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文。學生們因為思想上多少得了魯迅先生的啟示，文字也自然開展起來。大概是目的在於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我們常常得到誇獎的批語。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賀南京政府成立並改用陽曆一類題目的文後得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個字。直到現在廿五年了，我對這八個字還慚愧，覺得沒有能負魯迅先生的期望。
魯迅先生不久辭了校長。後來知道魯迅先生交卸的時候，學校裏隻剩了一毛多錢；也從旁處聽見軍政府如何欠付學款，及魯迅先生如何辛苦撐持。那時候一切都混亂，青年們發現了革命黨裏也有壞人，給予簡單的頭腦一個不期待的打擊。對於舊勢力的抬頭，這卻是一個極好的機會。繼任魯迅先生做校長的，正如繼任孫中山先生做總統的：這個對比，全國各地，無論上下，都極普遍。欠付學款的軍政府，因為種種措施不妥，後來成了全紹興攻擊的目標，舊勢力找到革命黨的罅隙，乘機竭力地掙紮出來。青年們一般的陷入苦悶，我也不再進那個學校。
魯迅先生跟著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悶也許比一般青年更甚，隻要看他在創作《狂人日記》以前幾年，住在紹興會館鈔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過外麵雖然現著異常孤冷，魯迅先生的內心生活是始終熱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麵是地殼，內麵是熔岩。這熔岩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源泉，有自發的力，有自發的光，有自發的熱，決不計較什麼毀譽。例如向金陵佛經流通處捐資刻《百喻經》，又如刊行《會稽郡故書雜集》，這種不含絲毫名利觀念的提倡文化事業，甚至一切事業，在魯迅先生一生中到底可以看得出來。
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什麼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的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麵，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麵。即如他為《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於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我個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質的鼓勵，真是數也數不盡。當我初學寫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總是鼓勵著說：“如果不會創作，可以先翻譯一點別國的作品；如果不會寫純文藝的東西，可以先寫一點小品雜記之類。”許多人都是受到魯迅先生這種鼓勵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魯迅先生這話鼓勵過比我更年輕的人，隻是我自己太愚魯，也太不用功，所以變成了例外。
至於為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魯迅先生因為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次壁。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為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裏；發而為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聽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經籍給我的還多。我是一個什麼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先生教我種種保衛鍛煉的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罪無可逭：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穌嚐為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在陝西講學，一個月時間得酬三百元。我們有三個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魯迅先生和我商量：隻要夠旅費，我們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後來打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還有一位先生對於藝術沒有多少興趣，那自然聽便。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先生主張多給錢。還有一位先生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趟不知什麼時候才來；我以為多給錢沒有意義。”魯迅先生當時堵著嘴不說話，後來和我說：“我頂不讚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麼時候才來’說，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
魯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雖然做官十幾年，教書十幾年，對於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娛樂，如賭博，如舊戲，如妓院，他從未沾染絲毫。教育部的同仁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這所謂怪者無非書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隻穿舊布衣，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西服的褲子總是單的，就是北平的大冷天，魯迅先生也永遠穿著這樣的單褲。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三十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為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