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6章 “壺”裏做道場(1)(1 / 2)

六月五日星期四

整整一下午,從《庚兒鼎解》談到《陳喜壺辨》,話題沒離開張先生的這兩篇文章。重點在後者。

韓:翻看你的文集,我發現你還是喜歡跟人辯論的。

張:是嗎?我一直覺得自己是老老實實做學問,不跟人辯論。

韓:可你一起手,做的就是辯駁文章,比如《陳喜壺辨》,後來還有《“貝丘”布文字辨正》《“貴海”銅印釋文正誤》《鏡銘釋文正誤》《太原段帖釋文指瑕》,不都是辯駁文章嗎?

張:有的是辨正,有的隻是個由頭。

韓:看你的學術文集,覺得自從“鳥書戈”之後,你的學術文章進了一個層次。有兩篇真是好。

張:哪兩篇?

韓:《陳喜壺辨》和《庚兒鼎解》。這兩篇文章,能看出你後來的學術風格。

張:你是說,從這兩篇小文章,就能看出我後來形成風格的考證方法?

韓:是的,可用精細二字概括。我注意到這兩篇文章的寫作時間,《庚兒鼎解》發表在一九六三年第五期的《考古》上。《陳喜壺解》發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的《文物》上,這樣的文章去了就會安排發表,也就是說,一九六四年夏天你還在寫文章。這年十月你就抽到“四清”工作隊集訓,不久就進村了。接下來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說,“鳥書戈”那篇,是你考古學術生涯的肇始,而這兩篇文章,才是你一生事業的分水嶺。如果說此前你還是個懂業務的領導幹部,有了這兩篇文章,就是一個文物考古方麵的專家。具備了這個資格,後來掛帥整理《侯馬盟書》,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兒。

張:你這個分析有道理。從一九五八年擔任考古所所長,這些年我一直在鑽研業務,巴望自己能成為一個合格的考古學者。

韓:你看,這些年山西的考古發掘在不停地前進,你也在不停地前進,發掘需要考證才能見出更大的成績。就像兩個人都在往前走,總會在一個路口遇上。侯馬盟書的發現,就是這樣的十字路口。今天不著急談盟書,還是說說你怎麼在“壺”裏做道場吧!

張:怎麼說我這是壺裏做道場呢,同樣的意思,說“壺裏春秋”不好嗎,也暗合了“皮裏陽秋”的說法。

韓:我的這個說法,是從“螺絲殼裏做道場”套過來的。壺裏做道場,雖說地方逼窄些,但能在這麼小的地方做開道場,得有大本事。至少你是在這裏練下了大本事。還是先說“庚兒鼎”吧。

張:這事兒我記得清楚。侯馬上馬村有個東周墓群,一九六一年省文管會和考古所,做了一次考古發掘。十三號墓出土銅器最多,其中有兩個大鼎,大小相同。看看書(翻出《張頷學術文集》),口徑是四十厘米,足高十六點五厘米,腹部有兩層蟠螭文,中間綯索紋相隔。兩鼎花紋、銘文大致相同。銘文三行二十九字,在腹內,斷開是: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之子

庚兒,自作飤緐,用征用

行用龢用鬻,眉壽無疆。

同徐。從銘文上看,這是徐國的器物。鑄鼎者是徐王的兒子,按業內規矩,可叫做“庚兒鼎”。那些年我對青銅器的著錄做過研究,查看了一些資料,對這一對鼎的來路就有了大致的判斷。

《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是郭沫若早年在日本完成的一部重要的著作,權威性很高。書中著錄了七件徐器,跟我們的庚兒鼎文字風格大致相同。徐國七器銘文都有韻,此鼎也一樣。細看鼎上文字,筆勢流暢,舒朗奔放,與七件徐器中的沇兒鍾和王孫遺者鍾非常相近。庚兒鼎中的“庚”字,與沇兒鍾銘文“徐王庚”三字中的“庚”字寫法非常相近,兩器上的“兒”字也非常相近。還有一些相近的字就不必說了。關鍵在於,這個“庚兒”在徐國王室中排在什麼位置。

郭老《大係》的考釋,對徐國七器排列了先後次序(指指文集裏《庚兒鼎解》一文)。前麵的對比別看了,重要的是這一段。你自個看吧。

張先生有點累了,仰靠在墊高的枕頭上閉目養神。我接過書看下去。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此次侯馬東周墓所出土庚兒鼎,與沇兒鍾銘文中“徐王庚之子沇兒”的徐王庚當為一人。因之,它在文字風格上和沇兒鍾、王孫遺者鍾極相近似。但在時間上,庚兒鼎較沇兒鍾要早一些。如前所述,徐王鼎和宜桐盂是較早的徐器,宜桐是前器徐王之孫,當鑄造於同時,二器文字風格相近,比較端莊渾厚。庚兒鼎是徐王庚為世子時所作,沇兒鍾是庚兒為王時其子沇兒所作。此二器時間先後銜接,文字風格由規正變為豪放。王孫遺者鍾的文體既與沇兒鍾“如出一人之手筆”,遺者自稱王孫,很可能是徐王庚之孫,亦為徐王庚在位時之鑄造器。如果遺者是容居的話,那末容居往吊於邾,他代表的或許是徐王庚或其子沇兒。因此,庚兒鼎、沇兒鍾和王孫遺者鍾應在春秋中葉以後,即郭院長所說“與魯襄公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