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曾經在《林以亮詩話》中提及一件事,說是吳興華抄錄了王安石的一段詩給他看後,兩人便斷絕音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我父親提到的那封吳興華“絕筆信”寫於1951年2月20日,之後他還寫了十二封信來,最後一封信是1952年7月19日,講自己結婚的事。但從1952年起,我父親便沒有再回信給吳興華,連吳興華結婚也沒去信恭賀,他不想朋友因為有“海外關係”而惹禍。
《林以亮詩話》中提及的吳興華那封信是這樣寫的:“你知道不知道王荊公的這一段詩?我覺得整個舊詩領域內很難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比Housman(豪斯曼)引Milton(彌爾頓)的那句有過之無不及。詩是這樣的(記憶可能有錯):‘願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鬥雞走狗過一生,天地興亡兩不知。’6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愛這段詩的心理。”
“Housman引Milton的那句”是什麼呢?父親在《論讀詩之難》一文中提過,那句就是“Nymphs and shepherds dance no more”(仙女與牧人不再跳舞),你覺得悲哀嗎?
既然這封信之後還有音訊,為什麼我父親在《林以亮詩話》中卻不實話實說呢?我覺得他隻是在編劇。你看一部電影,總希望最後一場戲會有些弦外之音,這樣才可以不斷回味。實際上,吳興華寫給我父親的最後一封信是寫自己新婚,但你這樣照實說,讀者不會覺得有意思,所以我猜父親便故意借王安石的詩來營造意境氣氛,讓吳興華的所謂最後一封信可以融入時代的大背景,使讀者“蕩氣回腸”一下。
1952年後,我父親沒有再跟吳興華通信,卻在港台不同的文藝刊物上以不同的筆名發表吳興華詩作,一時署名梁文星,一時署名鄺文德(不要忘記我母親叫鄺文美),得到不少人關注。7連張愛玲也說過:“五十六期《今日世界》所刊鳴璫的《暮雨》一詩,學梁文星-有如猴子穿了人的衣服,又像又不像。”吳興華在抗戰期間已看過張愛玲的小說了,我發現他在1944年的信中這樣寫:“他們幾人聽說有在此客串一場之訊,但尚未證實。如果石奔也能快來就好了,我們正在熱切地盼望著(這收尾有點像張愛玲的小說)。”括號中那句話是吳興華的自評,很有趣。“他們幾人”是指孫道臨、姚克等,都是父親和吳興華的好友。當時父親還不認識張愛玲,更是做夢也沒想過她將來會成為自己的畢生好友。
1966年,吳興華在“文革”中遇難,聽說他死前幾年正在翻譯《神曲》和寫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曆史小說,可惜都完成不了。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父親有些舊文被輯錄成《林以亮詩話》一書,當中有五首十四行詩叫《詩的教育》,原發表於1955年,夏誌清在《林以亮詩話》序中稱之為“傳世之作”。這幾首詩的作者一直掛名為“林以亮”,甚至父親在《詩的創作與道路》一文中也說是自己-即“林以亮”-寫的。這也不是事實。這組詩原題作《自我教育》,其實是吳興華在1943年寫的,他當時告訴父親:“我相信詩中非常準確地呈現出來的東西是散文裏沒法說的,它們是代表著我詩歌進展中最可紀念的一個階段。我有一個預感,這回我真走上正路了,以後即使改變,也隻是修改,而絕不可能是舍棄現在的途徑。”
吳興華特別重視那五首《自我教育》,因為它們都是針對他自己和我父親的性格弱點而寫的。詩旨就是說,要借意誌約製自己的天才,不可貪圖片刻喝彩,如此才能有大成。
我認為,這幾首詩不單是吳興華寫給自己和我父親看的,也是用來告誡孫道臨的。為什麼跟孫道臨有關呢?他的學名本來就叫“以亮”,一般人隻知道他是著名演員,但吳興華認為他更是詩人。早在抗戰時吳興華就跟我父親說:“以亮是一個天生來的詩人,至於天生來詩人是很少的。以亮對一切想象文學天生來的適應性,是連我自己也不見得能勝過的。他可以很靈活地運用他的才能,使之行即行,止即止。他最大的危險就是自己不管束,指導自己的美才,寧可讓它四麵泛濫,也不肯讓它夾起在兩道堤間,取一個一定的方向,而把全份的力量傾注在那邊。這本是極難的事,對你和以亮這種人尤其難,因為你們是聰明人,你們不肯工作隻為一些遼遠的將來或許會獲得的結果,因為你們現在像‘水銀四麵溢流’已經足夠把別人嚇死了。”
“水銀四麵溢流”是《自我教育》中用過的意象,可見詩根本是寫給我父親和孫道臨看的。
我看了這些信後,便明白我父親不是想把吳興華的詩據為己有,而是他心底根本沒將“林以亮”當成自己一個人。我父親有數十個筆名,“林以亮”隻是一個角色,但這角色有某種特殊的意義,它既代表了作為“天生詩人”的孫道臨,也象征了吳興華和他自己,即是說,“林以亮”是三位一體的位格,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暗號。另外,也許他在1955年寫《詩的創作與道路》時,覺得應該以第一人稱去描述才能加強那五首詩的重要性,所以便沒有提及原作者的身份。反正都是“編劇”技巧而已,就像吳興華那封引用王安石詩的所謂最後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