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夏誌清與柳存仁
我家裏有幾十本不同的張愛玲傳記，大家如果看過其中一些，就會發覺它們不一定事事準確，有時更會互相矛盾。在這裏我試圖提供一些有關我父母與身邊的人跟張愛玲來往的資料，有新亦有舊，以做闡釋補充。
上世紀40年代張愛玲在上海成名時，我父母和她並不相識，隻不過是她的忠實讀者。他們有些文化界的朋友卻是見過張愛玲的，據我所知有夏誌清與柳存仁。
據夏誌清回憶，從1942年滬江大學畢業到赴台灣的三年裏，“隻參與過兩個像樣的文藝集會：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裏見到了錢鍾書、楊絳夫婦和其他上海的文藝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滬江英文係低班同學家裏見到了張愛玲。”
在《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一文中，夏誌清說：“在1944年夏天一個滬江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過張愛玲，她是主講人。她那時臉色紅潤，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樣。記得她講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時專心攻讀西洋文學，隻看過《西風》上那篇《天才夢》，她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看過，不便同她談話，她對我想來沒有印象。”
張、夏二人直到50年代在美國才成為朋友，但一生隻見過六次麵（上海一次，華府一次，紐約三次，波士頓一次），通信卻維持了幾十年。2013年3月，夏誌清出《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簡體版2014年7月出版）一書，共收錄了張愛玲的信件一百一十八封，為年度“張愛玲學”盛事。
至於柳存仁，他那時叫柳雨生，在上海文化界非常活躍。根據張愛玲的《小團圓》和《易經》，香港淪陷後，她搭船回上海，船上遇到一群文化界名人，包括梅蘭芳。同船的其實還有柳雨生。1942年11月及次年8月，柳雨生兩度作為“上海代表”出席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鼓吹“大東亞文學”，因此被目為“漢奸文人”。1943年，張愛玲開始創作。根據《古今》雜誌編輯周黎庵回憶，張愛玲是柳雨生介紹的，可見張、柳當時已經相識，但柳雨生辦的雜誌沒刊登過張的作品。在上海時，我父親認識柳雨生，張愛玲也認識柳雨生，但父親不認識張愛玲，兩人到香港才碰麵。
在上世紀40年代，柳雨生數度撰文評價張愛玲。在《說張愛玲》中他寫道：“我國有過什麼時代出產過這樣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沒有看到的麼？”在《〈傾城之戀〉演出特刊評論選》中他寫道：“在此動蕩的時代環境裏而猶能見到如此精練圓熟的文字，未嚐不可說是一種非偶然的奇跡。”
抗戰勝利後，柳雨生南下香港任教，改名柳存仁。我家1949年也南遷香港，那時我父母想必跟柳存仁有來往，但不知他有沒有跟張愛玲在香港碰頭。1957年，柳存仁以《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的論文獲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62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授。1968年我到澳洲悉尼讀書，他到學校探望過我。
1969年4月1日，張愛玲寫信給我父親，說她當時托在波士頓的柳存仁找工作：“柳存仁沒有消息，我打電話去，非常冷漠，說幾句順便和太太同來，免得費事（我並沒預備費事招待），結果也沒來。前天誌清到Boston開會，住在他家。我去旁聽遇見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來就不堅邀，所以又請他們有空來，仍舊推托。隨後聽見誌清說他解釋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雜誌的人到我家來過兩次，太太沒有來過。有一次有點得罪倒是真的：跟蘇青對談，我說人多，說不出，編輯叫他到陽台去等著，雖然是開玩笑的，他臉上有點窘。但是我以為他現在得意的時候也許願意看見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所謂蘇青對談，指的是1945年3月《雜誌》刊登《蘇青張愛玲對談記》的事。
1980年8月29日，張愛玲致信父親重提舊事：“柳存仁我65年在Bloomington，Ind.（印地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開會碰見他，就坐在我前排，我跟他招呼，他鼻子裏哼了一聲，板著臉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唯恐我托他找事。當時我信上告訴你們，說也許也是因為從前有一次怠慢了他，讓他在我們家洋台上獨自站了半天。不是我睚眥必報，似乎不犯著去替他捧場，不登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