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寶嘉到上海，先編寫《指南報》，次年五月創辦《遊戲報》，並設立“文社”。二十七年（1901年），他將《遊戲報》轉讓，另開辦《世界繁華報》。這些“消閑”小報是中國小報的鼻祖，它們“以詼諧之筆”，“假遊戲之說，以隱寓勸懲”（《論〈遊戲報〉之本意》），雖然侈談風月，閑說勾欄，刊載社會新聞，但也嘲罵腐朽的官僚買辦，暴露社會種種黑暗，為李寶嘉創作譴責小說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二十九年（1903年），應商務印書館之邀，主編《繡像小說》半月刊。
在上海的十年間，因戊戌變法、庚子事變等重大事件，李寶嘉不滿於清朝的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以痛哭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一麵辦報，一麵從事小說創作。他在小說《活地獄》的“楔子”裏有詩說：“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書生一掬傷時淚，誓灑大千救眾生。”
李寶嘉創作小說的目的即在於揭露時弊，蕩滌汙濁，改進政治，推動社會進步，這與其社會改良主張相一致。他還希望學習西方的文明與進步，“興利的地方興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補朝廷之失，下救社會之偏”，潛移默化，不讚成激進的改革，連變法維新運動他也感到過激，民主革命更被他斥為“破壞天理國法人情”（《文明小史》）。這種虛化的想法給他的創作帶來局限。
李寶嘉的作品有《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中國現在記》、《活地獄》、《海天鴻雪記》、《庚子國變彈詞》、《南亭筆記》等。其中，《官場現形記》是其代表作，也是晚清譴責小說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為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官場現形記》六十回最初在《世界繁華報》上連載，始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而迄於光緒三十一年。其間，世界繁華報館分五編、每編十二回陸續刊行單行本。它也是我國第一部在報刊上連載、直麵社會並取得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體小說，首開近代小說批判社會現實的風氣。其較早的翻印本有粵東書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日本知新社刊本。
《官場現形記》以官場為對象，著重揭露各色官僚的“齷齪卑鄙”、“昏聵糊塗”，集中揭示了晚清官場的汙濁、吏治的敗壞和統治集團的腐朽。小說在結構布排上模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畢，即轉入下一人，如此蟬聯而下。作品涉及的官吏非常廣泛，外官從“未入流”的佐雜，到州府長吏、直至督撫方麵大員；內官從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樞的軍機、大學士。這些大小官僚胥吏，為了升官發財，無不蠅營狗苟，迎合、蒙混、鑽營、羅掘、傾軋，極盡卑汙低賤之能事。甚至最高統治者也公開提倡“撈錢”。所以連慈禧太後也隻得承認“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裏來的清官”（18回）；作品還揭露了統治階級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醜態和喪權辱國的劣行。徐大軍機糊裏糊塗地在出賣安徽省礦產的契約上簽字，將國家主權拱手讓與洋人（52回）。這些描寫充分暴露了朝廷大小官吏懼怕外國人的無恥嘴臉。作者用誇張的手法揭露人物的醜惡麵貌，頗為生動。但人物缺乏典型性，描寫過於渲染誇張，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笑柄連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感人力量。又官場中人之伎倆大同小異，敘寫不已，則難免雜遝重複。
《官場現形記》突出反映了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現實，多少觸及了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等。書中所寫內容不少都有現實的影子。李錫奇曾披露說：“所寫種種，大都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官場現形記》的問世，加深了人們對清王朝腐朽無能的認識。由它而起，逐漸形成了晚清譴責小說的高潮，而描寫他界如商界、學界、女界等“現形”之書也接連問世。
《文明小史》是李寶嘉另一部重要作品，共60回，署南亭亭長著。原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至光緒三十一年七月《繡像小說》，每回附有“自在山民”評語。光緒三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分上下兩冊。作品主要描寫庚子（1900年）以後數年間，中國輸入西方新文明時的社會各方麵動態。它是《官場現形記》的姊妹篇，也以官場為主，但著重從維新與立憲的角度和官場人士對新政、新學的態度方麵落筆，突出反映了清政府實行“維新”、預備“立憲”時期官場與社會的真實情況和新舊思想的衝突。《文明小史》的結構方式與《官場現形記》大略相同，事隨人物的轉換而起訖。前12回寫湖南永順事件，刻畫頗見功力。人物以所描寫的各種新學人物最為成功，頗能見出個性。
李叔同
李叔同李叔同（1880年~1942年），即弘一法師，李叔同為其俗名。譜名文濤，幼名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