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存仁：做人與做學問，都是中國的味道》（《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13日）的訪問裏，訪問者李懷宇多次問及抗戰期間在上海的事，可惜柳存仁不著一語。談到張愛玲，他隻說：“張愛玲我認識，但不是很熟，有些別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時候很年輕，也不出風頭。後來的出名是從台灣流行起來的。”“別的朋友”可能是指蘇青。黃惲在“蘇青《續結婚十年》與人物原型對照表”中，考證這篇自傳體小說的原型人物應是柳雨生、胡蘭成、陶亢德、朱樸等“漢奸文人”。柳存仁在2009年去世了，享年九十二歲。
結識張愛玲
現在開始談我父母與張愛玲的關係，我曾在《張愛玲私語錄》的出版前言裏說過，我父母宋淇、鄺文美跟張愛玲於1952年相識，從此成為她的好朋友，魚雁往返四十年。
1991年6月20日，在寫給皇冠編輯方麗婉的信中，我父親宋淇談及結識張愛玲的經過：“我入美新處譯書部任職，係受特殊禮聘，講明自1951年起為期一年，當時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麥卡錫）合作整頓了無生氣的譯書部（五年一本書沒出）。在任內我大事提高稿費五六倍，戔戔之數永遠請不動好手。找到合適的書後，我先後請到夏濟安、夏誌清、徐誠斌主教（那時還沒有去意大利攻讀神學）、湯新楣等名家助陣。不久接到華盛頓新聞總署來電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與海》中文版權，他和我商量如何處理。我們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報公開征求翻譯人選，應征的人不計其數，最後名單上赫然為張愛玲。我們約她來談話，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國腔，說得很慢，很得體，遂決定交由她翻譯。”
張愛玲在1952年9月從上海來香港，理由是留港完成學業。珍珠港事件時，香港淪陷，香港大學停辦，張愛玲迫於無奈回到上海。和平後，香港大學複學，給張愛玲提供獎學金讓她回校繼續上課，但她一直曠課。張愛玲在《對照記》中寫道：“我在港大的獎學金戰後還在。進港大本來不是我的第一誌願，戰後校中人事全非，英國慘勝，也在困境中。畢業後送到牛津進修也不過是當初的一句話。結果我放棄了沒回去，使我母親非常失望。”
張愛玲為什麼無法完成學業？我猜跟年紀和心態有關。1941年她二十一歲，那時念書很開心；到了1952年重返校園，她已經三十二歲，是上海最出名的女作家了。以這樣的一個身份她還會在課堂上聽別人教她文學嗎？如果重新念別的科目，如數學，對她來說更是不可思議。在這樣一種心態下是無法繼續念書的。
所以她開始考慮生活的問題。她在報紙上看到美國新聞處的招聘廣告便投了簡曆，結果被選中。當時麥卡錫問張愛玲還在做什麼，她回答正在撰寫和潤飾小說《秧歌》。現在有不少人認為《秧歌》是美國新聞處給她大綱讓她寫的，但事實上，在她還沒聽過“美國新聞處”這個名字時就開始寫了。
這裏要澄清一下張愛玲與美國新聞處的關係。有些粗心的人會說張愛玲入職美國新聞處，其實張愛玲並不是正式員工。我母親是美國新聞處的行政助理，屬於正式員工。如果張愛玲也是員工的話，就像我母親一樣會有固定的上班時間、固定的職位、固定的福利等，但張愛玲不是。用現在的話來說她屬於合同外判，酬勞是根據項目商定。
有關張愛玲和我母親的相識過程，可參考《張愛玲私語錄》，書中引述了張愛玲的話：“不知道為什麼在一個她平時不會去的社交場合遇見了Mae。”--Mae即我母親。最初張愛玲和我父親僅限於業務關係，她不會見到我的母親。我母親出任行政助理，是1955年才開始的。我估計張愛玲說的這個社交場合可能是某個文化活動，她和我父母都出席了，我父親便把母親介紹給張愛玲認識。然後她們一見如故，替美新處合譯《睡穀故事·李伯大夢》，慢慢變成好朋友。
張愛玲好像一生都給狗仔隊追蹤。《舊聞新知張愛玲》一書收集了小報報道如《張愛玲到警局--西裝男友侍候》《張愛玲嗜吃臭豆腐幹》《卡爾登門口張愛玲發嗲》等等。張愛玲到了晚年，一位台灣女記者為了獨家報道去美國扒張愛玲的垃圾。上世紀50年代的香港也不例外，這裏有我母親保留的一些香港報紙剪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