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生涯的盡頭
吳興華年輕時，對自己的詩歌十分自信，從一封1943年的信中，你已看得出他如何富有雄心壯誌：“我在達到二十三歲生日那天，總算一下自己據有的文學財富，比那位《失樂園》的詩人還強點。真的我一時還想不起任何人能在同樣的立足點上與我對峙的，便是Keats（濟慈）我也不覺得有對他大讓其步的必要。”《失樂園》的詩人，自然是指英國大詩人約翰·彌爾頓了。
抗戰勝利前，吳興華還有意把自己的詩分為兩部分，暫名“甲乙稿”，甲部收錄那些根植於中國舊詩傳統的仿古詩，乙部是他從英、法、德、意詩中得到啟發而寫的十四行詩、無韻詩等。他又計劃等到生活安定下來時，便編一部巨型的中國詩文選集，他說：“以實在立得起的作家為主，每人好好替他們寫一篇批評。這番工作我‘不敢多讓’的緣故就是大多數成名的作家全集我都從首頁翻到末頁過，而且人人都殫精鑽研，直到我像麵對他們為止。悌芬，每當我想到這樁事時，就想你能來陪我，供給我感興和意見。”
但吳興華也慢慢意識到自己的詩前景黯淡，缺乏知音。他曾告訴父親：“張芝聯從前曾取笑我道，我的詩將來除非自己注，自己批，才會流行。像芝聯那樣幾乎omniscient（無所不知）的腦子要都覺得如此，那真是‘吹’了。”
1945年，張芝聯夫婦赴上海，吳興華在北平的好友又少兩個，心境更加寂寞。這時他跟父親通信，思想已沒有以往那麼天真樂觀了。例如他說：“我往往覺得我們最大的毛病就在於自恃聰明太過，侈言淩人，結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又事事覺得古人愚直可笑，不求快捷方式而故采迂途，因此好為無根之論以震駭凡俗，心醉於片時的喝彩，便無暇計及真正的不朽之業。”
1946年，他談近況，說自己回到燕大任教，生活還可以，“但是人終日惶惶，安不下心來，恐怕還是沒有像你和芝聯一樣的好朋友在身邊的緣故”。即使這樣，他依然不忘像幾年前般勉勵父親：“我想你現在大約也離不開上海那種hectic（忙亂的）生活，但平時總要靜一靜心，現在社會一團糟，誰都厭惡，有些人因之就縱意自恣起來……我隻有希望你還能竭力保持你純真而美的性格。”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他不再怎麼寫詩了。
1947年，吳興華本打算在夏天赴美，先到康奈爾找謝迪克念碩士，然後去哈佛。課餘他還安排了工作，可保衣食無憂。可惜照X光結果不好，不能航行，要請三個月病假，在校醫處靜養，他唯有拍電報到美國說不能去了。這件事應該令他很沮喪。這一年，他跟我父親說：“我平日人也不大高興，總覺得自己是out of place（格格不入），和人合不來，想你也定是similarly afflicted（有差不多的痛苦）。”
他又說：“近來我慢慢覺得詩文作為一種專業甚為無聊，把神智和精力耗費在鑽研字句上實在太可惜……假如一個人能讀書思考，而成為一個類似中世紀或文藝複興時代那樣的well-rounded（多才多藝的）上等人，學問淵博，誌氣大，下筆作詩自然就好，而胸襟氣象也自然與那些整天在筆硯間討生活的人不同。”
1948年，吳興華已開始有一些中年危機的迷惘：“我近幾年心境屢有改變，對許多事看法都已與從前不同。學問方麵雖是照舊的熱心，寫作則久已拋在一邊，偶爾執筆也覺思路梗塞，看來慢慢要與此道絕緣了。不知將來做什麼好-這是大家共具的困惑心理，我有時想從前抱的大誌向，很可笑也很可悲。”
《詩的教育》與“林以亮”之謎
1949年，我們一家南下。臨走的那個夏天，父親跟吳興華最後一次見麵，之後一直到1952年就隻有書信往來。1951年，燕京大學被當局接收，改為國立。吳興華順利過渡，但他肺病發作，要休假，家中還有弟妹各一人要養，周轉不靈，隻好向父親借錢。當時他還勸父親北上相聚，說：“我自己有時靜下來想從愛情、金錢、聲名上得來的快樂，比起你和芝聯的友誼都顯得空虛黯淡。”但父親沒有回去。
那年吳興華為生活，翻譯了蕭乾的一篇小說，共五萬字，刊於《人民中國》，分七期登完。他還打趣地向父親說：“假使我生在18世紀的英國，恐怕也會編出幾大冊的宇宙曆史及字典。”同年又參加土改，忙於政治學習。之後他也翻譯了《毛主席的青少年時代》，以解決冬煤問題。至於做學問的事，他也沒有放棄，還花了一年時間搜集材料，寫成一篇考證文字，是關於清初文人陳維崧的。最後他跟父親說：“自己想起來，也甚好笑，以後這種傻事不打算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