爨》諸詩都較細致地記述了這一段時間的生活。
《仲兒分爨》雲：
餘當兵火餘，自分死溝洫。不料有此生，貧困遂已極。上無片瓦存，下無一錐立。流徙未能安，饑饉又相值。家口二十三，何所取衣食？山廚長斷炊，一日兩接淅……原來十幾口人時，已經常為一家人吃飯發愁，這時仲兒已娶妻生子，僅小家就有五六口人，仍是靠老人生活，而缺乏起碼的經濟來源：“秋來無寸絲，空房叫促織。”且“柴米少不周，詬誶到我側”，弄得“老人無計施，日夜自煎逼”（《張子詩秕》卷三。）。他覺得如果一直靠體力不濟的自己獨自一人撐持下去，“沉淪結一團，一人不得出”，遇到風浪，免不了舟覆人溺。他勸兒子暫時分家，“撐距出逆流，大家拯此厄”（《張子詩秕》卷三。）。他學著養蠶，但無錢買桑葉，弄得“人饑蠶又餓，輾轉在庭除”，結果仍是東挪西借，“剜肉而割股，那可救其饑”（《看蠶》）？而“嗷嗷十餘口，早晚正斷炊。”《張子詩秕》卷三《看蠶》。又試著養魚，買了上千尾鯢魚苗放進水塘，“畜之未十日，乃曰需草苴”，隻得典衣買舟，花錢請人打草：“萬錢募一老，頭禿背且佝。日食一升飯，酌酒滿其盂。打草不盈擔，強半是菱渠”。費了許多力，不但一無所得，反而貼進了許多，最後弄得“夏糧遂不足，山廚竟斷炊”（《種魚》）。
張岱畢竟是令人敬佩的生活強者。沉重的家累，艱難生活的煎逼，沒有使他精神消沉下去，仍然活得十分“頑倔”堅強。1663年，他已六十七歲，寫於這一年的《舂米》和大約寫於同時的《擔糞》，都直接以勞動為題材。與中國詩史上數不清的讚美“躬耕”或憫農詩不同，詩中所記錄的完全是作為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勞動者的心情與體會。他生長於鍾鳴鼎食之家，一向不知稼穡之艱難，當年“米在廩中，百口叢我食。奴仆數十人，殷勤伺我側。舉案進饔食，庖人望顏色。喜則各欣然，怒則長戚戚”。現在則一切均靠自己親自動手，而且子女等米療饑，自己舂米，“連下數十舂，氣喘不能吸”，才真正體會到體力勞動原非易事，為自己小時候不知體力勞動之苦而慚愧：“自恨少年時，杵臼全不識。”因而希望兒輩培養熱愛勞動的好習慣：“回顧小兒曹，勞苦正當習”（《舂米》）《張子詩秕》卷三。）。以一個普通體力勞動者的身份親自勞作，使自己的情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視擔糞為畏途，到欣賞“窗下南瓜榮，堂前茄樹嫩”，甚至發出“日久糞自香，為農複何恨”的由衷感歎。這種發自內心的深層情感變化是一般讚美“躬耕”作品中所絕難找到的。
隱居山野、時時為生活奔忙的張岱時刻仍關注著抗清事業的發展。一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四月，處於南天一隅的永曆帝遇害了，他念茲在茲的“中興有日定還車”的幻想已徹底破滅。痛苦之餘，他再次開始潛心研究《易經》，希望從中尋求曆史治亂之軌跡。
1665年，他已六十九歲。白首回顧人生，不禁感慨萬千。他寫下了被人稱為“東方《懺悔錄》”的傳世名文《自為墓誌銘》：
……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發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餘亦效顰為之……銘曰：窮石崇，鬥金穀。盲卞和，獻荊玉。老廉頗，戰涿鹿。膺龍門，開史局。讒東坡，餓孤竹。五大夫，焉肯自鬻。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案，指《心史》作者鄭有思），方曉我之衷曲。《張子文秕》卷五。
