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張岱在那個時代的確實不失為一位智者，一位有“大經濟”、“大抱負”（張岱語）的文化奇才。與略晚於他的王夫之一樣，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身上所鮮有的長於“韌性反抗”、敢於歌頌失敗的英雄等品德，在他身上表現得格外突出，並獲得了某種耐人尋味的“文化價值”意義。他所留下來的大量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著作和一生行實，為此做了最有力的說明。無論是從整個中國文化史抑或是史學和文藝美學領域來審視，他的地位都是傑出的。遺憾的是，對這樣一位重要的文化大師，過去因限於資料，過分地輕描淡寫了（且僅限於文學一個方麵），這實在是一個不應有的疏忽。
曆史中偶然與必然、可悲與可喜的關係是曆史哲學中占中心地位的永恒課題之一。張岱一生留下了近千萬字有重大價值的著作，但官方史學家卻有意（因為張氏一生傲骨錚錚，寧死不事新朝）、或無意（他的絕大部分著作都隻有稿本或少數抄本傳世）輕而巧之地將他“省略”了。由以文化統治政策“博大和惡辣”（魯迅語）著稱的乾隆“欽定”、且至今還在一部分學者眼裏帶有神聖色彩的《四庫全書》，僅在“存目”裏著錄了張氏的《西湖夢尋》一種，且說其文“全仿《帝京景物略》”。這固然是曆史的不公與不幸；但對張氏本人，特別是對中國學術-文化史而言，又未嚐不是大幸。因為未經“欽定”而進入四庫館，使得張岱的著作躲過了被禁、被改、被毀的重重厄運（他的著作“違礙之處比比也”）；且其為人，絕沒有一絲乾隆這位據有些人說富有“雄才大略”之君所欣賞的那種“不好不壞的奴才”（《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頁。）氣；故其人如不避跡深山，其書也躲不過那個時代“禁、毀、刪三厄”的必然命運。
幸運的是，三百五十年後，張岱的絕大部分主要著作稿本、抄本已被陸續發現，這使得我們有可能對這一位埋沒了三百餘年之久的思想家充滿神奇色彩的一生，特別是對其成就於滄桑巨變、地老天荒之際的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做一較為全麵的考察和研究。這是邵廷采、溫睿臨（邵氏《明遺民所知傳》、溫氏《南疆逸史》二書內均有簡短而材料出入甚大的張岱傳記）所處時代根本不具備條件，同時也不敢為的。曆史自身畢竟是公正的：任何“欽定”或文化奴才所鼓動起來的“欽定”都動搖不了一位真正大師的地位！
本世紀30年代初，隨著“老牌京派”題簽、新出道的“海派”標點的《琅文集》的出版，極富文化厚重感的張岱居然以“性靈派大師”的麵目大大熱鬧了一陣。仍是睿智過人的魯迅先生，從糾正那沒有“化峭僻為康莊”的標點錯誤入手，對於文化批評上“隻看一麵，不及其餘”地“肢解古人”，以及“無性靈地賦得性靈”等等弊病作了嚴肅而深刻的批評（《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七），《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425、427頁。）。現在回過頭來看魯迅先生的一係列論斷，在敬佩他那為一般奢談“文化複興”的“專家”們所遠不能望其項背的小學功底之餘，尤震懾於其論事析人的入木透底、充滿辯證法睿智的深邃洞察力。
現在我們有條件看到張岱的幾乎全部重要著作。但願本書能盡可能地避免“肢解”“摘句”之病，平平實實地對傳主一生的生平和思想做一較為深入係統的研究。因為，他確實是一位不應被忘卻的大師。——盡管我們深知這一工作是困難的：張岱本人就覺得自己有“七不可解”，三百多年後我們來解讀其奇特的人生和其博大精深的著作，難度可想而知。本書雖力所能及地下了一些較實在的資料功夫，寫作亦費過較大心力，但仍難擔保無“強作解人”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