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下午三時去了張先生家。事先打了電話。這是我跟張先生約好的，他要是有事，或是身體不適我就不去了。畢竟是八十八歲的人了。
上次談他幹爹幹媽，給了我個啟發，就是要談得細些，挖得深些。這次不想往下談，談在樊城的事，還想談他少年時在介休的事。我想知道，他的家族中可有什麼文化人。所以挑起這個話頭，是我總覺得，像張先生這樣沒有多少學曆而終能成大器者，少年時必定有某種引導，至少也是某種啟迪，否則，一個寒家子弟，怎會從小就有那麼大的誌氣，一心向學，終生不懈。
沒想到我會這樣提出問題，張先生沉吟片刻，隨即朗聲言道：有一個，有多大影響當時也不知道，不過，我是很佩服他的，是我的堂兄。前麵說過，原名張連仲，後來叫張帆。還有個筆名叫張中龠，一度用作本名。
做什麼的？我問。
張先生說，天津一家當鋪的小夥計。看出我有些失望，又說，可別小看了這個當鋪的小夥計，二十四歲時就出了書，署名張中龠。當年可是我們那兒一件引起轟動的事，介休城裏有個書店，叫普通書店，就賣過張帆的這本書。
接下來說起這位堂兄的簡曆。一九一一年生人，伯父張縉紳先生的獨子。十六歲縣立高小畢業後，隨其父去天津學生意，進了位於東門外水閣大街的“德恒當”做學徒。財東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黃家。
張帆是個有誌氣，也有文才的年輕人。進入典當業後，經過幾年的觀察，決心興利除弊，為舊典當業開一條新生路。這誌氣可不能說小。於是廣泛調查，潛心結撰，寫了一本書，叫《天津典當業》。成書在民國二十三年，出版在民國二十四年，當時不過二十四歲。這一年我十五歲，高小還沒有畢業。人家這麼小就能出書，我很佩服也很羨慕。
我說，你們和伯母家……
張先生聽出我的意思，說，各是各的，伯母待我們母子太刻薄了。堂兄對我，沒有成見，反而有更多的同情與關愛。
張帆比我大九歲，小小年紀就到天津進了當鋪學生意。當鋪規定，前三年不準請假，滿三年後，每兩年有六個月的假期。也就是說，我平日是見不到這位堂兄的，假期回來，隻是在一起坐坐，年齡懸殊，沒有更深的交往。不過，能感覺到，對我這個堂弟還是親熱友好的，常問些學業上的事，鼓勵我求學上進。有次他從天津給我寄回鉛筆和小人書，激動得我一連多少天，晚上睡覺都要把鉛筆和小人書放在枕頭邊才能睡得著。出書不久，張帆就回到介休老家，從了政。再後來就在二戰區當了幹部。抗戰期間，山西這一帶屬第二戰區，是閻錫山的地盤。後來就一直從政。
我說，張帆從政，有沒有什麼背景。
張先生說，沒背景，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天津回來不久，就是一九三六年吧，閻錫山政權在全省各縣，考試錄取村政協助員。介休全縣會考，張帆考了第一名，沒當村政協助員，委任為縣公道團的區團長，全縣隻有四個區。後來省裏舉行高等文官考試，介休去了三個人，另兩人中學畢業沒有考上，他高小學曆卻考上了，任命為祁縣公道團的縣團長。這時我已去了樊城。抗戰開始後，張帆隨二戰區黨政機關去了晉西的鄉寧縣，在第二戰區軍政幹校第十五分校任政治教官，後又考入民族革命政治實施研究院為研究員，結業後任石樓專員公署秘書。抗戰勝利後當過繁峙縣縣長。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初也是張帆的引薦。不是說他是個革命人士，是他給了我這個機緣。從經曆上說，他隻能算個進步人士吧。
我想多聽些張帆寫書的事，便問《天津典當業》是本什麼樣的書。
張先生說，他這裏就有，說罷起身，從東側的書櫃裏取出一本，說是介休市原博物館館長師延齡同誌，在北京的一次拍賣會上買下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