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之戰後，鑒於福建船政水師覆敗，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任會辦。由此，北洋水師建設成軍，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李鴻章又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腐朽不堪，內耗眾生，戶部屢次以經費拮據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北洋海軍的建設於是陷於停頓、倒退的困境。
作為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李鴻章積極學習新鮮事物，重視西方科學技術，對任何涉及外交的問題，無不關心。還曾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科技知識，詹天佑即傑出代表之一。
但李鴻章雖位高權重，限於國內環境，對外卻多避戰主和、一貫妥協。晚年作為清政府的議和全權大臣，是簽訂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決策者和主要執行者，對於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據說1896年李鴻章接受俄國賄賂，簽訂了《中俄密約》。此外，還與英國簽訂《煙台條約》，與法國訂立《中法新約》，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等。其生前最後簽訂的是《辛醜條約》。《辛醜條約》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平等條約中是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精神屈辱最深重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災難。它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麵都擴大和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並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淪為資本主義帝國列強的忠實走狗和統治中國的工具。它的簽訂，標誌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辭海》（1979年版）稱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
但我們亦不可對李鴻章苛責太過。他主事於清朝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時，清廷要他承擔的也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甲午戰敗，李鴻章應該負責，但是根本原因不在其個人——工業化的日本和農業化的中國作戰，勝負在戰前就已經決定了。甲午戰爭後，他奉旨到日本議和時已年逾七旬，談判時坐的凳子都比日本人矮半截，後又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槍擊，險些命喪東瀛。《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自然是被抨擊的中心。他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對日本仇恨已極。為簽訂《辛醜條約》，他扶病入京；簽約後不久，便泯然辭世。可以說，李鴻章簽訂了《辛醜條約》，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條性命。著名學者費正清晚年說：“列強未能‘分裂中國’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一個國家來牽製另一個國家。”而避免八國聯軍分裂中國的人正是李鴻章。他也可說是晚清最傑出的外交家，後半生都致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在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了一個外交家的全部努力。
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頗多，但是在皇權體製下，他沒能實現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共同的悲哀。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他曾出訪美國，深受禮遇和歡迎，而他對美國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美國人的好感，後來在與八國聯軍談判時就得到了回報。李鴻章也從不放棄任何一個為在美華人移民爭取權利的機會，曾刻意吸引美國新聞界的注意，希望他們能助中國移民一臂之力，幫助取消排華法案。李鴻章為了廢除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鴉片貿易也做了許多努力，曾為此會見世界禁煙聯盟執行秘書，後來鴉片貿易便為英國國會議案所禁止。
李鴻章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最大的一位曆史人物，也是一位影響了近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晚清軍政重臣。他七十大壽時，光緒皇帝曾禦筆親賜“鈞衡篤祜”匾額，以褒獎他對清帝國的功績。李鴻章死後，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賢良祠，在京師建專祠；後葬歸合肥故裏。清代，在京師為漢族官吏建專祠隻有李鴻章一人。專祠建成後，光緒皇帝禦筆親賜“功昭翌讚”匾額；春秋兩季，朝廷派官員專門祭祀。祠堂在今北京西總布胡同27號，名“表忠祠”，1902年由李鴻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建國後，迭經改用，現為北京東方文化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辦公用房。李鴻章故居則位於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於19世紀末，當年規模很大，整座古色古香、氣勢恢弘的故居具有明顯的江淮官宅特點。
李蓮英
李蓮英李蓮英（1848年~1912年），晚清宮廷宦官，於道光二十八年出生於直隸河間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