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材料，基本上是根據柯靈的《遙寄張愛玲》（1985年2月《香港文學》第2期），當中所說：“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事實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張愛玲1953年就飄然遠行，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杆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裏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跡。”
新中國成立後，張愛玲的名字在內地消失了，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慢慢重現。到了1985年，柯靈那篇《遙寄張愛玲》重新介紹及肯定這一位被遺忘了的作家。張愛玲今天在大陸有這樣的地位，可以說柯靈是功不可沒，但當時柯靈可能對有些事不甚清楚。
我想要澄清《秧歌》與《赤地之戀》的事，但其實這兩本書需要分開討論。其中緣由是“張學”裏麵的一個“一點都不美麗的誤會。”
誤會的源頭，來自1970年水晶上門拜訪張愛玲後寫成的《蟬-夜訪張愛玲》一文。張愛玲當時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研究員。當時兩人聊了很久，聊到《秧歌》時，張愛玲告訴水晶：“《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我父親在《私語張愛玲》中也提到：“這一段時期，她正在寫《赤地之戀》，大綱是別人擬定的，不由她自由發揮，因此寫起來不十分順手。”水晶是聽作者本人說的，而我父親是深知內情的人，所以這點應該是沒有錯的。
至於《秧歌》的出版情況，是這樣的：1953年先在《今日世界》期刊連載，1954年再由今日世界出版社集結成書。《今日世界》是半月刊，每逢1日、16日出刊。《今日世界》是美國新聞處的中文宣傳雜誌。
但唐文標在《張愛玲雜碎》（台灣聯經出版，1976年）一書中竟說：“《秧歌》《赤地之戀》（1954）據水晶先生的專書，這兩本書是commissioned寫出來的。”此後有些人看了唐文標的書，就認為張愛玲曾經親口告訴水晶這兩本書都是美國新聞處commissioned的宣傳文稿。
後來我父親用林以亮這個筆名寫了《唐文標“方法論”》（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12月），批評唐文標的說法：“一本書變成兩本書，《秧歌》竟為唐文標強逼陪葬。”看到我父親這篇文章後，張愛玲來信跟父親說：“他（唐文標）那本書我隻翻一翻，但是也看到commissioned的話，不過即使我不是鴕鳥政策，不怕惹氣，仔細看了，也還寫不出Stephen這篇文章。寫得真好，於我也太必要了。”（1978年4月23日）
可見張愛玲本人也不認同《秧歌》是commissioned，所以這兩本書應該分開討論。這種情形有點像當前的互聯網--製造與散播謠言非常容易，但相對來說辟謠就艱難得多。
現在我們再仔細討論一下，究竟《秧歌》是不是美國新聞處commissioned（授權/委任/委托）的？當事人有三位：作者張愛玲，香港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錫與翻譯項目組長宋淇。
1991年6月20日，在寫給皇冠編輯方麗婉的信中，我父親宋淇回憶了他與麥卡錫一起會晤張愛玲，商議有關《老人與海》的翻譯工作的往事：“其時愛玲正在用英文寫《秧歌》，她拿了幾章來，麥君大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並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經紀，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為她高興。”
對《秧歌》的寫作出版過程，我父親在《唐文標“方法論”》一文中有更詳盡的說明：“《秧歌》是先用英文寫，交給紐約Scribner出版，後來由張愛玲本人譯成中文在《今日世界》上連載的，完全出於自己的主意。美國出版社印書沒有香港快，所以英文版《秧歌》（1955）反而比中文版（1954）遲了一年。”
張愛玲看過這篇文章，沒有異議。
我父親在《私語張愛玲》中說：“她一方麵從事翻譯，一方麵還在撰寫和潤飾第一次用英文寫作的小說《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們麵前提起這本書，可能初次用英文創作，成敗並無把握，不願多說，而且那時我們方認識不久，友誼還沒有發展到日後無話不談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讓我們看時，已是完整的初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