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秧歌》還有一個問題：張愛玲是否親身參加過土改？張愛玲在《秧歌·跋》中列出了一些小說素材的來源，包括《人民文學》裏的一篇自我檢討，《解放日報》裏一小方塊有關天津饑饉的新聞，一份報紙上連載的一個女幹部的自傳，電影《遙遠的鄉村》以及一些“路邊消息”。張愛玲寫道：“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心情。”這篇跋是回應那些批評她沒有土改經曆的人。如果參加過土改，張愛玲直接說出來就是，其他資料不提也罷，但張愛玲就是沒有說自己親身參加過土改。
祝淳翔在《張愛玲參加過土改嗎？》（《東方早報》2013年3月24日）中詳論其他人的說法，發覺都不大可靠，因為都說不出具體的地點與時間。反而這篇文章有一句精警的句子：“即便沒有親曆土改，缺乏感性認識，但憑著過人的才華（及其農村經曆），再加一些客觀材料，張愛玲照樣能虛構出逼真的土改小說《秧歌》來。”相對來說，其他人即便花十年在鄉下也未必寫得出一本好小說。
現在大家把張愛玲的《秧歌》不是當作國家民族正史，就是當作社會學實地考察來看，或是農民調查報告，偏偏沒有人拿它當小說讀。與其跟人爭辯美國新聞處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張愛玲有沒有土改經驗，倒不如拿《秧歌》來看看，自己來判斷更好。
對於《秧歌》的評價，讀者見仁見智，因為各人的口味與審美觀不同，但我們還可以看看作者自己的意見。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寫道：“1954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給胡適先生，另寫了封短信，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1955年1月25日，胡適回信：“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麵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在1978年4月23日致宋淇的信中，張愛玲又說：“‘平淡而自然’一直是我的一個標準。”
當時張愛玲寄了《秧歌》給胡適，而不是《傳奇》《流言》或《赤地之戀》。她寫道：“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下。”由此可見張愛玲是如何喜歡《秧歌》的。
《赤地之戀》是張愛玲離開內地到香港後創作的長篇。這部小說是香港美新處commissioned張愛玲寫的，也因為如此，有很多人將這部小說看作是美國新聞處的宣傳工具。但如果《赤地之戀》是美國新聞處委托張愛玲創作的宣傳作品，那麼就應該有一整套相關的宣傳。既然請到一位知名作家根據他們預設的大綱去寫書，自然會大肆宣傳，例如發新聞稿、開記者招待會、寫書評、贈書給圖書館和學校等等，令投資發揮最高效能。現在，我們看看實際情形如何。
《赤地之戀》正式授權的版本有：香港天風（1954年，中文），香港友聯（1956年，英文），台灣慧龍（1978年，中文），皇冠（1991年，中文）。《赤地之戀》版本並不多，遠不如張愛玲其他受歡迎的小說。
對此，我父親在《私語張愛玲》中說：“書成後，美國出版商果然沒有興趣，僅找到本港的出版商分別印了中文本和英文本。中文本還有銷路，英文本則因為印刷不夠水準，宣傳也不充分，難得有人問津。”
《張愛玲語錄增訂本》中也記錄了張愛玲的兩段話，都是發泄不滿之情：“《赤地之戀》中校對一塌糊塗，但是所有黃色的地方都沒有錯字，可見得他們的心理。”“《赤地之戀》印得一塌糊塗，幸虧現在我正為了《秧歌》在美出版事而很開心，否則火氣更大。不過我也吵不出什麼來，天生不會吵，說厲害點的話也不會。”
1956年8月18日，張愛玲致信宋淇，談到對《赤地之戀》英文版的不滿：“《赤地》英文本我剛收到，印得不像paperback（平裝書）而像學校教科書，再加錯誤百出，我一肚子氣，Dick（麥卡錫）問起時我隻說收到了，其他一字不提，否則一定要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