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省委宿舍搬到崇善寺下院，雨湖夫人還哭了一場。住省委宿舍，是二層樓，上下水，暖氣馬桶什麼都有。到了這兒，兩間平房，要啥沒啥，年年冬天都要買煙筒（用上一年就壞了），打煤糕，生爐子取暖。去廁所還要走一截路，天黑了沒月亮，雨湖夫人不敢出去。晚上睡下，老鼠在頂棚上麵跑，下了雨頂棚漏水，得接幾個盆兒。是有許多不方便，可我覺得，還是把家搬過來好，省心，可以專心工作，專心看書學習。
當時文管會，沒有考古項目，我剛來，也拿不出什麼方案。文管會下麵有個勘察組，還有個侯馬工作站，是崔鬥辰當主任時成立的。這兩個部門，名義上跟考古所是平列的，隻能說侯馬工作站跟考古所的關係緊密些，沒什麼事，我就去侯馬工作站蹲點。我要光是文管會的副主任，反倒好了，可以領導他們，可我同時是考古所的所長，就不一樣了。這樣，去了是副主任，卻不領導人家，當然也不是去那兒打工的。處境挺尷尬。我不在乎，去了問這問那，慢慢對這套業務就熟悉了。
我這個考古所，還跟在大中寺那邊一樣，沒掛牌子，也沒有單獨的編製。要人沒人，要事沒事，下去還好說，在太原就啥事也沒有了。上了班，就我一個所長，還有個打雜的。沒事還不好辦嗎？就看書。在省委，誰看見我都是個忙人，到了這兒，誰看見我都是個閑人。這兒是文廟，祭祀孔子的地方。有個朋友，就是江萍同誌，見了我打趣說：“孔夫子有七十二賢人（閑人），加上你就成了七十三賢人（閑人）了。你真是優哉遊哉，得其所哉。”他認為這兒是個修身養性的地方，一天到晚閑著沒事，我也就成了孔夫子的第七十三個賢（閑）人了。
由人說去吧，自己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做什麼就行了。從一九五八年擔任考古所所長，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這七八年，是我在業務上的一個學習期，也是事業上的一個發軔期。
一開始，我完全是作為一個有點文化基礎，有點曆史知識的領導幹部，派到考古所的。當時的省委領導，有的知道我在金石方麵有些基礎，比如鄭林同誌，王大任同誌，對我還是信任的。都是老領導，很寬容，在他們看來，懂點就行了，是不是內行無關緊要；隻要能開展工作，把一個部門領導好了，就是用人得當。可我這人，有股子勁，你說是幹一行愛一行也行，說是不讓人也行，反正是做什麼就想做成個樣子。過去人常說，沒有三年的外行，說的是手工業行裏的事。意思是，跟上師傅學手藝，再難的手藝，有三年也學會了，成了行家。這道理，用在做學問上也是成立的。考古再難，也不過是一門學問，我就不信，下上三年苦功夫，還是外行？
你不知道我下的是什麼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後來我也悟出來了，學問上的“笨功夫”，就是“背的功夫”。錢鍾書下的就是這號功夫。不過人家腦子好，記得快，我腦子不好，記得慢。這沒有什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記得慢也有慢的好處，就是牢靠。
不過，背，還是有講究的。不能跟小學生似的，天天早上起來哇啦哇啦地念。我的辦法是，看，輕聲念，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背過來。背的時候，一定要有聲兒。
瞅見我牆上那兩個木牌子了嗎？那叫水牌，過去字號（商店）裏用的，專門用來記賬。為啥叫水牌，有人說是記流水賬的，有人說是用水一擦就沒了。南方似乎叫粉板，魯迅的小說《孔乙己》的最後，“到了年關，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或許是魯迅沒在商店裏待過，誤記成粉板了。我托朋友在介休找下這麼兩塊水牌，凡是要記的，用毛筆寫在上麵，天天看，天天默念，三個月兩個月後，記得滾瓜爛熟了再擦去。
這功夫一下就是六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進了牛棚才停下來。
你可別小看了這個笨功夫，做起學問，給我的好處太多了。不說寫文章了，去了哪兒開會發言，多大的教授，要引用個什麼，差不多都是手裏拿個紙片片照著念。也有那不念的，很少能將一段文章完全背下來，常是說，大意是什麼，能背上三兩句，都叫年輕人驚訝得不行。我不是這樣，一大段古書上的文句，嘩嘩嘩就背下來了。我的介休話有時候他們聽不懂，有人認為就是背錯了他們也聽不出來。他們不會，怎麼能聽得出來？有一次，我背完有人說聽不清，正好是在大學教室裏開會，旁邊就是黑板，我拿起粉筆全寫出來。有人找來古書對了一下，隻有一個標點符號不對，也隻是跟他拿的書比照不對，也能說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