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吳興華的博聞強記，例子當然數不勝數，我不妨再舉一事。在燕大西語係讀書時，包貴思教授（Grace Boynton）開現代詩課，用葉芝（W.B.Yeats）編的《牛津現代英詩選》為課本。大考時選出十節詩，要學生猜出作者並陳述理由，可這十節詩並沒有在課本內。吳興華不但能猜出作者，還能說出詩名和上下文，因為他全都看過，且過目不忘。他有一篇學期論文，題目是《評論現代詩選各選本之得失》，為了寫得滴水不漏，他遍讀了清華、北京國立圖書館和我父親所藏的各種選本，然後在論文中逐一論列，內容竟超過包貴思所知。照這類軼事來看，我父親認為他是另一個錢鍾書，的確不是沒有理由的。
當吳興華遇上錢鍾書
錢鍾書和吳興華二人有沒有交往呢？1942年，我父親在上海認識了錢鍾書，錢比他大九歲。那時吳興華在北平淪陷區，經常跟我父親通信。在1942年4月8日的一封信上，吳興華第一次提及錢鍾書，他隻寫了一句：“錢鍾書現在幹嗎？”我沒有父親回複他的那封信，但可猜到他一定是去信時提及錢鍾書，所以吳才有此一問。我想，吳興華跟錢鍾書最早的交往，應該也是我父親做中介的。到了1943年10月22日，吳興華在信中這樣寫：“前幾天我又翻了一遍錢鍾書先生的雜感集，裏麵哪管多細小的題目都是援引浩博，論斷警辟，使我不勝欽佩。可惜我此時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門求教，請你若見到他時，代我轉致傾慕之意。近來我總沒心念英文，也找不到一個有點腦筋的談談英美文學，此地大部分號稱主修英文的人，等畢業了，關於整個世界文學的知識，還趕不上我們大一的時代。”
單看這一小段文字，已可見吳興華的傲氣，對自己的學識十分自負，同時也看到中年錢鍾書在那個文化小圈子中的地位。最耐人尋味的是信中提到“雜感集”，錢鍾書根本沒有一本書叫“雜感集”，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談藝錄》的初稿。《談藝錄》在1942年寫就，其後不斷修訂，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錢鍾書在序後附識：“書既脫稿，偶供友好借觀。”可知吳興華在1943年看的“雜感集”，大概就是流傳於朋友間的《談藝錄》手稿了，而“雜感集”也許就是《談藝錄》最初期的書題。由此已可看到，吳興華這疊書信實在很有文學史價值，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出版吧。
1985年，孫道臨來香港，我父親跟他聊起吳興華，說吳曾和錢先生對談古詩源流，博學如錢先生亦不禁歎服。幾年前，吳興華的妻子謝蔚英接受訪問時說：“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出版，興華提了一些意見，都被錢先生接受。”
錢鍾書是否真的接受年青小輩的批評呢？友人馮睎乾給我看過一本他多年前買來的盜版《談藝錄》，由香港鴻光書店印行，是上海40年代舊版的影印本。友人發現這舊版中，錢鍾書的序後多了一條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附記，隻有兩行，第一句是：“此書刊行，向君覺明、吳君興華皆直諒多聞，為訂勘舛訛數處。”該是40年代末第二次印刷時加上去的。但我翻查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各種《談藝錄》新版，整則附記都消失了，很奇怪。我懷疑到了80年代，連錢鍾書自己也沒有這版本，所以後來的修訂版都漏了這則附記。
錢鍾書、吳興華真正見麵相交，可能始於1952年。當時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錢鍾書主持英譯漢的翻譯組，吳興華、張芝聯也參與了口譯和審稿工作。錢鍾書很愛才，我父親說他和吳興華對談古詩源流，大概就是這時。他們的關係應該很好，因為據謝蔚英回憶，吳興華在1966年去世，她與錢鍾書、楊絳夫婦為鄰，楊絳多次問她生活有否困難，還設法幫她。當時她的大女兒吳同十多歲，沒有工作，楊絳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訶德》譯稿，讓吳同幫著抄，每次也付給數倍的稿酬。翻譯家李文俊曾說過一件軼事：在幹校時，一個年輕人向錢鍾書請教一個英語問題，錢先生看了一下，便說：“這種問題還來問我，你去問謝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說：“謝蔚英在文學所圖書室管理外文書刊，錢鍾書乘借還書常去她那裏閑聊打趣，博美人一粲。這也算是苦中作樂了。”為什麼李文俊說她是美人呢？吳興華在1951年寫信給我父親時曾提及當時還是他女朋友的謝蔚英，說她是“燕京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