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奇同誌對解決遼寧吃油問題有貢獻
我是在1972年12月接到調令，從插隊落戶的建昌縣巴什罕公社調回省裏分配工作的。當時因胃潰瘍手術未愈，延至1973年3月始到省農業科學院報到，被安排在科研推廣處擔任《遼寧農業科學》編輯和情報資料翻譯工作。
當時，省內沈陽等各大中城市食用油供應十分緊張，每人每月食油定量供應標準由5兩降至4兩，又由4兩降至3兩，就是供應3兩，本省還難以為繼，需從外省調入。據資料記載，我省從1972年就從外省大量調入植物油，平均每年調入量1900多萬公斤。
吃油困難的原因
建國初期遼寧的油料和植物油自給有餘，有一定數量調給外省市。60年代也可勉強自給，為什麼從1972年開始大量調入呢？
遼寧人民吃的植物油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來源於大豆，二是來源於花生。可是，從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豆和花生的產量就一直在下降。
從上麵兩張表格我們就會完全清楚城市食用油為什麼降至3兩了。
為什麼從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大豆、花生的產量一直在大幅度下降呢？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是1958年，從這年開始搞“大躍進”，由於“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等原因，破壞了生產力，生產大幅度下降。
三年調整時期，繼續承受著“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仍處在困難時期。
1966—1977年，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消極影響，具體分析有以下幾點：
（1）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批判“唯生產力論”，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2）強調“以糧為綱”，油料種植麵積下降；為了增產糧食，實行玉米、大豆間作，一兩行大豆夾在高棵的玉米中間，“為糧食抬轎子”，產量下降。
（3）人民公社製度，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吃大鍋飯，幹好幹壞一個樣，社員勞動沒有積極性。
（4）在價格政策上，收購大豆、花生的定價太低，無利可圖，減少投入。
尋找油料增產的新途徑
1973年我到遼寧省農科院之後，馬上著手探索解決遼寧吃油問題的新途徑。
“民以食為天”，一旦糧食出了問題就會出大亂子，食油少一些，盡管居民有意見，總不會出現大風波。國家為了保證人民吃飯，“糧食元帥升帳”，寧肯抑製油料作物發展也要保證“以糧為綱”。情況已經十分清楚，要想單純依靠提高花生和大豆的產量來解決食用油不足問題，那是極端困難的或者說是不可能的。
基於這種認識，一個新的思路產生了，就是先拋開大豆、花生，另找新油源，尋找發展油料生產的新途徑。這種新的油源作物，必須不與糧食爭地，否則就是行不通的。
當時我的想法是遼寧西部風沙地區，包括昭盟在內，發展抗旱性較強的新興油料作物是解決遼寧吃油問題的最佳方案。
對於我省西部風沙幹旱地區，我比較熟悉。從1964年開始，我們就在這個地區，大力推廣草木樨，發展糧草輪作製，絕大部分輪荒地，都已經過種草改良，很多地塊都已經過三個輪作周期，由於有三茬草木樨根茬在土壤中腐爛，那些十分瘠薄的輪荒地增加了不少有機質，又因為草木樨根係紮得很深，把土壤深層一般作物難以利用的養分被草木樨根係所吸收並把這些養分帶到較淺的耕作層裏，所以這些經過糧草輪作的輪荒地在土壤肥力方麵已經大為改善。過去“種一坡，打一車，煮一鍋”的瘠薄地，種高粱、穀子都有一定收成。
尤其重要的是經過糧草輪作的土地在土壤結構上有極大的變化，這一點非常非常要緊，都常常被人們所忽略。未經種草改良的輪荒坡地產量極低的原因，除了肥力問題之外，就是土壤極度幹旱板結，一般作物的根難以穿透深紮，降雨也很少滲入土壤耕層以下，絕大部分都形成徑流流走。而草木樨的根係有強大的深紮穿透能力，根係腐爛以後，在土壤中形成空洞。我自己就親自做過試驗，待二年生草木樨結籽枯死，其根部很快腐爛時，用一根木棍沿著根係可以插入很深，用水壺向木棍插入形成的空洞中澆水，水就會沿著根係腐爛後形成的空洞網絡下滲。如果一塊地經過三個草田輪作周期，可以想象得到，土壤中草木樨根係形成的縱橫交錯的網絡是很密的，這種滲水、透氣的網絡完全改變了土壤結構，對於作物的生長發育是極為有利的。
