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機出在一九五六年。這年秋天，上海博物館的馬承源先生來山西參觀，我參與了接待。馬先生當時正在做殷商青銅器研究，後來出版了編著的《中國青銅器》一書，他來山西就是收集青銅器資料的。看了陳喜壺，很感興趣，他走後省博就將陳喜壺的照片和銘文拓片寄贈。一九六一年第二期《文物》上，他發表了《陳喜壺》一文，文中直指銘文中的“陳”即為陳僖子田乞。能在青銅器中發現一個史籍中著錄的曆史人物的名字，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下子就引起全國史學界的重視。《文物》編輯部趁勢展開討論，好多學者都寫了文章，集中發在一九六一年《文物》第十期上，計有於省吾、陳邦懷、黃盛璋、石誌廉等人。於省吾的文章名字我記得就叫《陳喜壺銘文考釋》。這些文章，雖然在銘文考釋方麵互有出入，但一致認為此器是田乞之器無疑，黃盛璋先生更認為該器對於春秋器斷代頗關重要，至少給齊國銅器增加了一件標準器。
大約一九六二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的安誌敏先生來太原，看了陳喜壺，帶回圖片資料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在同年《文物》第六期上發表了《陳喜壺商榷》一文。於省吾他們的文章出來後，我就有自己的看法，當時覺得還不成熟，也是有些膽怯，就沒有寫文章；安誌敏的文章一出來，我又對自己過去的看法作了慎重思考，覺得自己還是有道理的，就寫了這篇《陳喜壺辨》，在一九六四年第九期《文物》上發表了。我的文章發表後，考古界和文博界的朋友見了，都說考證嚴謹，不落他人窠臼。
針對安誌敏先生指出銘文有可能是鑲補上去的說法，我的看法是：
壺頸內部，銘文的四周與頸內壁間，確有顯著的高低不平的痕跡，但是，如細致地觀察，便會發現它實為鑄造的痕跡而不是鑲嵌的痕跡，過去有許多銅器，采用分範合鑄的辦法。侯馬所出土的鑄銅陶範可以作為參證，例如編鍾上的每個枚都是用小塊零範單獨雕製，製成後再嵌於鍾的外範上合鑄。如此就可以想見，用單獨一塊母範刻製成正麵陰文的銘文，再翻為反麵陽文的正式銘文範，然後再把它嵌入壺的內範中合鑄之。侯馬出土的陶範中，就發現了單獨的銘文陶範。正因為采取嵌鑄法，所以在範與範接合處如果修整不細的話，自然會出現高低不平的痕跡。至於陳喜壺的銘文部分與壺頸內壁的色澤，原是一致的，我們為了觀察銘文，幾次使用酸物起鏽，故而銘文部分呈現淡紅色。
陳喜壺的雙耳和環，也不能認為是後人拚湊上去的。的確，它的雙耳是壓在器身紋飾之上的。但這種現象在一些銅器中是習見的，比如侯馬上馬村墓葬出土的銅壺上，在耳部脫落之處，便可以看到原來被耳所掩的花紋。再比如侯馬陶範中，也發現了一部分專門鑄造壺耳和鑒耳的範。證明這零件分鑄的辦法，在當時已被熟練地應用，甚至於某些器物是先鑄其環，再把環套插於鎛首的範中而鑄鎛首，鎛首銜環鑄成後，再把它接於器身的外範上澆鑄。或者是等器身鑄成後，把另外鑄成的零件焊接上去，上馬村墓葬出土的簠耳就是焊上去的，焊跡流銅，斑斑可見。正因采取零件分鑄的關係，所以某些銅器的耳容易脫落，在脫落的耳足內常發現一些未能取出的內範。這些資料表明，陳喜壺的耳部疊壓在器身紋飾之上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它的耳部一旦脫落，經過後人焊接或是一些古董商人的粘接，而存在一些粘焊痕跡，也是可以理解的。
陳喜壺的壺耳和壺身，在格局和造型上也沒有什麼可以非議之處。安誌敏先生文章中認為陳喜壺的耳，和壺身很不相稱，其形製不同於一般的壺耳，相反的卻和簋耳有某些相似之處，因而便認為是“後配”，這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從許多壺、簋的耳部情況來看，除了少數特殊例子而外，一般的簋耳和壺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別。普通簋耳，帶耳垂者差別極大不能相比，凡飾有獸首者，其獸吻均在耳的上半部；普通壺耳，凡飾有獸首者，其獸吻則延伸在耳的下半部。簋耳獸的耳部，比較圓渾，而壺耳獸的耳部則比較鋒棱顯著。從我在文章中附的一個壺耳對比表上，可以看出，陳喜壺的耳確為壺耳而非簋耳割下來移到這兒的。
再就是，我詳細地測量並計算了，陳喜壺的耳環直徑等於其壺身高度的五分之一。我從有關圖錄照片中選擇了與陳喜壺時代差不多的幾個壺作了對照，這些環的直徑與壺身高度的比例，大致也是這個數。我有很具體的數字，就不必說了。耳環上的紋飾也不能認為很晚，上村嶺出土的銅罐腹部就有這樣的花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