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從壽夢開始稱王，當時壽夢的幾個兒子如諸樊（太子遏）、餘祭（戴吳）、餘昧（夷末）、季劄均可稱為王子。餘昧為吳王時，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僚”是太子，但《公羊傳》說“僚”係壽夢庶子，當然也可稱“王子”。以後則有“公子光”（王闔廬）、“太子夫差”（王夫差）。以上幾個吳君中，其名與“於”音相近者很多，如“餘祭”（亦名戴吳），“餘昧”（亦名夷末）的“餘”、“吳”、“夷”。還有一個“勾餘”，《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載：“……吳勾餘予之朱方。”服虔認為“勾餘”即“餘祭”，杜預則認為勾餘是“餘昧”。還有一個名叫“掩餘”亦稱“蓋餘”的，《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為三軍……掩餘帥左。”杜預注：“掩餘，吳王壽夢子。”
以上這些人都有稱“王子於”的可能。最有可能的莫過於吳王僚。《左傳》昭公二十年：“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於。”杜預注：“州於，吳子僚。”州於的“於”字與“王子於戈”上的“於”字形音皆同。所以“王子於之用戈”，當即吳王僚為王子時之器。至於“州於”本為兩個字，兩戈上隻稱“於”，這種例子在有關資料上是屢見不鮮的。《史記·吳太伯世家》說：太伯十五世為“轉”，《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柯轉”，《楚辭·天問》稱吳王壽夢為“夢”。因之“州於”單稱為“於”是完全可能的。
假如州於為吳王餘昧之子的話，則此戈當是在吳王餘昧元年（公元前五三〇年）至吳王僚（州於為王）元年（公元前五二六年）四年間所鑄造。假若如《公羊傳》所說，州於為吳王壽夢庶子的話，則此戈當是在吳王壽夢元年（公元前五八五年）至吳王僚元年（公元前五二六年）五十多年內所鑄造。
韓：吳王僚為王子時的戈，怎麼會到山西萬榮縣黃河邊的墓葬裏？
張：從曆史文獻上看，晉吳兩國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吳國是晉國為了在南方對付楚國而扶植起來的國家。據《左傳》成公七年記載：巫臣申公由晉使吳的時候，帶了十五乘兵車，一百二十五個戰卒，教吳國乘兵車學戰陣。申公並把自己的兒子作了吳國的“行人”（使者）。晉平公十四年，吳季子曾聘使於晉國。晉定公時與吳王夫差有過“黃池之會”。在這些頻繁的接觸中，銅器互相交流的情況是會有的。春秋末年，晉國趙襄子謀臣中有延陵玉，戰國時趙孝成王臣子中的延陵鈞。西漢時，代郡有延陵縣。據《通誌·氏族略》載，因吳季子居延陵，其後因以為氏。從這些線索可以推斷，吳國被越國滅亡之後，延陵季子的宗族逃亡在三晉地區為仕者大有人在，故很有可能把吳國的宗器帶到今天的山西地區。
不光是文獻上的記載與推斷，從出土文物上看，也有實物的例證。清代同治年間在山西代縣的蒙王村，曾出土過“吳王夫差劍”。幾十年後，在萬榮出土吳王僚鑄造的戈，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
前麵說了，戈上共是七個字，我釋出了六個，隻有一個，就是戈內又像花紋又像字的一個字，當時沒有釋出來。過了兩年才釋出，是個“揚”字。
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樣的考證，真可說是“多重設防，層層剝皮”了。
張：這對戈頭是一九五八年還是一九六一年發現的，記不清了，我見到是一九六一年，既是河水衝塌崖岸裸露出來，當在夏秋之交。戈頭，還有別的古物一大堆，運回博物館，我見了開始研究，第二年春天寫成文章，叫《山西萬榮出土錯金鳥書戈考釋》。不到夏天，就在《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四五期合刊號上登載了。就算一見到實物就開始研究，也就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是這篇寫鳥書戈的文章，讓我對容庚先生又感激又敬佩。容庚先生是老一輩古文字學家，金文專家。你知道這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