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0年的事，也許他們太慢，已經來不及寫了。
宋淇對張愛玲的文學影響
如果說我父親對張愛玲的創作真有什麼影響，我覺得他擔任了兩個角色，一是協助者或顧問，為張愛玲提供參考資料，如有關鄭和的小冊子、《美男子》的工商管理常識等，也會評論她手稿的寫作優劣。他們中間也會一起“度橋”，構思故事，但除了《色，戒》，我父親很少會參與得那麼多。張愛玲在美國用英文寫的《雷峰塔》《易經》就跟我父親沒什麼關係。即使寫電影劇本，也是張愛玲自己選擇的，她寄一個大綱來，問我父親好不好，如果行，那麼就開始寫。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父親的另一角色，可說是編輯或經紀人，想保障她的權益，也時時想給她曝光的機會。例如外麵有些人“出土”了張愛玲的舊作，我父親便覺得要幫張愛玲的作品結集，保護她的版權。文集編好，他會催促張愛玲寫序，例如《續集》的那篇序，張愛玲因為不斷搬遷而寫不出來，結果我父親便替她寫，讓書順利出版。至於他自己寫的《私語張愛玲》，當然也是旨在推廣張愛玲，希望讀者不會忘記她。
張愛玲的作品，好的當然要歸功於作者，壞的也是她的責任。我現在講我父親對她的影響，不是想標榜他成什麼軍師，因為他向來為人低調，根本不會希罕這類虛名，換了是他，一定是隻字不提的。但我應該為了避嫌而抹殺他嗎？你會這樣對待自己的父親？我隻是覺得，我身為宋淇的兒子，也是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執行人，掌握了這麼多第一手文獻，有責任向公眾交代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實，讓文學史家能根據更準確的資料對張愛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評價。
一個“一點都不美麗的誤會”
夏誌清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出版後，有兩種明顯的意見。一方麵有人說此書揭露了張愛玲在美國生活窘迫的細節，侵犯了她的隱私。有讀者說：“張愛玲是愛麵子的人，請給她留一點麵子吧！別總想著稿費。”另一方麵有人說此書對“張學”研究有重大的史料價值。夏誌清解釋他出版張愛玲信件，是“為了說出真相”，而事實真相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不是一兩個網民不管有理沒理，隻堅持說“反正我知道張愛玲就是這樣”就夠的。
什麼是“張學”研究？這個專題當然包括學術論文。曾經有人搜索過大學論文資料庫，結果找到五千五百多篇有關張愛玲的論文，數量僅次於魯迅。“張學”也包括其他在學術期刊、書籍、雜誌、報紙、網絡刊登的報告與文章。當然不可能篇篇研究論文都是真知灼見。例如一位大學教授在香港開了一個講座，報告她看了張愛玲1966年、1968年和1994年的照片後，確定張愛玲晚年在眼袋處做過整容手術。這種學術研究題目不見得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
但有一些學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研究的結論可以影響對一些作品的評價，甚至對作者終身成就的評價。我現在要仔細地討論兩本書：《秧歌》與《赤地之戀》。因為對它們的評價已影響到對張愛玲的總體評價。
曾經在網上看到一段材料，據說是摘自某大學的教材：“張愛玲於1952年移居香港並供職於香港美國新聞處。這期間她為《今日世界》雜誌寫的兩部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在藝術上也被認為是‘壞作品’；其藝術上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景，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換言之，這一代學子就被灌輸了這種文藝價值觀。
這個說法是否正確？這一段文字裏麵有些是客觀事實，如“供職於香港美國新聞處”。有些則是主觀意見，如“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前者可以核實，如參考曆史文獻，或當事人的回憶，其中當然包括作者與他人的來往信件或麵談。後者則是見仁見智。我會梳理一些已經公開的資料，並首次揭露一些新資料，如張愛玲本人對事件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