這裏還要特別說一下，在西部風沙地區，這種輪荒地，一般都不計算在耕地麵積以內，當然也就不負擔征購糧任務。利用這些輪荒地發展向日葵等抗旱新興油料作物，既不會增加社隊的征購任務，也不會影響計劃內糧田麵積的落實，根本不存在“與糧爭地”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這部分土地資源對解決我省吃油問題將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就應在這些土地上做文章。
我帶著這個想法，利用省農科院圖書館資料較多的條件查閱了大量幹旱地區油料生產的資料。其中有一本1972年在倫敦出版的英文新書《幹旱地區作物生產》（I．Amon《Crop Production in Dry Regions》London，1972）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本書的作者I．阿龍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教授，他曾在聯合國工作很長時間，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收集了大量世界各地幹旱地區作物生產的資料，因此書中這方麵的內容十分豐富。我把其中關於向日葵、紅花、蓖麻、油用亞麻、芝麻等部分翻譯成中文，並以此為基礎於1973年末編成一本約4.5萬字的《幹旱地區油料作物譯文選編》，由省農科院情報資料室作為內部參考資料印發給有關部門和西部各縣。在《選編》的前言中，我是這樣寫的：
“開辟新油源的途徑很多，如：通過套複種發展油菜，發動群眾利用隙地廣種多種小油料，利用荒山荒地種植文冠果等木本油料等等。但從長遠發展觀點來看，還應在我省西部幹旱地區廣泛發展新興油料作物，建立鞏固的、長久的新興油料作物基地。所謂新興油料作物，主要指的是向日葵、油莎草、蓖麻、紅花、油用亞麻等。這些作物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於幹旱的氣候和瘠薄的沙土都有一定的適應性。”
“近年來向日葵發展很快，全世界向日葵的麵積1962年為77萬公頃，1972年為92萬公頃，增長20％。美國的北達科他州和明尼蘇達州在1964年時，向日葵的麵積隻有16000公頃。到1972年就增加到24萬公頃，1970年美國一些地區遇到幹旱、低溫等災害，但向日葵籽實產量沒有受到很大影響。向日葵能抗旱又能適應多種土壤，包括沙土；生產季節有300毫米的雨量就能獲得較好的收成，加拿大甚至在雨量隻有215毫米的地區種植向日葵。土耳其、摩洛哥、南非也都在幹旱地區種植向日葵。”
趙奇同誌指示 去吉林白城子參觀考察
1974年我把對幹旱地區發展新興油料作物的注意力集中到向日葵上，原因是：
（1）1973年底，我從多種渠道得知吉林省白城子地區利用風沙、輕堿地發展向日葵已經收到實效，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白城子的飯店餐館每天早晨供應油條等油炸食品，憑糧票不限量，在當時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沈陽市的油條、油炸糕之類的食品，在市麵上早已絕跡，四五歲的孩子有許多根本就沒有看見過油條和麻花是什麼樣子，更不要說吃到了。白城子食用油很充足，就是因為從1971年開始，大力提倡種植向日葵，經兩三年的工夫就大見成效。而且在向日葵產量劇增的同時，糧食產量也有顯著提高。做到了糧油雙豐收。這個好消息，給我極大的鼓舞，白城子的自然條件和我省西部風沙地區基本相同，人家種向日葵能夠大發展，我們為什麼不能大發展？白城子已經成功，為什麼我們不能成功？
（2）省風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和昌圖縣曲家公社，1973年試種羅馬尼亞等油用向日葵都很成功。風沙所試種三個國外向日葵優良品種派列多維克、列柯爾德及羅馬尼亞，含油率都在40％以上，出苗至成熟天數為90天左右，折合每畝產籽實分別為130公斤、123公斤和117公斤，都是在風沙地上種植的。這種沙荒地如果種糧食不會超過50公斤。曲家公社1973年在孟家大隊第四生產隊試種羅馬尼亞向日葵12畝，總產1920公斤，平均畝產160公斤。當然風沙所和孟家大隊的高產量都是在小麵積上精耕細作取得的，大麵積種植不能都達到如此高的產量，但是可說明在瘠薄幹旱的風沙地區，發展向日葵是大有前途的。而且生育期短，在其他地區搞套複種也大有希望。