悠悠忽忽，甲申以後，張岱在不可言狀的艱難窘迫中已度過了整整二十一個春秋。這篇墓誌銘，是作者曆經人世滄桑巨變之後對自己一生的自我總結。他充分表露了自己從一個生於伐閱世家的紈絝子弟到墮入生活最底層過程的思想曆程。“七不可解”——貴賤紊、貧富殊、文武錯、尊卑溷、寬猛背、緩急謬、智愚雜，這種種矛盾，正是曆經巨變後在特殊文化背景下新舊傳統、雅俗文化相互交織而形成的張岱奇特人生性格概括而具體入微的真實寫照。
此時的張岱已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古今）義烈傳》、《琅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陶庵）夢憶》、《說鈴》、《昌穀解》、《快園道古》、《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這些著作少數已經亡佚，但主要著作如《石匱書》、《古今義烈傳》、《四書遇》、《琅文集》、《西湖夢尋》、《陶庵夢憶》、《史闕》、《快園道古》等均以抄本或稿本形式較完整地流傳下來。其中《琅文集》1665年以後續有增補今存《張子文秕》收有1665年以後之文多篇，（如《越山五佚記》寫於1674年，《快園記》寫於1669年，《古蘭亭辯》、《癸醜蘭亭修禊序》寫於1673年，《白衣觀音讚》寫於1678年。），《石匱書》也陸續作了進一步的修訂《石匱書》始作於1629年，《張子文秕》卷八《與李硯翁》稱此書“筆四十餘載”，可見1669年前後仍在進一步從事修改。從現存傳本情況看，作者逝世前一直在補充、修改此書，少數地方體例最後亦尚未能完全統一（如十餘卷尚缺“總論”）。《石匱書後集》大部分篇章也基本定稿。其修有明一代國史的宏願終於在入清後期待恢複、衣食不繼的艱難歲月中終於初步完成了。
（七）晚年隱居歲月
70年代的張岱，已年屆古稀，其時他與外界的往來更少了。“間策杖入市，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見硯雲甲編本佚名《陶庵夢憶》序），所與往來者，僅魯雲穀、王雨謙（原名佐）、周懋穀（戩伯）、陸臒庵、周懋明、徐沁、祁佳等數人而已。他們都是張岱幼年時代的朋友，又同住紹興城；友情自少至耄耋不衰。他們以故國遺民氣節相尚，入清以後都一直過隱居生活，與張岱走著幾乎相同的人生道路。但餘增遠、周懋明、魯雲穀三人均於1670年同年去世，張岱分別為他們寫了《傳》和《墓誌銘》，語至哀痛。知友的相繼零落，使張岱在心靈深處充滿了更大的孤獨和蒼涼感。
張岱進入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在徐沁協助下輯纂《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徐沁，一名若耶，紹興人，號野公，一號鏡曲花農，徐渭之孫，詩人、畫家兼藝術鑒賞家，著有《香草吟》、《越書小纂》、《楚遊錄》及談藝著作《明畫錄》等。他與徐沁挨戶登門祈求越中先賢遺像約始於1669～1670年間。《於越三不朽圖讚序》雲：“餘少好纂述國朝典故，見吾越大老之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儀容，不勝仰慕。遂與野公徐子沿門祈請，彙成一集，以付棗梨，供之塾堂，朝夕禮拜，開卷晤對……諸賢裔鑒其誠，而慨然許之，或千裏而惠寄一像，或數載而未獲一圖，積月累時，遂完斯帙。”《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光緒刻本卷首。這項工作前後做了約十年，直到1680年他逝世前不久才完稿、付刻，時作者已84歲，書刻成“甫半”而即遽爾逝世（乾隆刻本陳仲謀跋），後來由他外孫陳仲謀刻成全書。這部書是他史學著述事業的一部分，表彰愛國忠烈仍是全書的基本主題。
