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那些被稱做士人的，有原則，有信念。雖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來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雖不能把各種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稱道之處。因此，他們並不要求擁有很多學問和智慧，但隻要有一點，就務必要徹底明了；他們的言語、理論不求很多，但隻要是他主張的，就務必中肯簡要；他們所完成的事業也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務必要明白做這件事的原因、意義何在。他們的思想如此明確，言語如此扼要得當，做事如此有根有據，猶如人的精神和形體一樣和諧統一。這就是一個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獨立的知識分子。外在力量很難改變他，富貴對他未必有什麼增益，貧賤對他也不一定有什麼損失。這是士人，也就是知識分子的主要特點。
至於君子，《論語》中共提到80餘次。例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君子貞而不諒”，等等。
君子的特征是，說話做事誠實守信，對人不存忌恨。秉性仁義卻從不向人炫耀，通情達理，豁達明智，說話謹慎斟酌，從不武斷。行為一致，堅守信仰，自強不息。在別人看來，他們顯得平平常常，並沒有什麼特別出眾之處，但是想變成這樣的人卻十分困難。
孔子告訴子路說：“如果有像臧武仲一樣的智慧，像孟公綽一樣的清廉寡欲，像卞莊子一樣的勇敢，再加上冉有的技藝和禮樂的陶養和修飾，那一定就可以是個人格完備的君子了。”
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都是魯國的大夫，為人都很賢德。
孔子接著又說：“現在的所謂的君子，已經不要求如此完備了。隻要能夠做到見利而想到義，遇到危難能從容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人相約，不管事隔多久，都不忘掉承諾，這就算是人格完備的君子了。”
“賢”這個字，《禮記》中的解釋是，“賢猶善也”，《說文解字》中說賢就是“有善行也”。
孔子稱讚伯夷、叔齊為賢，因為他們“求仁而得仁”。孔子又讚許顏回的賢，說他“三月不違仁”。
可見賢人要以行仁為本，他們的品德要合乎法度，行為要合乎規定，言論要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道性要足以教化百姓。他們樂善好施，普濟天下，能使人民富有，沒有疾病和貧困。
道德修養達到極致的人，被稱為聖人，這可以說是行仁的最高境界了。
所謂聖人，必須達到自身品德與天地自然法則融為一體，來無影，去無蹤，變幻莫測，通達無阻。他們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都自然相處，融洽無間。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
孔子曾經說過：“神明不測的聖人，我是見不到了，能夠見到一個才德出眾的君子，我也就滿足了。”
孔子晚年的時候，回憶他一生追求學問和道德的過程，他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從15歲開始就一心向學；到了30歲，便能立定誌向，不肯輕易改變；40歲時，對一切事理都能明白而沒有疑惑；50歲的時候，就知道天命的道理了；60歲時，耳邊聽到什麼，都能明白而自然貫通；70歲時就能隨心所欲，而不會超越法度。
孔子已經臻於仁的最高境界，無愧於“聖人”的稱號。