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曆視前世，用兵者未嚐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麵，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製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托雲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
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遊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人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嚐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
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複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並，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嚐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並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雲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複，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複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複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製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製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
此變法製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製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製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