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昆山縣尉刁綬，次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資，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範陽縣君，後用共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者其夫，安此室乎！
二十一、雜題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
再述於後。
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雲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
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雲：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曆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範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雲“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減”，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雲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範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
《誌》雲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喜，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
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
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衝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修書。
書李翱集後〔天聖□年〕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嚐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雲：“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明道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