晚年，張岱還寫了一本小書《朗乞巧錄》，輯錄古今哲人智士的雋言妙語，頗可見作者情趣。序中說：“餘生來愚拙，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凡見人有智慧之事、智慧之言，心竊慕之，不能效法。曾聞人言：牛女星旁，有一星名朗，男子於冬夜祀之，得好智慧。故作《乞巧》一編，朝夕弦誦，以祈朗。倘得邀惠慧星，啟我愚蒙，稍窺萬一，以濟時艱，雖不能傳燈鑽銳以大展光明，囊螢映雪，藉彼微茫閃爍，以掩映讀書，徼幸多矣。”這是書名的由來，序寫於1680年秋作者逝世前數月，書亦未及刻板，手稿今存國家圖書館。
70歲以後的張岱，雖然依舊相當清貧，時有“裘蔽難遮肋”（《己未元旦》）之歎，但隨著兒女漸次長大，相對於甲申（1644）國變至60年代中期這二十餘年經常衣食不繼，生活狀況總算稍有好轉。心情好時，他也偶爾與親朋出遊。如禹王廟重修，他曾同曾益、朱勝之、林叔含、魏子煌等遺民一道謁祠曾益《禹廟後璧畫梅花歌並序》（《嘉慶山陰縣誌·文苑》下）。（又，商盤《越風》亦錄有此詩。）。1673年值蘭亭修禊的癸醜年，二弟張陛（字登子）恰自富陽歸來，張岱陪他遊了蘭亭，並寫有《癸醜蘭亭修禊序》、《癸醜暮春蘭亭後集，尋得舊址，有作四首》等紀遊詩文。這次同遊的還有周戩伯、陸臒庵二人，他們與張岱訂交恰是六十年前的癸醜年（1613）蘭亭修禊之時。第二年，又遊了越中五山（曹山、吼山、怪山、黃琢山、峨眉山），也寫有紀遊文。更使他高興的是，兒子張（字式宣）體貼他喜愛佳山水的雅好，因住在水鄉，準備為他造一隻小劃船，使他能倘徉於千山萬壑之間，俾能增加一點生活樂趣（《張子詩秕》卷四《兒許造一小劃船，徜徉千崖萬壑之間，為老人終焉之計，先以誌喜三首》。）。
張岱的學術地位也一直受到地方蓍舊尊重。康熙十一年（1672），會稽修《會稽縣誌》，當局禮聘他擔任主修。由這樣一位著名史學家任主修，自然是最合適的人選；況且他的高祖張天複、曾祖張元忭曾相繼主修過《紹興府誌》、《會稽縣誌》和《山陰縣誌》。但他對這件事意緒淡漠，一再辭謝。這一則是因為修誌雖是文化事業，但因為是由政府出麵組織，帶有官方色彩，他作為遺民，不願為新王朝統治下的官府做事張岱在出處問題上一向十分慎重。如穀應泰聘他合修《明史紀事本末》，他雖猶豫過，但終於去工作過一年。因為穀氏雖是清朝官吏，但《紀事本末》為私人著述，並不代表官方。而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齡作《寄張岱乞史書》，請他將《石匱書》抄寄明史館，即為他斷然拒絕。）。同時，誌局中的情況也使他頗為失望：稿子成自眾手，水平不一，體例駁雜。他一辭再辭，仍未獲允，遂勉強在史局中呆了幾個月，僅為全書起草了“凡例”，沒有過問具體事項。其《與張噩仍》書雲：
不肖以廢棄陳人，株守泉石，並不與聞戶外之事，而郡縣不知何所見聞，仍以《會稽誌》事相屬。不肖辭讓再三，不得俞允。正在躊躇，賴有宗兄肯毅然任事，不吝糗，糾集多人，抄寫錄，兼之對神立誓，決不受一錢，決不啜人杯酒，真使遊、夏不能讚助一辭。不肖在局，亦僅可坐嘯畫諾，飲酒食肉而已。故於《凡例》之外，不敢多贅一字，蓋至慎也。卷首書名，自當以宗兄為首事纂修，不肖列名校閱，亦邀幸甚矣。不曉當事何意，又以賤名纂列兄前，而並不用兄原本，乃屬董兄舜鄰，倒顛錯亂……《張子文秕》卷八。
張噩仍，名文成，會稽人。“夙負史才……樸茂寡言，對人和煦。若以非議相幹，則侃侃不屈。”《道光會稽縣誌稿》第三冊《張文成傳》，民國排印本。張岱與他意氣相投，《會稽縣誌》的人物誌部分由他起草，但董欽德（字舜鄰）改訂時卻改用了別人“掛一漏萬，留三增七”的稿子。這使張岱“心中憤懣”，但又無可奈何，曾要求當事者修改重刻。張岱對張噩仍“字挾冰霜”、“不肯稍為曲筆”的史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張噩仍死後，其所作（《公祭張噩仍文》《張子文秕》卷十五。），對張噩仍的為人為學做了相當高的評價，語至哀切，極為感人，將他視為富有正義感的獻身學術文化事業之同道知己。
