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舒位，我就記起一件軼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父親有一冊吳興華親手抄的詩集，是天下孤本，第一頁抄錄了一首署名舒位的詩，沒有詩題，起首是“天地有生氣，終古不能死”，共二十八句。父親不能肯定是哪首詩，甚至不能肯定是否真是舒位的詩，便到大學圖書館翻查《瓶水齋詩集》。誰知道圖書館認為這書是善本，不予外借，父親隻好在那兒匆匆翻了一遍，卻找不到那首詩。當時還沒有百度、穀歌，怎麼辦呢？隻好“人肉搜索”了，即是說，他寫信向錢鍾書求救。結果錢鍾書是這樣回複的：“所示詩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無藏籍，惟不得《瓶水齋集》檢之；港大有此書，目為罕籍，而珍秘不許檢閱，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為善本，大有尋常小家女被選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詩所謂‘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可以移詠矣。”
父親其實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港大”是錢鍾書自己想當然而已。“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是法文諺語，意思是說，兩個極端的事物往往會碰頭。錢鍾書又引法文又引唐詩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說那部《瓶水齋詩集》根本價值不高，卻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覺得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隻會簡簡單單說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錢鍾書有問題不懂得答，還要旁征博引、妙語連珠，好像他不懂的時候比他懂的時候還要博學，這也可以算是“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了。
後來我父親在給張芝聯、郭蕊的信裏寫道：“錢鍾書對舒位評價不高，大概吳（興華）以外國眼光看，錢以傳統中國眼光看，品位不同。”我記得幾年前《南方都市報》曾訪問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巫寧坤，他跟吳興華和錢鍾書都曾經共事，他說“吳興華的英文可能比錢鍾書好”。我不評論巫教授的意見，但看過吳的書信後，我傾向於接受父親的看法，即吳的思想、觀點和品位都比錢更接近西方。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父親和吳興華究竟要好到什麼地步。吳興華似乎覺得我父親是他第一號的知音人，他這樣說：“即使我的詩隻能使你一人喜歡，別人全討厭，我也不會懊喪，正相反，我的自信會更增深。”
另一封信又寫：“悌芬，我誠實地告訴你，我覺得你是我所認識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適宜作一個欣賞態度的批評家的人。麵諛，你知道我是素來不會的。你在這點上比我強得多，因為我不管怎樣鞭策自己，仍禁不住有時抱著點‘己見’去念別人的詩-自己寫詩一個應得的責罰。但是你卻像永遠能跟著創作者的腳步，有時我的詩格略變，甚或大變時，當我自己都不確定，你總是站在我拐彎的地方，告訴我這些改變是all for the best（好事）。你自己並不是沒有個人的好惡，但你永遠不讓它們obtrude upon（幹擾）你的判斷，你總是那麼虛心，我就不行。”在吳興華眼中，我父親是一個比他自己更優秀的批評家，所以他還稱我父親為“批評家中的王子”。
正因為他如此看重我父親的判斷力，有次便為了一句含糊的評語而責怪我父親。話說在1941年，他們有個朋友叫石奔，寄了一篇詩文之類的東西給父親品評。父親用英文回信，隻拋下一句“sureness of touch”（中文大概就是“揮灑自如”）的讚許。吳興華於是也用英文寫了一封信給父親，說石奔收信後樣子非常憂愁和困惑，因為所有人都覺得那句“sureness of touch”很莫名其妙。吳興華認為，父親是大家最信任的批評家，不應該給這種空洞的評語，而應該明明白白地告訴石奔等人什麼寫得好，什麼寫得不好，要具體，因為“High-flown criticism is to them，Greek”，即是說，他們絕對不會明白那種裝模作樣的評論。你在這件小事上不單可以看到吳興華的文學批評觀，也可見到他的為人很率真，對父親也是愛之深、責之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