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論中〔景祐四年〕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嚐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
《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係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誌，未及行而見殺。
其生也，誌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
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六、詔冊
請皇太後權同聽政詔〔嘉祐八年〕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
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後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複。候將來聽政日，皇太後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後還政議合行典禮詔〔嘉祐八年〕
敕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後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餘哀荒，俯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複。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年，薦承諄誨，顧實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於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治平元年〕
敕：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
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眾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讚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惰，惟其善而是從。式孚於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治平元年〕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禦，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置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尊皇太後冊文〔治平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