耄耋之年的張岱，雖曆盡滄桑變故，但仍不改其赤子之心和幽默天性。其《自題小像》雲：“功名邪落空，富貴耶如夢，忠臣耶怕痛，鋤頭耶怕重，著書二十年耶，而僅堪覆甕。之人耶，有用沒用？”執著、自信而又那麼灑脫、幽默。
《蝶庵題像》同樣亦莊亦諧，尤可見老人晚年風致：
嗟此一老，背鮐發鶴。氣備四時，胸藏五嶽。禪既懶參，仙亦不學。八十一年，窮愁卓犖。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惡夢始覺。忠孝兩虧，仰愧俯怍。聚鐵如山，鑄一大錯。《張子文秕》卷十三。
從為人到為文，晚年張岱真堪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特別是他那分充滿“大智慧”的理性精神和天才極致的高級幽默，在文章中結合得水乳交溶，不可學步，令人歎為觀止詳本文第五章。他大起大落、奇特坎坷的漫長人生經曆，令人慨然欽佩，也令人扼腕感喟。他老於憂患、死於憂患，所留下來的近千萬字的著作，大多寫於國變以後，寄慨十分深遠，融進了自己對社會人生和曆史的深刻思考，是一份極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珍重。
1680年為清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這年八月，張岱可能是感到來日無多，便為他最後兩部著作寫好了自序準備托友人刊刻。《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自序末署“庚申八月明後學張岱敬書”，《朗乞巧錄》自序則暑“庚申用八月菊日八十四歲老人古劍張岱書於琅福地”。此時離甲申鼎革已整整36年了。張岱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清朝國民，而是“明人”，臨死也要特地在著作中特地申明！大約就在這年年底，《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還未刻到一半的時候，張岱這位“頑民”溘然長逝了。
1647年，張岱避兵項王裏時，已在項王裏雞頭山上看好墓地。項王裏相傳是當年項羽為反抗暴秦、積蓄軍事力量的棲兵之地。這位失敗的英雄，一直是張岱崇敬的對象。“天意存三戶，兵書敵萬人。英雄成草創，像魏寄鬆根。”（《項王祠詩》）項羽當年反抗暴秦正和自己在清人虐政下的頑強抗爭可攀上同調。張岱曾想像的墓地是：
郊外有一小山，石骨棱礪，上多筠篁，偃伏園內。餘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壘一石坪，植黃山鬆數棵，奇石峽之……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絀屈蜿蜒，有古木，有層崖，有小澗，有幽篁，節節有致。山盡有佳穴，造生壙，俟陶庵蛻焉，碑曰“嗚呼有明陶庵張長公之壙。”壙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庵，供佛，供陶庵像，迎僧住之奉香火……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峰、敬亭諸山。樓下門之，匾曰“琅福地”。《陶庵夢憶》卷八《琅福地》。