（3）山西定襄縣和內蒙古臨河縣相繼傳來實行小麥複、套種向日葵成功的經驗。定襄縣引入生育期在90天左右的“北葵一號”和“北葵十號”向日葵，於1971年就在小麥收獲後的20畝麥茬地上複種向日葵，結果畝產小麥250公斤及葵花籽150公斤；內蒙古自治區臨河縣董家營公社東營子大隊於1973年開始試驗小麥套種向日葵40畝，當年小麥不減產，另外收葵花籽3210公斤，平均畝產達八十餘公斤，僅此一項就增加集體收入20000多元。
1973年我主要是為各方麵提供資料，特別是提供國外的資料。1974年我工作的重點是如何盡快把向日葵發展起來，實現我的設想，因此不單是坐在圖書館裏翻資料，還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我的設想，以取得有關領導和同誌的支持。
我的設想不但得到農科院和省農林局一些同誌的讚同，也得到許多領導同誌的支持，特別是省“革委會”農業組副組長趙奇同誌，東北解放初期他在吉林白城子地區工作過，對於在類似地區發展向日葵的意義有深刻了解。為盡快把發展向日葵在遼寧推開，他決定派出一個發展向日葵的考察組去白城子考察，學習他們的經驗，這個考察組是由我省各市、各地區的農業局各派一名主管油料生產的幹部，以及省內有關部門的同誌參加，並指派沈陽市農業局長和我擔任正副組長，考察組於1974年冬出發去白城子，參觀考察結束後，各回各地，分頭組織發動，製定發展計劃，具體落實，把1975年作為向日葵大發展的第一年。
我們到白城子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人家那裏確實食用油很充足。我們親眼看見，不但早晨飯館裏賣油條，而且白天也有人推著賣油條的小車沿街叫賣，這在遼寧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主要是在白城子地區的長嶺縣參觀訪問，座談學習。
長嶺縣在建國後就是吉林省的油料重點產區，最高年產量曾達到350萬公斤，“大躍進”後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種田由民”，油料生產逐年下降，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下降到125萬公斤，在“文革”期間，農村一度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人幹預，油料生產曾一度回升，以後“挖修正主義根子”、“拔資本主義苗子”、批判“重錢輕糧”，向日葵等油料生產再度下降。
1970年這個縣的流水公社堿草大隊，在保證糧豆增產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堿地和閑散土地大種向日葵，並針對向日葵抗堿耐低溫的特點，采取早種、早管、早收以及與草木樨輪作的方法，有效地解決了糧油爭地、爭肥和爭工的矛盾，四年間，堿草大隊糧食平均年產量由78萬公斤增加到116萬公斤，油料（主要是向日葵）平均年產量由1萬公斤增加到5．5萬公斤，做到了“以糧為綱，以油促糧，糧油齊發展”。與此相反，四間房大隊，隻抓糧食，不抓油料，他們本來有1500多畝堿地和閑散土地適宜種植油料，可是每年隻種400畝，油料沒發展、糧食也沒上去，糧食產量由1965年的54萬公斤，下降到1972年的49萬公斤。原因是不種油料就不能積累資金，發展生產。
長嶺縣抓住這個鮮明對比的實例，大力宣傳黨的政策，要求堅持在大力發展糧食的同時，積極發展油料生產，不斷地增加集體積累和社員收入，為農業“四化”籌集資金，促進糧食生產的發展。
長嶺縣認真落實了黨的政策，充分調動了大種油料的積極性。在生產上，他們堅持以集體種植為主，同時又鼓勵社員群眾、機關單位和城鎮居民利用房前屋後種植。集體種植收益歸集體，個人種植收益歸個人。在收購中他們對生產隊向國家交售的油料按“一定五年”征購任務，超購部分加價30％，交售食用油料（如向日葵籽實）每超50公斤獎售食油5公斤，交售非食用油（如蓖麻籽）每超售50公斤，返餅7．5公斤。農村社員、城鎮居民和學校向國家交售每百斤油料加價30％，並和生產隊同樣獎售食油。由於做到政策兌現，促進了油料生產的發展。1974年全縣僅社員群眾利用房前屋後、學校利用閑散土地就種植油料達2萬多畝，除自用外，向國家交售油料100多萬公斤。
我們聽了長嶺縣的這些經驗，才真正明白為什麼長嶺縣油料發展得快，為什麼家家戶戶不缺油，管夠吃！大家都說，我們不虛此行，取得了“真經”。
1974年長嶺縣種植向日葵、蓖麻等油料達26萬畝，產量達1890萬公斤，比1973年增長87％，比1965年（“文革”前）增長8．7倍。1974年收購油料1800萬公斤，超過“一定五年”任務的8．4倍，比1973年增加94％，比1965年增加8．6倍。1971年至1974年平均每年油料收入達585萬元，相當於正常年景農業總收入的20％。