張岱性愛佳山水，希望死後也能處在這樣一個山環水繞的幽雅有如仙境之地：“鬆石奇古，雜以名花……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霹靂篆文”（《陶庵夢憶》卷八《琅福地》。），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峰，敬亭諸山。”可惜張家早已零落，他設想的合張華、陶淵明居處於一體的“福地”隻可能存在於夢中。他的晚年著述多於末尾署明“於琅福地”，乃有意解嘲：所謂“福地”雲者，就是租來的廢園——快園。正如他與友人陸德先開玩笑時所言：“昔人有言：‘孔子何闕，乃居闕裏。’兄極臭，而住香橋；弟極苦，而住快園。世間事，名不副實，大率類此！”墓碑上由“史學知己”李長祥題寫的“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幾個字李長祥（研齋）題壙事，（見《自為墓誌銘》。），表明他至死不忘故國，而以史學事業為一生心誌所寄。惜乎時代久遠，李長祥所題墓碑也早已不可得見了。
張岱的直係親屬情況不十分清楚。夫人劉氏，未見於張岱本人文字記載，但據上海圖書館藏《永澄劉氏家譜》，知其為曾任廣西布政使的劉毅（字健甫，1559—1630）之子劉世穀次女《永澄劉氏家譜·年表初編》：“劉毅，字健甫……官至廣西布政使。配董氏。一子世穀。世穀……字宗善，號桂林，縣學生。配王氏……二女：長適胡應達，庠生；次適張岱，庠生。”。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中提到張氏群從輩有張卿子、張介子、張平子、張登子四人。介子名萼，又字燕客，張岱二叔張聯芳（爾葆）之子，張岱曾將他寫入《五異人傳》。卿子亦為叔伯兄弟。胞弟三人：張平子，失其名，自幼與張岱關係密切，1616年與張岱一同師從王侶俄學琴（《陶庵夢憶·紹興琴派》。），1624年，又同在岣嶁山房讀書七個月（《陶庵夢憶·岣嶁山房》。）。他長於度曲，有傳奇劇本傳世；張登子，名陛，“號不隱，明末曾官福建延平府同知”（商盤編《越風》張陛小傳。）。他分家後曾較長時間寓居富陽，那裏張家有莊園和田產，國變後張岱還去看過他，晚年才回紹興居住。他能詩擅文，並有經世之才，“陳子龍以國士目之”（《山陰縣誌稿》本傳）。著有《救荒事宜》（見《四庫存目叢書》）等。詩文集已佚。入清後亦以遺民自處，拒不為官。抗清失敗後，亦深研佛法，與金堡等人來往密切《越風》卷一錄有其《春日和淡歸師（金堡）原韻》詩一首：“羨君高隱雪山岑，靜坐蒲團道論深。力諫當年呈寶鑒，清音今日布黃金。乾坤不改山河影，歲月嚐懸箕尾心。步履空廓聊問法，願依獅象聽龍吟。”（金保《遍行堂集》內亦有贈登子詩多首。）。幼弟張岷，字山名，與張岱最為親密。他能詩善文，精於書畫，在國子監時，深得薑曰廣、趙維寰器重。“恂恂示人以樸，而胸中有大經濟”（《張子文秕·山名弟墓誌銘》）。史可法守淮揚，曾遣官禮聘，授軍前讚畫，見國事不可為，堅辭不肯處任，屏跡深山隱居。他敦於兄弟親情，事兄如父，給了晚年張岱很大的心靈安慰。
張岱生有四子七女，但具體情況都不大清楚。其中一子名，字式宣，張岱於詩中稱為兒。張岱死後四十年，他將《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尚未刻成的五十幅圖像交給中表陳仲謀，刻成全書。一字名鑣，1646年9月方國安迫張岱出山就職並逼勒助餉時，曾將他捉出為質（《陶庵夢憶·祁世培》條，婁如鬆箋注本，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1年版，第182頁。）。
張岱身後是蕭條的。他誓不仕清，保持了可貴的民族氣節，而其在文化事業上的巨大建樹與身後的蕭條、寂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真金子，終究是會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