長嶺縣油料生產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持續5年獲得好收成。1974年糧食產量達2億公斤，比1973年增長16％，比1965年增長68％。油料的發展，加快了農業“四化”的步伐，“文革”前，全縣隻有5眼電井，在1969—1974年打2880眼，已配套2000眼。1974年和1975年春預計還要再打1000眼，配套500眼，可灌50萬畝地。
經過這次考察訪問，座談學習，大家倍受鼓舞，信心十足，表示回去一定能把向日葵搞上去，而且在認識上又提高一步，即發展向日葵不僅能夠解決遼寧吃油問題，而且“把這一招棋走活了，一切都活了”，糧食增產，資金積累社員收入都活了！
事實也確是如此。1975年遼寧向日葵從零開始，一下子就種三萬多畝！而且豐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遇到的思想障礙
當時還有一個更大的思想障礙，即大大小小的幹部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顧慮，怕將來“找後賬”，“扣政治帽子”，今天說缺油吃發展向日葵是“黨的政策”，明天吃油解決了，會不會又回過頭來批“資本主義泛濫”？我們在白城子訪問時他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是這樣解決的：首先，他們強調：“以糧為綱，全麵發展”是我國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方針，發展經濟作物是國家的需要，把經濟作物看成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溫床”是不對的。其次，他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四道杠”作為區分“以糧為綱”和“重錢輕糧”的標準，這“四道杠”是：
（1）促進糧食生產還是影響了糧食生產（主要看發展向日葵以後，糧食單產量提高了，還是下降了）。
（2）是按照國家計劃種植還是自由種植。
（3）經濟作物產品是賣給國家還是上自由市場高價出售。
（4）增加的收入主要是用於擴大再生產，還是用於高分配。
這“四道杠”在今天看起來有些簡直是“笑話”，但在當時卻是“法寶”。有了這個“法寶”，大小幹部像找到了“護身符”。
當時我們把白城子這“四道杠”也當作一條重要經驗，用以區別“是非界限”，對解決思想顧慮也起到很大作用。
憶趙奇同誌在遼寧工作的幾則往事
原副省長、省政府顧問趙奇同誌在遼寧長期從事農業、農村、農民的工作。我與趙奇同誌相識，是在1959年初於中共遼寧省委農村工作部，他時任該部副部長。以後我的工作雖經幾次變動，但都是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在與趙奇同誌相處的日子裏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趙奇同誌心係三農、關愛三農。他幾十年如一日，不辭勞苦，勤奮敬業，為建設遼寧新農村，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趙奇同誌工作勤奮、作風踏實。他非常重視到農村中去開展調查研究，及時了解和掌握農情、民情和民意。他在機關處理好必辦的事務之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研究上。無論是刮風下雨，還是烈日當頭；不管是炎熱酷暑，還是數九寒冬，哪裏需要就到哪裏去，哪裏有困難就到哪裏去。一般情況下，趙奇同誌每次外出走訪調研的時間均不少於半個月。遇到重要工作更是親自帶領幹部下鄉去蹲點。例如：一次在海城縣大屯公社（今海城市大屯鄉）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試點；另一次在金縣（今大連金州區）搞農村“四清”運動。每次時間都在數月之久。鐵嶺縣大汎河公社大汎河大隊（今大汎河鄉大汎河村）是遼寧省委農村工作部的工作聯係點，更是趙奇同誌下鄉進行調查研究常去常住的地方。他對自己、對同誌要求十分嚴格。去農村調研，他從來都是輕車簡從，生活簡樸，不搞特殊。他住在鄉社，吃在集體食堂；住在農民家，吃的是“派飯”。當他擔任副省長之後仍然保持這種優良作風。他長期深入群眾訪貧問苦，促膝談心，群眾與他都有親近感，願意和他說真話、實話、心裏話。他的足跡踏遍了遼寧大地的山山水水。一些農村基層幹部說：“趙奇同誌對我們鄉下道路比較熟悉，很多地方都不需要他人領路。”他深入群眾，密切聯係群眾的作風深得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